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个月很难尝到肉味 贺龙部队每人每月可吃三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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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个月很难尝到肉味　贺龙部队每人每月可吃三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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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毛泽东让他去理财，担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办主任，他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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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常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正当贺龙安下心来，在晋绥根据地干得起劲的时候，毛泽东把他调到了延安，让他当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也就是西北地区八路军的最高军事长官，顾名思义，是统率陕甘宁和晋绥根据地军事力量的。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却给了他三项任务：

　　第一项，“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

　　第二项，“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

　　第三项，“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这三项任务中，第一项无容置疑，乃联防军司令员之本职；第三项，从贺龙作为西北地区八路军最高军事领导人，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唯独这第二项，是贺龙来延安时没有想到的。让一个带了一辈子兵的人来理财，而且是在根据地经济最困难的岁月，这是为什么？人们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想的。

　　调贺龙来延安，肯定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从贺龙来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参预的一些活动来分析，毛泽东调他来延安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借助他的威望来解决陕甘宁边区当时存在的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在中共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结论时，肯定了留守兵团工作成绩，同时提出其缺点和错误，希望他们今后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

　　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整军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去在部队某些干部中，对西北中央局的领导不够尊重，有个别的只说拥护党中央，不说拥护边区政府。认为1939年以前的政府是好的，1939年以后的政府是不好的。”

　　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又将留守兵团并入联防军，兵团司令肖劲光当了联防军副司令。从这些迹象来分析，当时的留守兵团与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之间显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毛泽东需要一个威望高的人来解决这些矛盾，贺龙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因而，贺龙到延安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让他参加由朱德、王稼祥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留守兵团的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便把留守兵团纳入了联防军。

　　二是，1942年由于国民党的严重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权为困难。

　　毛泽东在回顾1940年和1941年的经济困难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他把经济困难比做“抗日航部今后的暗礁”。

　　解决如此严重的经济困难，单靠陕甘宁边区的力量显得太单薄了，必须借助外力，最可行的是与毗连的晋绥根据地联系起来，这自然需要贺龙的参领。

　　除此之外，毛泽东对于贺龙理财的能力也略知一二，因为，贺龙已在治理晋西北经济困难上初露锋芒。

　　1932年12月，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国民党军对晋西北作了一次洗劫，把饱受战争摧残，连年天灾的晋西北，搞得经济极其困难。

　　据调查，1940年初，晋西北的农业劳动力比抗战前减少了三分之一，骡驴等大牲畜减少了十分之八；许多土地荒芜，耕地面积仅达战前的百分之八十四。粮食产量降低三分之一以上，棉花总产量只及战前的百分之三。本来不发达的手工纺织业百分之百地停顿了。吃饭、穿衣成为最严重的问题。

　　粮食的缺乏极为惊人，部队筹措不到食用谷物，只能以黑豆充饥。

　　这种黑豆，本来是用来喂牲口的，现在却成了人们的主粮，而且，就连这种黑豆也供应不足。

　　部队、机关每天只能喝黑豆煮的稀饭。贺龙、关向应他们稍好一些。他们把黑豆的皮去掉，将其碾成小颗粒，煮成平饭，其味苦涩，当地人把这种做法叫做“黑豆渗渗饭”。

　　副官怕贺龙、关向应天天吃黑豆影响身体，想法给他们从别处弄来点白面和小米。贺龙生气了。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大家能吃，为什么我们不能吃？拿走！”副官只得照办。

　　在财政上困难更大。晋西北原来使用的是阎锡山发行的钞票。蒋介石是不准各省自行发行纸币的。

　　1939年，阎锡山一面向中央政府要钱，一面私自发行钞票，坑害百姓。阎锡山以晋兴出版社作掩护，在山沟里秘密印制他的纸币。由于印刷质量不佳，人们把这种纸币叫做“大花脸”“二花脸”。

　　初发行时，每一无可买小麦三斤，两年后，一元钱买不到一斤。阎锡山在晋西北留下了几千万元“大花脸”。

　　“晋西事变”以后，阎军逃往晋西南，这种钞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贺龙、关向应向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报告说：“我军保存的大多是‘大花脸’，故‘大花脸’打倒给了我们以严重打击。”弄得抗日政府一贫如洗。

　　为了摆脱如此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贺龙亲自担任了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书记，想方设法，用尽心血，克服困难。

