雨前茶
雨前茶
正文
kingofchn于 2007.08.28 11:59 发表在草根文学社,文章编号：4215945
【散文·草样年华】新中国一代人【社团推荐】
第一章朦胧岁月
有时人的思绪犹如薄雾，使你不断的回忆那已经淡忘的往事。
上世纪的50年代，当我们随着列车去往上海，那时仅5岁的我还不知道我们实际上代表着解放后出生的新的一代人。
那时父亲正在北方的某个城市当公安局长，正在忙于剿匪时，被派往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学习，毕业后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检察官留在上海，我们全家在53年阳历新年风尘仆仆从山东赶往上海。
火车喀嚓喀嚓的开行着，在傍晚，靠近南京的长江边，又坐上过江的火车轮渡。我们姊妹几个在火车上跑来跑去，嘴里吃着五分钱一个的黑面包，兴奋极了。
56年我成了上海高安路的一所小学的小学生，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们这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里既有几个上海市付市长的孩子，还有许多当时上海市上层知识分子，大资本家，社会名流，著名电影演员，音乐家的子弟，当然还有许多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孩子。那时这些孩子在课堂上打打闹闹，嘻嘻哈哈，谁也不知道之间身份的差别，一直到文革。
后来我又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时我已经是5年级的学生，开始知道了解周围同学的状况了，这所学校又可以称的上一所“名流学校”，学校的学生居然按其父母的工作单位和身份地位分为华东局派，上海市市委派，上海市人委派，我们的班级有市委宣传部，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的孩子，有上海市人民银行行长的孩子，那时大概由于孩子都还年龄太小，还不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故学生之间没有什么等级观念。
当然这些“名流家庭”几乎每家的历史都能写一篇故事，在文革中这些家庭也许无一幸免的挨斗，这个你只要注意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或者在文汇报，解放日报，甚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间或就能读到他们的新闻。
那时学生在放学后都要参加课外小组的学习，我们的课外学校小组在一个出生于资本家的同学家中，这是一幢四层的小楼，后边有一个花园，令人奇怪的是他家中居然驻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每次我们到他家中，在做作业前，他家的女佣都要给我们每个人递上一杯咖啡或热气腾腾的牛奶，外加几片糕或饼干。做完作业后，我们在他家的弄堂口玩，同学会从他家中拿出一沓沓簇新的国民党时代出的法币，面额可达2千万，当然当我们回家时人人成了“亿万富翁”，书包里装满了厚厚的一叠钞票。
间或我们还会到另外一家父亲是上海名律师的家中做作业，那时上海有电话的人家不多，我们居然在电话本上发现了他父亲的名字，由此我们知道他爸一定是个有名气的人，在他家豪华的客厅里，摆放了一架钢琴，有时同学的母亲会即兴弹上一首小夜曲，我们那时是小学生，不懂，只觉的很好听。当然我们更想不到的是他家每人都有一个小提琴，好像是六个，这也许是我最初对小提琴的映像，买一个小提琴成了终生的梦。
记得刚到上海时是冬天，我们还穿着山东人冬天特有的大棉袍，这对十里洋场的上海人来说真是“土”到家了，但一听我们是从山东来得老八路，都十分尊重，解放以后上海本地人一直很尊重来自解放区的老八路，特别是老年人，这应该和解放初共产党的干部廉洁自律有关，当然现在今非惜比，人们更怀念以陈毅为代表的老一代上海的干部。
第二章浅识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原来人根据其家庭出身，家庭收入是有所区别的，我的一些住在康平路的同学，在二年级时，我们从来只能跟他们在他们家的大门外玩，永远进不了那个有解放军把门的大院，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干啥的。真正知道那要到上中学以后。
当然那时上海的高干住房要比普通人家要高级，如我家一开始就住在一个法式别墅里，后来搬了家，周围都是上海或者华东局的干部，到了晚上，到处都能看到解放军在执勤，那些同学的父母都是坐着公家的汽车上下班，当然司机就住在他们家的楼下。
资本家的子弟永远那么有钱，他们口袋里经常掏出来得是一块钱或者五块钱，这一点干部子弟似乎又比不了，而普通贫民子弟口袋里永远都是瘪的，哪怕是一分钱也不会从他们的口袋里翻出来。所以有一次一个据说爸爸当过国民党连长的同学说他们家过元宵节一个人分了一个汤圆，同学们都大笑，那时太小，谁也体会不出穷人的艰辛和难处。
那时我们经常徒步踏着青青的麦田到龙华去玩，那时上海的郊区很干净，小河里的水清清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一切都是那么纯净，包括空气。龙华有个城隍庙，好像还有个龙华监狱，高高的围墙布着电网，每走到那里，我都有一种莫名之恐惧，这大概是来自人类天生的对犯罪和监狱的恐惧。
父亲的工作很忙，我记得常常有个把月在家中都看不到父亲，有一次还是检察院里的一个山东来的老厨师把我带到外滩才看到父亲，就是这样也没对我说两句话，还是那个山东大爷给我买了一份又臭又咸的腌带鱼加上一碗米饭，打发了我。
父亲到底在上海是作什么工作的，直到文革期间，我在父亲单位和马路上看大字报，才知道若干，当许多细节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记得文革结束后，父亲有时在闲谈中聊到他在上海解放初涉及到的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杀害李大钊的当年的执法队长的案子，在提篮桥监狱提审犯人的一些简要事情，大概为了保密，父亲永远不对我们深讲这些事。
第三章人啊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进入中学后，学生之间由于家庭出身在进行分化，资本家子弟不再受到人们的羡慕，特别是遇到参军，考大学这些政审要求很严的场合下，家庭出身简直成了这一代红旗下长大少年和青年未来前途的一道坎，我至今还体会不出那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儿时的朋友和伙伴是如何度过人生的这第一条坎的。
有一次我听到这样一件事，我的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的哥哥参加完高考后，扬言他这次将可能是全国第一名，而他报考的是清华大学，他预言凭分数绝对没问题，接下来，是整个夏天漫长的等待，他的同学一个个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他没有，直到有一天他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第二天，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假如早到一天，或许能挽救这个杰出青年的命运。后来听说还是清华大学采用“可教育好子女”的名额录取的，可惜时亦晚也！
当然出身工人，农民，干部，那时叫革干子弟，革军，革命军人子弟幸运的多，有些人不用考试就进入大学，并且毕业后保送进入国家的保密单位，重要机密行业，或者外事，外交部门。每年春季或秋季，国家一些部门就会到大学或者中学去挑选所必需的人，当然这些幸运儿的家庭出身绝对重要，没有这些作保证一切免谈。
在大上海住着，处于孩提之间的我还并不知道我们国家那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只知道家中的饭桌上有了许多胡萝卜，一只老母鸡要值400元，我家从山东来的奶奶从菜市里买来肉骨头，在将肉分离后，将骨头用铁锤砸成肉泥，做成丸子。一直到64年，我离开上海，到了山东一个城市，才知道那时国家的形式有多严重。我的同学是个画家，那时他画了一副画，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一个破烂院子里放了阴森森的几口棺材，同学说那就是他们家的几个兄妹。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都不知道什么叫赚钱和做生意，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所以饿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现在下岗的人只要陷于困境中的家庭多是那个时代生人。这就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偏差，把人都变傻了。只知道奉献，不知道索取，当国家政策一变，登时陷于困境不能自拔。
第四章文革灾难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文革是个永远摆脱不了的话题，昨天一个20岁的女孩在网上问我你对文革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个我长期思索的问题，至今我没有看到任何权威的对文革的定义，只好按我个人的理解回答她。我说文革是什么？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对现代社会的复辟，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她又问那你认为文革难道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回答有！是文革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当然是从反面，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从历史上说中国人第一次放开了眼界看世界，文革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是中国终于打开了自锁多年的大门，从此封建专制将不能再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所以现在还隐藏在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只能靠“戏说”维持在舞台，电视剧里，却永远再上不了政治和社会这个真正的大台面，当我回答这些问题时，我的脑海里还在不断浮动着文革那些场面………
