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大跃进”年代的辞职风波 (图)

1959年周总理视察都江堰

　　最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代伟人: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杨宗丽明伟著)，描述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周恩来总理丰富的内心世界，叙述了周恩来如何组建“内阁”，为安排民主人士煞费苦心；“跃进”年代，他受到批评后一再检讨以至提出辞职；“解放”干部，为邓小平等人复出费尽心机……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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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大跃进”年代的辞职风波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

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