　　第一件事是解决金融问题。首先急需筹措资金，以应急需。可是到哪里去弄钱呢？

　　开始他派一二０师的正副供给部长分别到晋中和晋北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

　　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做生意。他派师供给部副部长范子瑜到绥远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筹集土特产，然后，卖到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去，换回晋西北所需的资金。这个办法很见效。

　　第一次，范子瑜将从大青山筹集来的土特产变卖以后，带回来三四十万块银元。贺龙很高兴，这三四十万块银元至少可以应付眼前的急需。

　　可是，一天以后，新任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和军委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给他，说中央经济困难，特向他求援。贺龙拿着电报，把两位供给部长找来，问道：“你们看这事怎么办？”

　　两位部长心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一点钱，还不够晋西北用的呢！他们怎么表态？可司令员问他们，又不能不说。供给部长陈希云机灵，他说：“一切请老总裁定！”
　　得，他把贺龙踢来的皮球又踢了回去。

　　贺龙一笑。他明白下级的心思，便问道：“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

　　“三十万块银元。”副部长范子瑜回答。

　　周士第、甘泗淇估计，不给是通不过的，所以，他们说：“老总，你决定个数，送走吧！”

　　贺龙沉思了片刻说：“你们从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去。”

　　三分之二？我的妈，留下来的钱还好干什么呢？陈希云真急了，马上说：“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棉衣过冬呢？”他反映的是晋西北的实际情况。

　　哪知，贺龙把脸一沉，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

　　好一个贺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怀？在他看来，支援中央，支援延安，义不容辞。没有延安，晋西北也不复存在。晋西北再穷也首先要保证延安之所需，它是“头”啊！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晋西北到底向延安送过多少钱？笔者曾向管过钱的老同志询问。他们笑着说：“那多了，谁说得清？”

　　筹措资金只能是一种临时的应急办法，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

　　他和区党委协商以后，把晋西北绅士刘少白清出来筹建自己的银行。让一个名士绅出来主持共产党的银行，这事也真新鲜。不少人不理解贺龙是怎么想的。贺龙心里是有数的。

　　刘少白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预科，当过河北省建设厅厅长、天津市商品检验局的科长，虽是晋西北有名的绅士，但是位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他熟悉金融财政，了解晋西北的情况，将他请出来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

　　刘少白不辱使命，筹建了西北农民银行，发行了晋西北根据地的货币——西北农币，使得晋西北有了一个可以运用有效机制，稳定物价，发展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保证供给的金融机构。

　　贺龙做事一步一个脚印。请出刘少白以后，他就去抓生产。

　　生产是解决经济困境的根本呀！他亲自召开了晋西北财经会议，把发展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为此，他亲自动员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他又发动部队多种棉花，建设了河西被服厂；又要求部队建立油榨房、粉房；晋西北煤多，又动员各部队抽出人力开矿挖煤，用以解决部队、政府和群众急需的燃料。

　　贺龙是个很有经济头脑和市场意识的人，他懂得只抓生产，不搞流通，经济无法活跃，人民群众供给也得不到保证，因此，他同时指示各部队开办商店，开拓物资流通、活跃经济的渠道。

　　半年内，晋西北各部队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开办了十六个商店，赢利法币七十万元、农币六十万元，方便了群众，改善了部队生活。

　　在贺龙这位财经委员会书记的领导下，到1943年他离开晋西北时，经济状况已有了显著的改善。

　　这些，毛泽东心里自然十分明白，因此，才点名让这位老总来陕北理财。

　　1942年6月8日，西北财经委员会成立，委员由陕甘宁和晋西北两区域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负责干部共十九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

　　晋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后，又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以财委副主任身份兼任财经办公室主任。

　　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中突出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支。

　　贺龙上任后的头一斧头，就是采取了一项临时应急措施，解决边区政府的困境。
　　
　　他的办法是：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也就是说，让军队来负担政府的开支。这当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军队干部能想得通吗？不少人意见纷纷。

　　贺龙把军分区的领导找来，对他们说：

　　“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

　　“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客栈、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因为，

　　第一、你们有地盘，陇东、关中、绥德和直属区等；

　　第二、你们能挣钱；

　　第三、你们有群众；

　　第四、有枪杆子；

　　第五、有商店；

　　第六、有工厂；

　　第七、有几百个骡马大店；

　　第八、有运输站；

　　第九、你们也有钱。

　　这些东西都在你们手里。还要上头来养活你们，从道理上也讲不通。”

　　他指出，我的包干办法，就是“你们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你们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们要。

　　上面总共补助五百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付担子，而且要排好。”