文革那年我十七岁，一天当我经过父亲工作单位大门口，突然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发生了，只见几个带着北京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和几个机关干部将父亲从大门里推出，又有俩个人猛的压住父亲的胳膊，第三个人则将父亲的头发向后拽………。这情景叫人终生难忘。以后我在机关的有关父亲的大字报上看到潘汉年，杨帆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为什么和父亲的名字连在一起？
应该说文革是一场人的身份的大分化，我的许多同学，父亲是总工程师，教授，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学生的身份分为红五类，黑五类，后来又是黑七类，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是黑帮，所以我从来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哪怕我没有资格成为工农兵学员，没有资格参军，但是那些出身于资本家，或父母是右派的同学就不一样，在学校里他们永远低调，永远不在公开场合下开口，也从来不写大字报。如今这些人已经五十岁左右，当我们的后代要我们回答什么叫文革，你那时在干什么？大概有一千种答案！
应该说中国能挺过这场世纪大灾难，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老干部，中国这批老干部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始终是社会的中坚，文革中尽管党组织被基本砸烂，中国的经济几乎崩溃，但由于有了这批老干部在，社会似乎就有了公理，有了正义，这些人尽管曾经拥有大权，但基本上没有人敢滥施自己手中的大权，故陈老总，彭老总一直是人们亲切的话题，这就是共产党得以稳固控制权力的基础，人民的信任主要来自于对这批老干部的相信，认为他们能给社会正义和良知，在这场大乱中人性没有泯灭也鉴于此。
而第二方面还是这些老干部给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的冲击，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对老百姓忠心耿耿的大批官员，这一点始终受到普通老百姓的认可，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文革后如凤凰涅盘重生的基础。
人说道天作孽尤可恕，人作孽不可恕，一场文革斗了多少干部，真正倒下去的有几个？
文革使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分成369等，年轻人在各种机会中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就是在这血与火的斗争中，我们还是能够时而听到一曲《梁祝》。
文革耽误的不仅是我们那一代青年，还有那一代老干部，那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坚力量的中层干部正好在40岁左右，可惜了这一代人，到文革结束正好十年，很多人在等待平反后剩下的能够重新工作的时间只有寥寥数年。
这一代老干部终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不得以，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这个有着长期封建制国家由于封建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结果，自那以后，中国将最终走向现代社会。
我们用几代人的牺牲，用文革这种特殊的形式埋葬了封建专制主义，从此封建专制不得再生，无论出现什么“皇帝”。
第五章文革时人没有眼泪
文革期间各种批斗会盛行，恐怕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全国一天开多少场批斗会，有多少人被批斗，有多少人参加批斗，文革十年一共开了多少场批斗会，有多少家庭在这些各种批斗会上家破人亡。
我有一次经过一家剧院，豁然发现我父亲的名字登载在剧院的海报上，原来今天剧场里正在批斗我的父亲，到了下午两点，父亲才回家，后来听人说父亲在这次批斗中挨了几个年轻人的打，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向我们具体讲过，也许是男子汉的自尊，也许是他们那一代人生来就没有眼泪。十年文革父亲究竟挨了多少次批斗和挨打，就像其他那些老干部一样，直到父亲去世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和老干部同时受罪的还有另一部分人，那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们的子女。
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其实这些一睁眼就沐浴在新中国阳光下的青年和普通人一样上学，接受教育，学习雷锋，不管男孩女孩心灵纯净的像一朵花，只有在他们长大才知道自己并不是“祖国的花朵”，而这仅仅源于他们出自不同的娘胎，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这正是中国封建传统在中国具体的表现，现在谁要还提到谁谁是地主出身，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要嗤笑这个人的愚昧，那时可不一样，一旦你和地主这个词沾上边，那就意味着你从此人生到头了。我们从这就可看出中国确实在进步。
那时“地富反坏右”子女在个人前途就此葬送的情况下，如何挺过这一段最艰难时期的，我不知道，如今他们也进入了老年，除了个别特别聪明者外，很多人可以说一生终无成就，庸庸一生，但是能在那个时代，特别是这种屈辱的条件下，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忍耐才能活下来，何况是整整一代人。
我下放到农村后看到的有家徒四壁的“地主”，有家无隔夜粮的“富农”，满手老茧的地主富农的子女，每当村里开批斗会，他们都要走上台去低着头陪斗，这些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大多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我们已经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封建专制主义阴魂就在我们周围，还是那么顽固，盘根错接，咬噬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要使我们最终摆脱这个可怕的幽魂，唯一的出路就是敞开我们的国门，将封建主义的余毒从我们包括下一代心中驱除。
还有，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眼泪，包括女人。因为你一旦流泪就表示你同情阶级敌人，你不服气，你有怨气，你贼心不死。
文革已经离我们有三十年，现在我们和那时的想法有多么不同，但是我们不管是有了钱还是没钱，我们都不要忘了到底人生是什么？我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干些什么？
第六章共和国的忠臣和“老运动员”
文革中人们总是戏称那些一有运动就被提遛出来的干部为老运动员。我认识一个一解放就在某个大城市任市委付书记的老干部，也许文化水平较高，喜欢在公开场合批评，故自从59年反右倾后，行政级别一下从10级降到15级，从市委书记降到一个小矿山当生产科长。到了文革前又给他恢复了职务，面对人生际遇，他似乎毫不在意，经常是一杯浊酒，一碟花生米笑谈人生，在种种不公待遇前从来不见其发牢骚，这倒是构成了当时一代老干部一大特色，就是面对群众运动，无论群众怎么斗他绝看不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组织本身有怨言，也不对老百姓的过火行为抱怨，这是一代没有个人私仇的一代干部。
那时老干部的被斗大多为“政治问题”，某年某月你干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被老百姓拿出来掂量掂量。基本没有什么贪污受贿问题，因为那时干部都在家吃饭，没有现在那么多吃请，也没有什么小姐，所以现在政府官员经常上馆子泡酒吧舞厅小姐在那时简直是天方夜谈。由此可见现在官员腐败已经到了令人惊心的地步，说起来真正叫人寒心。
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都处于崩溃状态，而大批的老干部还在等待着解放平反，最后收拾局面的还是靠这一批干部，许多人已一被宣布平反，立刻就开始工作，没有人想到会要国家赔偿。还有一些人还来不及等到平反就闭上了眼睛。
套具现在的时兴话：一个党员就是一杆旗，那时的老干部才真是一杆旗，有了他们，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文革结束数年内，将党组织的各项瘫痪的事项恢复过来，许多老干部还没有时间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就要去听取和处理大批群众在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冤屈。
