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周总理视察都江堰
最近,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代伟人: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杨宗丽明伟著),描述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周恩来总理丰富的内心世界,叙述了周恩来如何组建“内阁”,为安排民主人士煞费苦心;“跃进”年代,他受到批评后一再检讨以至提出辞职;“解放”干部,为邓小平等人复出费尽心机……书中首次披露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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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大跃进”年代的辞职风波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进入1958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一度陷入被批评的境地,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
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