　　他指出，各分区要成立个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难关。

　　你也别说，他用行政命令搞的这个财经“包干”，的确起了相当作用。虽然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他们发展全区生产和解决本区财经困难的责任感。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这只能是一种应付困难的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根本的问题，一是要设法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

　　来延之后，他深入实际，广为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人没有保证。

　　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各种土特产品。

　　但是，这几年来，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科学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自己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

　　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一直是贺龙大力提倡的。

　　1942年12月，毛泽东亲自出马，对陕甘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作了一番调查，写出了一份历史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发展经济，保证供给”的方针。毛泽东想听取更多的意见，委托贺龙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说，毛泽东“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

　　他在会上说；“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

　　他特地表扬了五位对边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并大声疾呼：“他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对这样的人应当尊敬他们。”

　　这种表扬，应该说，是很震动人心的。

　　要知道，那可是1942年底。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开展，批判丁玲、王实味闹得知识分子人心惶然，接着来的，又是“抢救失足者”运动，更多的厄运已降临到知识分子头上。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这位元帅敢于表扬几位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其胆略也够可以的了。

　　但是，发展生产仅口头号召是不行的，要有钱，要资金投入。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不敢放手发放农业贷款。他们严格规定，农业贷款不论军队、政府还是群众，都必须有一定抵押，没东西抵押，就不能得到贷款，这叫做抵押贷款。

　　边区本来就穷，哪来东西抵押？别说一般农户，就连开展生产运动较早的军队和政府机关，也是一无金银财宝，二无房屋田产，用什么来抵押？

　　因此，银行的大部分资金到不了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上。

　　贺龙认为，银行有银行的道理，不能算错，但是，银行大部分资金应当用于发展生产，这是最根本的。你把钱锁在钱柜里，你银行还有什么作用？生产发展不起来，贸易就无法进行，政府也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这怎么行呢？他去找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同他作彻夜长谈。

　　贺龙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朱理治说：“老总，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品，放出去的资金就收不回来，这可麻烦了。”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两手空空，拿什么给你做抵押？他用人做抵押，你要吗？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能有钱，有了钱就可以还你，你也有利可收，政府收入也有保证。你把钱放在那里，是死钱，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也不利于银行业务的开展，你说对不对？我看，我们改一改，搞信用贷款怎么样？你怕发放了贷款，银行没资金？那好办，我给你从晋西北调。”

　　朱理治终于同意了贺龙的意见。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

　　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币。

　　1943年，边区银行向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三十八倍；向农民发放的农贷，增长了十多倍，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贺龙在1944年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票子，那我们去年，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叫达币。是用边区的一种叫马兰草作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所以，贺龙称之为马兰草票子。

　　在组织生产中，贺龙特别重视边区部队的生产。

　　战争年代，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军队的一举一动，举足轻重。边区部队的生产，不仅能起到带头作用，推动整个地区的生产，而且可以大大减轻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负担，这对于整个财政经济的好转作用很大。

　　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和朱德提出过“屯田政策”，“南泥湾政策”，就是要八路军发展生产，自给自足。

　　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就是根据这个指示，开到荒凉的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的。

　　他们一年内就开荒播种一万二千二百亩，粮食、蔬菜的自给率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贺龙曾亲赴南泥湾考察，并在1942年12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详细介绍过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

　　1942年11月底，他在作整军问题总结时说：“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努力完成明年的生产任务，并争取到1944年，不但不向政府部门要钱，做到吃的粮食、穿的衣服完全达到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抽出一部分粮食、副食和钱上交政府。”这个指标是不低的。

　　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展了生产大竞赛。

　　1943年，开荒二十余万亩，占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三万石。

　　南泥湾生产部队做到了粮食自给自足，其他部队也做到了大部自给。

　　边区部队养猪一万余头，羊一万五千只，每人每月可吃三斤肉。

　　你别笑这个数字，这在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连毛泽东他们一个月也很难尝到肉味的。

　　他们还建立了十一个纺织厂，年产四十万匹粗布和许多毛毯、毛巾，不仅做到了毛泽东提倡的‘咱己动手，丰衣足食”，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而且有力地支援了政府和群众。

　　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面积一千万亩，增产细粮十六万石，运销盐和土特产三十万驮（指一头骡子可驮的重量），种棉花十五万亩，织布十万匹，公营和私营的工商业也有了不小的发展。延安的市场上日渐繁荣，人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