文革之所以没有造成最后的天下大乱，和中国共产党有这一批忠心耿耿的老干部有关，那时许多群众饱受各种运动煎熬之所以没有对我们国家完全失望，靠的也是党内这一批老干部。
据说毛主席纪念堂建好后各地组织老干部去参观，有的老干部在毛主席遗体前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我想这哭声也可以算是惊天地泣鬼神了吧！
有时清明节我去扫墓，看到的许多原本是活生生的人的名字，很多都是在文革前后辞世的，关于文革往往只有一句话“在文革中受到迫害”。那后面有多少泪水只有他们的家人知道。
有时我想我们现在给学生上什么政治课讲的那些知识如此枯燥无味，我们有那么多活生生的教育资料为何不能用上。我们那些党史专家有时间去钻研那些枯燥的理论，不如创立一个《中国老干部学》，去从那些老干部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中去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
中国的这一代老干部不是封建国家的忠臣，而是从普通民众中，从中国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最杰出的人才，尽管由于历史的限制有人做错事，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大部分人以他们的正直无私还是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这就是一场文革的文火和武火都烧不死他们的原因。
而比照现在那些贪官污吏纪委还没有找他们谈话就吓得尿裤子下跪真是有天壤之别。
第七章当哀乐响起的时候
在文革时代，人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哀乐，记得陈毅元帅去世那年冬天，就像2005年的冬天格外冷，北方下了一场又一场雪，哀乐就在中国北方大地上一遍又一遍的放着，天若有情天亦会下泪，那时家家户户心情沉重，中国不可见的未来压得人人喘不过气来。
我父亲在被造反派非法关押3年多后，刚刚放回家，当父亲回家后已是一身的伤残，而全市竟然没有找不到一家医院给一个没有定性的“走资派”看病。
我那时在农村下放，在一个凛冽的寒冬，我们靠在一条在挖的沟渠边听了大队书记传达中央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其实我早在去年的10月1号就在境外一家电台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告诉了我几个同学，人人不相信。林彪事件并没有改变我们下放学生的命运，倒是父亲莫名其妙的在年三十被放回家了，这或许是沾了林彪的光。随父亲带回家的除了一卷已是处处露棉絮的破被子外，就是父亲藏在枕头里的一大叠写检查的稿纸，如今这些稿纸还放在家中，除了已经有些发黄，字迹还很清楚，成了父亲最宝贵和最后的遗物。
以后就是慢慢的等待平反，其实那根本不可能，倒是造反派有时开大会，又想起父亲就又把他拖去斗一通。
后来听人说，有几次造反派都打算利用批斗会用学生的力量将父亲打死，都被一个支左解放军就能下来，这个解放军据说是不对一个营级干部，父亲是个师级干部，此人现在何处已经无从打听。
那时社会上有许多流言，流传着有关彭老总，朱老总的故事，人们用传说这些故事在抒发自己的感情。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确实是人民的感情的依靠，好像不管中国变到什么程度，只要这些老总在，中国就有了希望，人民在盼着这些老人出来，所以只要报上只要一登了某个老帅的名字，人们就会私下猜测中央有什么新政策了。也就是这样才会有后来的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人民用纪念周总理表达自己的愤怒。
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去世领导人的怀念场面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谁看到过过去一个皇帝死了老百姓自发站在马路上眼泪长流送别，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说明共产党确实是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党。
1976年的四五运动实际是在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个失去自己的最高领导人，国家和党处于万分危机的情况下人民自发站出来捍卫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共产党的一个行动，世界上没有那个党会有这样的荣幸。
巴金老人曾经建议建一个文革纪念馆来教育后人，其实不用建，这个纪念馆早就留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人的心中。
至今我除了看到少数知识分子写得文革遭遇外，几乎看不到老干部自己留下的任何资料，其实只要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人都能写出或讲出一大堆事件来。
也许多少年以后，当这一代人逝去，史学家将无从用更精确的语言来描述那个时代，难道也会用电视剧“戏说”清代王朝一样演绎几部文革电视剧，那时说不定又会造就几个明星，那到是便宜了那些未来的明星们。
但这一切我们这代人历历在目，我似乎还能看到造反的年轻人向无数个老人，这些共和国的创立者冲去，接下来是那些银发飘飘的老人老泪纵横，这是共和国的灾难，是人民的灾难，不幸的是这些灾难让我们这些人碰上了。
第八章爱的复苏
我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爱”的教义，从现在教育专家们推崇的孔子等儒家学说，我们看不到“爱”这个字，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的忠孝不是真正意义的爱，倒是从西方的基督教义中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爱”，有一次我经过教堂门口，买了一张画，是用几十种“爱”的字体写就的一个大大的爱字，这简单的“爱”字似乎包括了许多待解的无尽的含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学不论是描写爱的诗歌，还是爱情小说好像也只能体现“爱情”之爱，至于小说，包括红楼梦这样典型的爱情小说在阐述“爱”时，也似乎缺少一些什么。
我们这一代是没有受到正确“爱”的教育的一代，有的是那种泛政治化的“爱”，诸如爱国家，爱人民，但是就是没有“爱心”。三十年前，我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独立宣言》，也不知道何谓“天赋人权”，这种教育的缺失使我们很容易接受片面的政治宣传。
所以当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看到美国大片《音乐之声》，心理的震撼不亚于一次地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爱，从主人翁玛利亚甜美的歌声，从一段《雪绒花》会使我泪水涟涟。
文革结束后人们看了许多西方传统大片，可以说从一定程度弥补这一段缺憾。假如我们从小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教育，也许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些年轻人就不会陷的那么深。
春节期间中央台放了一个意大利经典大片《佩拉斯卡》，影片描写的佩拉斯卡是个牲口贩子，为了抢救犹太人的生命，不顾个人安慰，冒充西班牙领事和纳粹周旋，无疑在佩拉斯卡这个人身上的某些品质正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所缺乏的，中国人的在一些关系到人的生存，人的权利方面更多的是漠视，所以我们在文革中才会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人而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记得文革结束后，我曾经发了狂似的收听澳广，法广，甚至台湾的音乐节目，一曲邓丽君的歌曲会使我们一连听几十遍，西方小说，西方哲学著作成了我们的首选阅读材料。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一直不断的自己问自己，假如再来一次文革，你会加入吗？
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就是一个社会不管怎么变，不管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富余或贫困，社会和我们的内心都不能缺少良知和正义，这或许是对“爱”这个字的诠释。
第九章空洞的政治教育导致教育的失败？
文革中，一次我亲眼看到我的一个平时为人相当温和的同学专门从家中带来理发工具向一个据说是伪国大之花的教师下手，那个年近五十的妇女无助的按着自己的花白头发，惊恐的看着锋利的剪刀从自己头发中间剪过，留出一道沟，这就是学生发明的“牛鬼蛇神”头，而这把剪刀推子是我这个同学在学习雷锋活动中专门买来义务为同学理发用的。
多年来我一直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文革开始前正是当时中国各项政治学习达到空前程度的时期，学习雷锋活动一轮一轮推向高潮，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其规模远非现在的任何政治学习可比，同时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从表面上也比现在高的多，但是这表面的政治活动的热潮是否掩盖着深刻的危机。
从理论上讲，学校是开展毛泽东思想思想学习，雷锋活动是除了部队以外最好的部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雷锋，是雷锋的精神感动了我们，雷锋那种急人民所急，爱人民所爱感动和教育了千百万人，雷锋为了他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甚至感动了许多外国人，对于我们那些称为“新祖国的未来的接班人”的一代，无疑雷锋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榜样，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文革一来许多学生成了打人“魔王”，斗人“先锋”，当一大批老干部被他们踩在脚下时毫无怜悯之心。学生的这些行为决不能从雷锋那里学来，为何我们多年的教育一旦化为乌有，这难道不值得教育部门，我们的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思考的吗？
按理说新中国的这一代是在沐浴着阳光长大的，内心不可能有什么卑劣的意识，除非别人有意识灌输，可是我们那时受到的都是正面的教育，应该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吧！何以文革开始，许多学生把过去受的良好教育通通抛弃，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一个人做人起码的良知和正义感，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有严重的偏差？
如今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了，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学校的政治理论课还是重复过去的模式，学生还是像我们那个时代一样，似懂非懂的背诵那些理论教条，但是沧海桑田，如今我们这个时代早已变为“金钱”时代，人的良知在金钱面前失色，在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万能的金钱”面前，空洞的理论说教将化为一阵风，只会徒劳，只会带来教育的又一次失败！
第十章自学之路
我一直以为人要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那就同动物无疑，不过是个“行尸走肉”，而人最痛苦的是在你应该受教育的年龄却不能去学校受教育。
文革毁了一代人，其中也有自己的责任，假如那时我确定一个自修计划，假如我不放弃，那最终结果也许又是不同。
我一直懊悔的是文革那几年自己荒废掉了，下放农村以后也没有好好读过书。而在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人应该是十几届学生。
等到文革结束猛地回头一看，我们这几届学生已经几乎是文盲，实际上我的英语除了26个字母，还记得的是起立坐下。
接下来的当然是自我疯狂的补课，1978年，我们中有的人考上了电大，白天上高等数学，晚上去补中学的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语文。
我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英语上整整自学了近十年，到85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夜大为止，据我了解这场主要由下放学生为主的学习运动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时间大约长达十六，七年，然而能够最终拿到文凭的恐怕仅占这几千万人里的十分之一，而这批人绝大部分人只要你在工厂企业几乎都逃脱不了下岗，如今千万下岗工人里他们是最典型也最可怜无助的一批人。
拿到文凭并不一定就一下能改变你的命运，当你老大年龄拿到文凭时，你才发现你周围的人都有文凭了，而这时人事部门又提出了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你有了文凭年龄又过了提拔的标准，达到了其他标准，你不是党员那你又达不到革命化标准，那个时代的人就为了这一个个人为的限制焦头烂额。
因为我是学外语的，那时外语好的人不多，特别是80年代，开始引进外国生产线的国营企业很多，我开始到一些翻译公司兼职，这时我就发现人的知识是远远不够了。
中国的大门在80年代后逐步的打开，我们就像一个本来关在黑屋子里的人突然看到门缝里透出一些亮光，能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那种兴奋心情可想而知。
特别是当外文资料放到你面前，你看到的是西门子，菲利普，IBM等这些当时看来十分生疏的名字，你翻译的资料可能是传统工业机床知识，也可能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你所要翻译的技术资料的语言也许根本和你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搭不上，这时我才想到也许我在农村并不是完全无用，农村的锻炼告诉你的就是无论一个人多么无助多么艰苦，只要你用心去干，总能干好。
我的身边有一批解放以来就工作的老工程师，这些人一生大多经历坎坷，却有着极其丰富的专业知识，我一方面向他们学习，一方面跳过他们自己查资料，毕竟经过文革他们的知识也老化了，特别是国内几十年的闭锁，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所掌握的知识在外来技术面前几乎完全无用，尤其是涉及标准，法律方面几乎没有人懂得，可以想象我们当时工作多难，所以当我们翻译好资料，要求翻译公司派人校对时，翻译公司的回答，找不到人校对，你们自己校对，校对不了，以后别干了。
有一次我收到一套意大利的标准，有2000多页，国内意大利词典至今少的可怜，最权威的还是一部文科词典，当时我才自学意大利语半年，靠着多年的翻译经验，啃了半年意大利语终于没有闹笑话，完成任务。
还有一次参加国内某重点煤矿从德国引进的煤矿机械，整整18个月泡在德语里，把中国煤矿总工程师手册啃了几遍，才完成。大概翻译的字数达到近百万。
从80年代初开始，我参与了国内20余项比较大的引进工程，涉及到大型机械加工，化工，洗衣机制造，煤矿机械，电子装配，环保。语种涉及到英，德，法，意，西。
2000年，给一家司法机关当兼职翻译，使我大量接触外国的司法文件，这时我开始自学法律，参加法律自考，我发现凭我的英语水平看懂国外的大学法律教科书没有问题，这时市场上有了美国，英国的一些大学法律教材，有刑法，民法，国际商法，所缺的是一般的法律知识。如今自学法律已经有了四年多，除了现烧热卖为一些单位翻译司法材料外，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美国英国的法律教科书上，没准一天我还能通过自学学完美国这些教材。
法律文件的翻译是项非常艰巨的活，你常常要担心万一你写得文件寄过去对方看不懂不认可那真是一个丢人的事，而法律文件类型很多，没有大量的时间积累这方面知识，很难胜任这份工作。
有一年，我接到中国科大教授－我的老师的电话，一家公司收到美国一家法院来的文件，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要我在两天内译出，还要给美国法院写一份回函，原来这是美国一家公司将中国公司告上了法庭，而法庭后天就要开庭，幸亏有了多年的准备，一天半时间就将全部资料译完。
机会只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如果你要自暴自弃，结果伤害不到别人，只有你自己倒霉。
这就是现实的严酷性。
第十一章受辱的心灵
文革过去多年了，很少看到人们回忆文革的文字，那是因为许多人在心里受了伤，不管你是整人者还是被整者。文革就是这样，你羞辱了别人也就同时羞辱了自己。
我手里保留了一份由著名作家树棻发表在1983年第六期《中篇小说选刊》，题为“夜深沉－浩劫中的周信芳一家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好的一篇回忆文革灾难的文章，文章以周信芳的儿媳的口气描写了周信芳和其妻在文革中如何走完人生最后的道路的，小说描述十分真实，催人下泪。
有一次中央台十套节目播放了采访原清华大学校长钱伟长的一段回忆，钱校长回忆他在文革中被派去烧锅炉，周总理派他出国出席某个国际会议，当时钱校长连双像样的皮鞋都没有，还是周总理当场脱下皮鞋，他就穿着这双皮鞋出了国，老人在回忆这件事时，似乎不经意的调侃自己，老人用一种幽默在化解自己所经过的磨难。
现在有时能在电视里看到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忆文革都有点像在开玩笑，似乎谁也没把文革当回事，像上周中央10套采访著名演员戴爱莲，老人回忆她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派去养猪，顺便还演示了猪的样子，令人捧腹。
然而这些都是名人，还有那些不是名人的，特别是那些普通群众，也许她或他某天讲了一句话就会给人记下来，再过几天，就有人把你拖上批斗会上打成反革命，根本没有你声辩的机会。
我还记得的是那时父亲单独关押在一个楼梯口专门为他搭建的小屋内，那天我看到他，他正拉着一板车石头，手上全是冻疮和伤口，血淋淋的，旁边是一个拿着木棍的青年人，他不许我们靠近。我知道每天晚上在劳动结束后还要批斗他，但我们只能眼看着无能为力，以后我多次在梦中呼唤：我怎么帮你，爸爸！
人在这世上活着，过点艰苦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伤害，一场文革可以说你陷的越深受害越重，包括那些整人的打手和策划者，这或许是文革结束后那么多年谁也不愿再提这个话题，都远远的避开这个话题的真实原因。这样随着日子的远去，文革离我们越来越远，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文革就会像一个迷雾使我们的后人迷惑不解，我们的后人要想从当年的大字报和传单中来摸清文革的秘密，那就全错了，因为那些都是些不实之词，历史的真实将永远埋藏在人们的心中，而不会现诸文字，因为如果出现在文字上，那也许还有许多讲不清的地方，包括我现在的文字。