　　抗日根据地虽然又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等待贺龙去解决，但已经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贺龙理财行吗？事实给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不愧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领袖。

　　这一年，对贺龙个人来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贺龙来延安不久，由于双方感情长期不合，他的夫人骞先任与他离了婚。贺龙过起了单身生活。热心人到处都有。延安有些人忙着给贺龙当“红娘”。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把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介绍给了贺龙。

　　薛明，河北霸县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随平津学生请愿团来到南京，要求政府积极抗日，宣传抗日救亡，后来辗转到了江西，经中共地下党组织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妇女大学学习。毕业后，到清涧县工作。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选为县参议员。后来，调任中共延安县委任组织部长，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着意培养的妇女干部。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陪着贺龙来到延安县委。县委书记和薛明接待了他们。

　　高岗向贺龙介绍说：“这位就是薛明同志。”

　　贺龙同薛明握了握手，彼此寒暄之后，贺龙问薛明说：“薛明同志，你认识叶群吗？”

　　“认识呀！”薛明回答说。

　　贺龙点点头说：“今天是星期天，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我知道你同叶群是朋友。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给她写的信拿出来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是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拿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跟她说，不要这样做。”

　　叶群是同薛明一起到南京的，彼此是熟悉的。她也听说，林彪在追求叶群。她觉得贺龙的态度很诚恳，是关心同志的。叶群也大可不必那样做，所以，点头说：“贺老总，我可以跟她去说。”

　　贺龙高兴了，说：“那好啊，朋友嘛，就要这个样子，互相关心嘛！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找可以去办。”

　　贺龙说：“那好，我要说的话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得很不错。”

　　薛明微微一笑说：“老总你过奖了。”

　　临走时，贺龙突然问道：“薛明同志，听说你是天津人？”

　　“离天津不远，霸县。”

　　“哦。”贺龙笑了一下，似乎有点抱歉，情况没有弄准确。他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包子。我觉得很好，你可以去尝尝，看象不象。以后有空，请到我那儿去玩。”

　　说完，也不等薛明回答，啣着烟斗，拉起高岗，甩开大步，直下了山坡。

　　这次会面，给彼此印象都不错。在贺龙看来，这位女同志很成熟，待人接物颇有分寸。薛明觉得，这位老总诚恳豪爽，大约是位很好相处的人。从此，两个人开始了交往，而且感情日深。

　　不过，彼此都不无有所顾虑，那就是年龄相差稍大一点。

　　这年，贺龙四十六岁，已到知天命之年；薛明二十六岁，正是青春年华。一个觉得，对方比自己小那么多，人家恐怕不会同意，所以，一直没有开口；一个在想，对方人品的确不错，可是，彼此在年龄上相差大了一些，有些犹豫。所以，都不愿对今后的发展有所想法。西北局的“红娘”们看出了这一点，都设法来做工作。

　　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从晋察冀来延安。他是贺龙的老朋友。他找薛明谈话说：“人们相爱，年龄并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双方感情的发展。如果把年龄的大小看成彼此结合的主要因素，那就不叫爱情了。其实，人们相交，能否结合，在于彼此思想一致，追求一致，感情专一。”彭真的谈话起了作用，打动了薛明的心。

　　1942年8月1日，是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十五周年纪念日，他与薛明结婚了。

　　这一天，贺龙住的窑洞里高朋满座，欢声笑语。任弼时、林伯渠来了，高岗、张邦英、陈正人等西北局的领导人来了，贺龙的老部下王震、李井泉也来了。

　　林伯渠举着一杯酒，指着陈正人说：“你这个红娘做得不错啊！他们同意结婚，我就来喝喜酒。老贺，祝贺你，我先敬你一杯。”

　　薛明曾听贺龙的一位部属告诉她，贺老总有胃病，不宜饮酒。她一伸手接过了林老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于是，大家都冲着薛明开起玩笑来了。窑洞里洋溢着洋洋喜气。

　　过了几天，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在贺龙住处等待毛泽东的接见。只见毛泽东与贺龙边谈边走，潇洒而来。

　　薛明是第一次同毛泽东直接见面，有点儿羞怯。毛泽东却大步走了过来，对着薛明拱了拱手，说：“薛明同志，好呀！恭喜恭喜！”

　　薛明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主席！”

　　贺龙在一旁微笑着，那么开心，那么甜美。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他有过几位夫人。有的去世了，有的失踪了，有的分开了，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位伴随他终生的伴侣了。此时此刻，元帅的心境也许是颇为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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