我能记得的是父亲在去世前一再给我们说的：“我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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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耗费了很长的时间对该文错乱的段落与内容进行了全面性的整理和编辑！还望作者下回投稿前给予留心。但确实很高兴能编辑这样的一篇优秀的作品，作者用自己的文字追溯着历史而来的种种世态及其感想，从叙述到表达都富有意义性高度。作品以真实的心怀与格调阐述着关于现代对过往应有的许多认识，赋有很多很好的教育意义，可贵、难得！两位编辑特此鼎力支持，冠以社团推荐之名，恳请诸位读者多多品评！----您真诚的草根文学社编辑：林家大少爷、星从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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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草样年华】新中国一代人【社团推荐】
第一章朦胧岁月
有时人的思绪犹如薄雾，使你不断的回忆那已经淡忘的往事。
上世纪的50年代，当我们随着列车去往上海，那时仅5岁的我还不知道我们实际上代表着解放后出生的新的一代人。
那时父亲正在北方的某个城市当公安局长，正在忙于剿匪时，被派往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学习，毕业后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检察官留在上海，我们全家在53年阳历新年风尘仆仆从山东赶往上海。
火车喀嚓喀嚓的开行着，在傍晚，靠近南京的长江边，又坐上过江的火车轮渡。我们姊妹几个在火车上跑来跑去，嘴里吃着五分钱一个的黑面包，兴奋极了。
56年我成了上海高安路的一所小学的小学生，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们这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学生里既有几个上海市付市长的孩子，还有许多当时上海市上层知识分子，大资本家，社会名流，著名电影演员，音乐家的子弟，当然还有许多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孩子。那时这些孩子在课堂上打打闹闹，嘻嘻哈哈，谁也不知道之间身份的差别，一直到文革。
后来我又转到另一所学校，这时我已经是5年级的学生，开始知道了解周围同学的状况了，这所学校又可以称的上一所“名流学校”，学校的学生居然按其父母的工作单位和身份地位分为华东局派，上海市市委派，上海市人委派，我们的班级有市委宣传部，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的孩子，有上海市人民银行行长的孩子，那时大概由于孩子都还年龄太小，还不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故学生之间没有什么等级观念。
当然这些“名流家庭”几乎每家的历史都能写一篇故事，在文革中这些家庭也许无一幸免的挨斗，这个你只要注意当时的红卫兵小报或者在文汇报，解放日报，甚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间或就能读到他们的新闻。
那时学生在放学后都要参加课外小组的学习，我们的课外学校小组在一个出生于资本家的同学家中，这是一幢四层的小楼，后边有一个花园，令人奇怪的是他家中居然驻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每次我们到他家中，在做作业前，他家的女佣都要给我们每个人递上一杯咖啡或热气腾腾的牛奶，外加几片糕或饼干。做完作业后，我们在他家的弄堂口玩，同学会从他家中拿出一沓沓簇新的国民党时代出的法币，面额可达2千万，当然当我们回家时人人成了“亿万富翁”，书包里装满了厚厚的一叠钞票。
间或我们还会到另外一家父亲是上海名律师的家中做作业，那时上海有电话的人家不多，我们居然在电话本上发现了他父亲的名字，由此我们知道他爸一定是个有名气的人，在他家豪华的客厅里，摆放了一架钢琴，有时同学的母亲会即兴弹上一首小夜曲，我们那时是小学生，不懂，只觉的很好听。当然我们更想不到的是他家每人都有一个小提琴，好像是六个，这也许是我最初对小提琴的映像，买一个小提琴成了终生的梦。
记得刚到上海时是冬天，我们还穿着山东人冬天特有的大棉袍，这对十里洋场的上海人来说真是“土”到家了，但一听我们是从山东来得老八路，都十分尊重，解放以后上海本地人一直很尊重来自解放区的老八路，特别是老年人，这应该和解放初共产党的干部廉洁自律有关，当然现在今非惜比，人们更怀念以陈毅为代表的老一代上海的干部。
第二章浅识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原来人根据其家庭出身，家庭收入是有所区别的，我的一些住在康平路的同学，在二年级时，我们从来只能跟他们在他们家的大门外玩，永远进不了那个有解放军把门的大院，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干啥的。真正知道那要到上中学以后。
当然那时上海的高干住房要比普通人家要高级，如我家一开始就住在一个法式别墅里，后来搬了家，周围都是上海或者华东局的干部，到了晚上，到处都能看到解放军在执勤，那些同学的父母都是坐着公家的汽车上下班，当然司机就住在他们家的楼下。
资本家的子弟永远那么有钱，他们口袋里经常掏出来得是一块钱或者五块钱，这一点干部子弟似乎又比不了，而普通贫民子弟口袋里永远都是瘪的，哪怕是一分钱也不会从他们的口袋里翻出来。所以有一次一个据说爸爸当过国民党连长的同学说他们家过元宵节一个人分了一个汤圆，同学们都大笑，那时太小，谁也体会不出穷人的艰辛和难处。
那时我们经常徒步踏着青青的麦田到龙华去玩，那时上海的郊区很干净，小河里的水清清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一切都是那么纯净，包括空气。龙华有个城隍庙，好像还有个龙华监狱，高高的围墙布着电网，每走到那里，我都有一种莫名之恐惧，这大概是来自人类天生的对犯罪和监狱的恐惧。
父亲的工作很忙，我记得常常有个把月在家中都看不到父亲，有一次还是检察院里的一个山东来的老厨师把我带到外滩才看到父亲，就是这样也没对我说两句话，还是那个山东大爷给我买了一份又臭又咸的腌带鱼加上一碗米饭，打发了我。
父亲到底在上海是作什么工作的，直到文革期间，我在父亲单位和马路上看大字报，才知道若干，当许多细节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记得文革结束后，父亲有时在闲谈中聊到他在上海解放初涉及到的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杀害李大钊的当年的执法队长的案子，在提篮桥监狱提审犯人的一些简要事情，大概为了保密，父亲永远不对我们深讲这些事。
第三章人啊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进入中学后，学生之间由于家庭出身在进行分化，资本家子弟不再受到人们的羡慕，特别是遇到参军，考大学这些政审要求很严的场合下，家庭出身简直成了这一代红旗下长大少年和青年未来前途的一道坎，我至今还体会不出那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儿时的朋友和伙伴是如何度过人生的这第一条坎的。
有一次我听到这样一件事，我的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同学的哥哥参加完高考后，扬言他这次将可能是全国第一名，而他报考的是清华大学，他预言凭分数绝对没问题，接下来，是整个夏天漫长的等待，他的同学一个个都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他没有，直到有一天他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第二天，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假如早到一天，或许能挽救这个杰出青年的命运。后来听说还是清华大学采用“可教育好子女”的名额录取的，可惜时亦晚也！
当然出身工人，农民，干部，那时叫革干子弟，革军，革命军人子弟幸运的多，有些人不用考试就进入大学，并且毕业后保送进入国家的保密单位，重要机密行业，或者外事，外交部门。每年春季或秋季，国家一些部门就会到大学或者中学去挑选所必需的人，当然这些幸运儿的家庭出身绝对重要，没有这些作保证一切免谈。
在大上海住着，处于孩提之间的我还并不知道我们国家那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只知道家中的饭桌上有了许多胡萝卜，一只老母鸡要值400元，我家从山东来的奶奶从菜市里买来肉骨头，在将肉分离后，将骨头用铁锤砸成肉泥，做成丸子。一直到64年，我离开上海，到了山东一个城市，才知道那时国家的形式有多严重。我的同学是个画家，那时他画了一副画，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一个破烂院子里放了阴森森的几口棺材，同学说那就是他们家的几个兄妹。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都不知道什么叫赚钱和做生意，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所以饿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现在下岗的人只要陷于困境中的家庭多是那个时代生人。这就是我国传统教育的偏差，把人都变傻了。只知道奉献，不知道索取，当国家政策一变，登时陷于困境不能自拔。
第四章文革灾难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文革是个永远摆脱不了的话题，昨天一个20岁的女孩在网上问我你对文革的定义是什么？这是个我长期思索的问题，至今我没有看到任何权威的对文革的定义，只好按我个人的理解回答她。我说文革是什么？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对现代社会的复辟，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她又问那你认为文革难道一点好处都没有？我回答有！是文革彻底否定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当然是从反面，可以说没有文革就没有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从历史上说中国人第一次放开了眼界看世界，文革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是中国终于打开了自锁多年的大门，从此封建专制将不能再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所以现在还隐藏在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只能靠“戏说”维持在舞台，电视剧里，却永远再上不了政治和社会这个真正的大台面，当我回答这些问题时，我的脑海里还在不断浮动着文革那些场面………
文革那年我十七岁，一天当我经过父亲工作单位大门口，突然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发生了，只见几个带着北京红卫兵袖章的学生和几个机关干部将父亲从大门里推出，又有俩个人猛的压住父亲的胳膊，第三个人则将父亲的头发向后拽………。这情景叫人终生难忘。以后我在机关的有关父亲的大字报上看到潘汉年，杨帆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为什么和父亲的名字连在一起？
应该说文革是一场人的身份的大分化，我的许多同学，父亲是总工程师，教授，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学生的身份分为红五类，黑五类，后来又是黑七类，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是黑帮，所以我从来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哪怕我没有资格成为工农兵学员，没有资格参军，但是那些出身于资本家，或父母是右派的同学就不一样，在学校里他们永远低调，永远不在公开场合下开口，也从来不写大字报。如今这些人已经五十岁左右，当我们的后代要我们回答什么叫文革，你那时在干什么？大概有一千种答案！
应该说中国能挺过这场世纪大灾难，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老干部，中国这批老干部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始终是社会的中坚，文革中尽管党组织被基本砸烂，中国的经济几乎崩溃，但由于有了这批老干部在，社会似乎就有了公理，有了正义，这些人尽管曾经拥有大权，但基本上没有人敢滥施自己手中的大权，故陈老总，彭老总一直是人们亲切的话题，这就是共产党得以稳固控制权力的基础，人民的信任主要来自于对这批老干部的相信，认为他们能给社会正义和良知，在这场大乱中人性没有泯灭也鉴于此。
而第二方面还是这些老干部给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的冲击，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对老百姓忠心耿耿的大批官员，这一点始终受到普通老百姓的认可，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文革后如凤凰涅盘重生的基础。
人说道天作孽尤可恕，人作孽不可恕，一场文革斗了多少干部，真正倒下去的有几个？
文革使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分成369等，年轻人在各种机会中寻找自己发展的机会，就是在这血与火的斗争中，我们还是能够时而听到一曲《梁祝》。
文革耽误的不仅是我们那一代青年，还有那一代老干部，那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坚力量的中层干部正好在40岁左右，可惜了这一代人，到文革结束正好十年，很多人在等待平反后剩下的能够重新工作的时间只有寥寥数年。
这一代老干部终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不得以，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国这个有着长期封建制国家由于封建专制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结果，自那以后，中国将最终走向现代社会。
我们用几代人的牺牲，用文革这种特殊的形式埋葬了封建专制主义，从此封建专制不得再生，无论出现什么“皇帝”。
第五章文革时人没有眼泪
文革期间各种批斗会盛行，恐怕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全国一天开多少场批斗会，有多少人被批斗，有多少人参加批斗，文革十年一共开了多少场批斗会，有多少家庭在这些各种批斗会上家破人亡。
我有一次经过一家剧院，豁然发现我父亲的名字登载在剧院的海报上，原来今天剧场里正在批斗我的父亲，到了下午两点，父亲才回家，后来听人说父亲在这次批斗中挨了几个年轻人的打，可是父亲一直没有向我们具体讲过，也许是男子汉的自尊，也许是他们那一代人生来就没有眼泪。十年文革父亲究竟挨了多少次批斗和挨打，就像其他那些老干部一样，直到父亲去世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和老干部同时受罪的还有另一部分人，那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他们的子女。
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其实这些一睁眼就沐浴在新中国阳光下的青年和普通人一样上学，接受教育，学习雷锋，不管男孩女孩心灵纯净的像一朵花，只有在他们长大才知道自己并不是“祖国的花朵”，而这仅仅源于他们出自不同的娘胎，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这正是中国封建传统在中国具体的表现，现在谁要还提到谁谁是地主出身，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要嗤笑这个人的愚昧，那时可不一样，一旦你和地主这个词沾上边，那就意味着你从此人生到头了。我们从这就可看出中国确实在进步。
那时“地富反坏右”子女在个人前途就此葬送的情况下，如何挺过这一段最艰难时期的，我不知道，如今他们也进入了老年，除了个别特别聪明者外，很多人可以说一生终无成就，庸庸一生，但是能在那个时代，特别是这种屈辱的条件下，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忍耐才能活下来，何况是整整一代人。
我下放到农村后看到的有家徒四壁的“地主”，有家无隔夜粮的“富农”，满手老茧的地主富农的子女，每当村里开批斗会，他们都要走上台去低着头陪斗，这些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们大多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我们已经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封建专制主义阴魂就在我们周围，还是那么顽固，盘根错接，咬噬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要使我们最终摆脱这个可怕的幽魂，唯一的出路就是敞开我们的国门，将封建主义的余毒从我们包括下一代心中驱除。
还有，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眼泪，包括女人。因为你一旦流泪就表示你同情阶级敌人，你不服气，你有怨气，你贼心不死。
文革已经离我们有三十年，现在我们和那时的想法有多么不同，但是我们不管是有了钱还是没钱，我们都不要忘了到底人生是什么？我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干些什么？
第六章共和国的忠臣和“老运动员”
文革中人们总是戏称那些一有运动就被提遛出来的干部为老运动员。我认识一个一解放就在某个大城市任市委付书记的老干部，也许文化水平较高，喜欢在公开场合批评，故自从59年反右倾后，行政级别一下从10级降到15级，从市委书记降到一个小矿山当生产科长。到了文革前又给他恢复了职务，面对人生际遇，他似乎毫不在意，经常是一杯浊酒，一碟花生米笑谈人生，在种种不公待遇前从来不见其发牢骚，这倒是构成了当时一代老干部一大特色，就是面对群众运动，无论群众怎么斗他绝看不到他对中国共产党组织本身有怨言，也不对老百姓的过火行为抱怨，这是一代没有个人私仇的一代干部。
那时老干部的被斗大多为“政治问题”，某年某月你干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被老百姓拿出来掂量掂量。基本没有什么贪污受贿问题，因为那时干部都在家吃饭，没有现在那么多吃请，也没有什么小姐，所以现在政府官员经常上馆子泡酒吧舞厅小姐在那时简直是天方夜谈。由此可见现在官员腐败已经到了令人惊心的地步，说起来真正叫人寒心。
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都处于崩溃状态，而大批的老干部还在等待着解放平反，最后收拾局面的还是靠这一批干部，许多人已一被宣布平反，立刻就开始工作，没有人想到会要国家赔偿。还有一些人还来不及等到平反就闭上了眼睛。
套具现在的时兴话：一个党员就是一杆旗，那时的老干部才真是一杆旗，有了他们，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文革结束数年内，将党组织的各项瘫痪的事项恢复过来，许多老干部还没有时间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就要去听取和处理大批群众在多少年积累下来的冤屈。
文革之所以没有造成最后的天下大乱，和中国共产党有这一批忠心耿耿的老干部有关，那时许多群众饱受各种运动煎熬之所以没有对我们国家完全失望，靠的也是党内这一批老干部。
据说毛主席纪念堂建好后各地组织老干部去参观，有的老干部在毛主席遗体前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我想这哭声也可以算是惊天地泣鬼神了吧！
有时清明节我去扫墓，看到的许多原本是活生生的人的名字，很多都是在文革前后辞世的，关于文革往往只有一句话“在文革中受到迫害”。那后面有多少泪水只有他们的家人知道。
有时我想我们现在给学生上什么政治课讲的那些知识如此枯燥无味，我们有那么多活生生的教育资料为何不能用上。我们那些党史专家有时间去钻研那些枯燥的理论，不如创立一个《中国老干部学》，去从那些老干部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中去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
中国的这一代老干部不是封建国家的忠臣，而是从普通民众中，从中国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最杰出的人才，尽管由于历史的限制有人做错事，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大部分人以他们的正直无私还是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这就是一场文革的文火和武火都烧不死他们的原因。
而比照现在那些贪官污吏纪委还没有找他们谈话就吓得尿裤子下跪真是有天壤之别。
第七章当哀乐响起的时候
在文革时代，人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哀乐，记得陈毅元帅去世那年冬天，就像2005年的冬天格外冷，北方下了一场又一场雪，哀乐就在中国北方大地上一遍又一遍的放着，天若有情天亦会下泪，那时家家户户心情沉重，中国不可见的未来压得人人喘不过气来。
我父亲在被造反派非法关押3年多后，刚刚放回家，当父亲回家后已是一身的伤残，而全市竟然没有找不到一家医院给一个没有定性的“走资派”看病。
我那时在农村下放，在一个凛冽的寒冬，我们靠在一条在挖的沟渠边听了大队书记传达中央有关林彪事件的文件，其实我早在去年的10月1号就在境外一家电台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告诉了我几个同学，人人不相信。林彪事件并没有改变我们下放学生的命运，倒是父亲莫名其妙的在年三十被放回家了，这或许是沾了林彪的光。随父亲带回家的除了一卷已是处处露棉絮的破被子外，就是父亲藏在枕头里的一大叠写检查的稿纸，如今这些稿纸还放在家中，除了已经有些发黄，字迹还很清楚，成了父亲最宝贵和最后的遗物。
以后就是慢慢的等待平反，其实那根本不可能，倒是造反派有时开大会，又想起父亲就又把他拖去斗一通。
后来听人说，有几次造反派都打算利用批斗会用学生的力量将父亲打死，都被一个支左解放军就能下来，这个解放军据说是不对一个营级干部，父亲是个师级干部，此人现在何处已经无从打听。
那时社会上有许多流言，流传着有关彭老总，朱老总的故事，人们用传说这些故事在抒发自己的感情。
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确实是人民的感情的依靠，好像不管中国变到什么程度，只要这些老总在，中国就有了希望，人民在盼着这些老人出来，所以只要报上只要一登了某个老帅的名字，人们就会私下猜测中央有什么新政策了。也就是这样才会有后来的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人民用纪念周总理表达自己的愤怒。
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去世领导人的怀念场面在中国几千年的帝王时代从来没有出现过，谁看到过过去一个皇帝死了老百姓自发站在马路上眼泪长流送别，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说明共产党确实是来自人民，是人民的党。
1976年的四五运动实际是在中国共产党在一个个失去自己的最高领导人，国家和党处于万分危机的情况下人民自发站出来捍卫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共产党的一个行动，世界上没有那个党会有这样的荣幸。
巴金老人曾经建议建一个文革纪念馆来教育后人，其实不用建，这个纪念馆早就留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人的心中。
至今我除了看到少数知识分子写得文革遭遇外，几乎看不到老干部自己留下的任何资料，其实只要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人都能写出或讲出一大堆事件来。
也许多少年以后，当这一代人逝去，史学家将无从用更精确的语言来描述那个时代，难道也会用电视剧“戏说”清代王朝一样演绎几部文革电视剧，那时说不定又会造就几个明星，那到是便宜了那些未来的明星们。
但这一切我们这代人历历在目，我似乎还能看到造反的年轻人向无数个老人，这些共和国的创立者冲去，接下来是那些银发飘飘的老人老泪纵横，这是共和国的灾难，是人民的灾难，不幸的是这些灾难让我们这些人碰上了。
第八章爱的复苏
我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爱”的教义，从现在教育专家们推崇的孔子等儒家学说，我们看不到“爱”这个字，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的忠孝不是真正意义的爱，倒是从西方的基督教义中让我理解了什么是“爱”，有一次我经过教堂门口，买了一张画，是用几十种“爱”的字体写就的一个大大的爱字，这简单的“爱”字似乎包括了许多待解的无尽的含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学不论是描写爱的诗歌，还是爱情小说好像也只能体现“爱情”之爱，至于小说，包括红楼梦这样典型的爱情小说在阐述“爱”时，也似乎缺少一些什么。
我们这一代是没有受到正确“爱”的教育的一代，有的是那种泛政治化的“爱”，诸如爱国家，爱人民，但是就是没有“爱心”。三十年前，我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独立宣言》，也不知道何谓“天赋人权”，这种教育的缺失使我们很容易接受片面的政治宣传。
所以当在文革结束后第一次看到美国大片《音乐之声》，心理的震撼不亚于一次地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爱，从主人翁玛利亚甜美的歌声，从一段《雪绒花》会使我泪水涟涟。
文革结束后人们看了许多西方传统大片，可以说从一定程度弥补这一段缺憾。假如我们从小知道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教育，也许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些年轻人就不会陷的那么深。
春节期间中央台放了一个意大利经典大片《佩拉斯卡》，影片描写的佩拉斯卡是个牲口贩子，为了抢救犹太人的生命，不顾个人安慰，冒充西班牙领事和纳粹周旋，无疑在佩拉斯卡这个人身上的某些品质正是中国的传统教育所缺乏的，中国人的在一些关系到人的生存，人的权利方面更多的是漠视，所以我们在文革中才会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人而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记得文革结束后，我曾经发了狂似的收听澳广，法广，甚至台湾的音乐节目，一曲邓丽君的歌曲会使我们一连听几十遍，西方小说，西方哲学著作成了我们的首选阅读材料。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一直不断的自己问自己，假如再来一次文革，你会加入吗？
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就是一个社会不管怎么变，不管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富余或贫困，社会和我们的内心都不能缺少良知和正义，这或许是对“爱”这个字的诠释。
第九章空洞的政治教育导致教育的失败？
文革中，一次我亲眼看到我的一个平时为人相当温和的同学专门从家中带来理发工具向一个据说是伪国大之花的教师下手，那个年近五十的妇女无助的按着自己的花白头发，惊恐的看着锋利的剪刀从自己头发中间剪过，留出一道沟，这就是学生发明的“牛鬼蛇神”头，而这把剪刀推子是我这个同学在学习雷锋活动中专门买来义务为同学理发用的。
多年来我一直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文革开始前正是当时中国各项政治学习达到空前程度的时期，学习雷锋活动一轮一轮推向高潮，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其规模远非现在的任何政治学习可比，同时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从表面上也比现在高的多，但是这表面的政治活动的热潮是否掩盖着深刻的危机。
从理论上讲，学校是开展毛泽东思想思想学习，雷锋活动是除了部队以外最好的部门，我们为什么要学习雷锋，是雷锋的精神感动了我们，雷锋那种急人民所急，爱人民所爱感动和教育了千百万人，雷锋为了他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甚至感动了许多外国人，对于我们那些称为“新祖国的未来的接班人”的一代，无疑雷锋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榜样，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文革一来许多学生成了打人“魔王”，斗人“先锋”，当一大批老干部被他们踩在脚下时毫无怜悯之心。学生的这些行为决不能从雷锋那里学来，为何我们多年的教育一旦化为乌有，这难道不值得教育部门，我们的教育政策的制定者思考的吗？
按理说新中国的这一代是在沐浴着阳光长大的，内心不可能有什么卑劣的意识，除非别人有意识灌输，可是我们那时受到的都是正面的教育，应该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吧！何以文革开始，许多学生把过去受的良好教育通通抛弃，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一个人做人起码的良知和正义感，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有严重的偏差？
如今文革已经过去多年了，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学校的政治理论课还是重复过去的模式，学生还是像我们那个时代一样，似懂非懂的背诵那些理论教条，但是沧海桑田，如今我们这个时代早已变为“金钱”时代，人的良知在金钱面前失色，在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在“万能的金钱”面前，空洞的理论说教将化为一阵风，只会徒劳，只会带来教育的又一次失败！
第十章自学之路
我一直以为人要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那就同动物无疑，不过是个“行尸走肉”，而人最痛苦的是在你应该受教育的年龄却不能去学校受教育。
文革毁了一代人，其中也有自己的责任，假如那时我确定一个自修计划，假如我不放弃，那最终结果也许又是不同。
我一直懊悔的是文革那几年自己荒废掉了，下放农村以后也没有好好读过书。而在文革中被耽误的一代人应该是十几届学生。
等到文革结束猛地回头一看，我们这几届学生已经几乎是文盲，实际上我的英语除了26个字母，还记得的是起立坐下。
接下来的当然是自我疯狂的补课，1978年，我们中有的人考上了电大，白天上高等数学，晚上去补中学的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语文。
我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英语上整整自学了近十年，到85年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夜大为止，据我了解这场主要由下放学生为主的学习运动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初，时间大约长达十六，七年，然而能够最终拿到文凭的恐怕仅占这几千万人里的十分之一，而这批人绝大部分人只要你在工厂企业几乎都逃脱不了下岗，如今千万下岗工人里他们是最典型也最可怜无助的一批人。
拿到文凭并不一定就一下能改变你的命运，当你老大年龄拿到文凭时，你才发现你周围的人都有文凭了，而这时人事部门又提出了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你有了文凭年龄又过了提拔的标准，达到了其他标准，你不是党员那你又达不到革命化标准，那个时代的人就为了这一个个人为的限制焦头烂额。
因为我是学外语的，那时外语好的人不多，特别是80年代，开始引进外国生产线的国营企业很多，我开始到一些翻译公司兼职，这时我就发现人的知识是远远不够了。
中国的大门在80年代后逐步的打开，我们就像一个本来关在黑屋子里的人突然看到门缝里透出一些亮光，能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那种兴奋心情可想而知。
特别是当外文资料放到你面前，你看到的是西门子，菲利普，IBM等这些当时看来十分生疏的名字，你翻译的资料可能是传统工业机床知识，也可能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你所要翻译的技术资料的语言也许根本和你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搭不上，这时我才想到也许我在农村并不是完全无用，农村的锻炼告诉你的就是无论一个人多么无助多么艰苦，只要你用心去干，总能干好。
我的身边有一批解放以来就工作的老工程师，这些人一生大多经历坎坷，却有着极其丰富的专业知识，我一方面向他们学习，一方面跳过他们自己查资料，毕竟经过文革他们的知识也老化了，特别是国内几十年的闭锁，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所掌握的知识在外来技术面前几乎完全无用，尤其是涉及标准，法律方面几乎没有人懂得，可以想象我们当时工作多难，所以当我们翻译好资料，要求翻译公司派人校对时，翻译公司的回答，找不到人校对，你们自己校对，校对不了，以后别干了。
有一次我收到一套意大利的标准，有2000多页，国内意大利词典至今少的可怜，最权威的还是一部文科词典，当时我才自学意大利语半年，靠着多年的翻译经验，啃了半年意大利语终于没有闹笑话，完成任务。
还有一次参加国内某重点煤矿从德国引进的煤矿机械，整整18个月泡在德语里，把中国煤矿总工程师手册啃了几遍，才完成。大概翻译的字数达到近百万。
从80年代初开始，我参与了国内20余项比较大的引进工程，涉及到大型机械加工，化工，洗衣机制造，煤矿机械，电子装配，环保。语种涉及到英，德，法，意，西。
2000年，给一家司法机关当兼职翻译，使我大量接触外国的司法文件，这时我开始自学法律，参加法律自考，我发现凭我的英语水平看懂国外的大学法律教科书没有问题，这时市场上有了美国，英国的一些大学法律教材，有刑法，民法，国际商法，所缺的是一般的法律知识。如今自学法律已经有了四年多，除了现烧热卖为一些单位翻译司法材料外，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美国英国的法律教科书上，没准一天我还能通过自学学完美国这些教材。
法律文件的翻译是项非常艰巨的活，你常常要担心万一你写得文件寄过去对方看不懂不认可那真是一个丢人的事，而法律文件类型很多，没有大量的时间积累这方面知识，很难胜任这份工作。
有一年，我接到中国科大教授－我的老师的电话，一家公司收到美国一家法院来的文件，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要我在两天内译出，还要给美国法院写一份回函，原来这是美国一家公司将中国公司告上了法庭，而法庭后天就要开庭，幸亏有了多年的准备，一天半时间就将全部资料译完。
机会只会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如果你要自暴自弃，结果伤害不到别人，只有你自己倒霉。
这就是现实的严酷性。
第十一章受辱的心灵
文革过去多年了，很少看到人们回忆文革的文字，那是因为许多人在心里受了伤，不管你是整人者还是被整者。文革就是这样，你羞辱了别人也就同时羞辱了自己。
我手里保留了一份由著名作家树棻发表在1983年第六期《中篇小说选刊》，题为“夜深沉－浩劫中的周信芳一家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最好的一篇回忆文革灾难的文章，文章以周信芳的儿媳的口气描写了周信芳和其妻在文革中如何走完人生最后的道路的，小说描述十分真实，催人下泪。
有一次中央台十套节目播放了采访原清华大学校长钱伟长的一段回忆，钱校长回忆他在文革中被派去烧锅炉，周总理派他出国出席某个国际会议，当时钱校长连双像样的皮鞋都没有，还是周总理当场脱下皮鞋，他就穿着这双皮鞋出了国，老人在回忆这件事时，似乎不经意的调侃自己，老人用一种幽默在化解自己所经过的磨难。
现在有时能在电视里看到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忆文革都有点像在开玩笑，似乎谁也没把文革当回事，像上周中央10套采访著名演员戴爱莲，老人回忆她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派去养猪，顺便还演示了猪的样子，令人捧腹。
然而这些都是名人，还有那些不是名人的，特别是那些普通群众，也许她或他某天讲了一句话就会给人记下来，再过几天，就有人把你拖上批斗会上打成反革命，根本没有你声辩的机会。
我还记得的是那时父亲单独关押在一个楼梯口专门为他搭建的小屋内，那天我看到他，他正拉着一板车石头，手上全是冻疮和伤口，血淋淋的，旁边是一个拿着木棍的青年人，他不许我们靠近。我知道每天晚上在劳动结束后还要批斗他，但我们只能眼看着无能为力，以后我多次在梦中呼唤：我怎么帮你，爸爸！
人在这世上活着，过点艰苦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伤害，一场文革可以说你陷的越深受害越重，包括那些整人的打手和策划者，这或许是文革结束后那么多年谁也不愿再提这个话题，都远远的避开这个话题的真实原因。这样随着日子的远去，文革离我们越来越远，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文革就会像一个迷雾使我们的后人迷惑不解，我们的后人要想从当年的大字报和传单中来摸清文革的秘密，那就全错了，因为那些都是些不实之词，历史的真实将永远埋藏在人们的心中，而不会现诸文字，因为如果出现在文字上，那也许还有许多讲不清的地方，包括我现在的文字。
我能记得的是父亲在去世前一再给我们说的：“我是冤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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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耗费了很长的时间对该文错乱的段落与内容进行了全面性的整理和编辑！还望作者下回投稿前给予留心。但确实很高兴能编辑这样的一篇优秀的作品，作者用自己的文字追溯着历史而来的种种世态及其感想，从叙述到表达都富有意义性高度。作品以真实的心怀与格调阐述着关于现代对过往应有的许多认识，赋有很多很好的教育意义，可贵、难得！两位编辑特此鼎力支持，冠以社团推荐之名，恳请诸位读者多多品评！----您真诚的草根文学社编辑：林家大少爷、星从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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