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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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群：对近代中国国情和根本问题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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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社会是专制半殖民地社会而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主要任务是反对专制统治，实现公民自由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向中华民族独立转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一、近代中国是专制半殖民地社会
国情问题至关重要。毛泽东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强调：“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2卷1991年版646页）
那么，近代中国国情如何概括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642页）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623页）
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又重申：“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664页）
长时期以来，依据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的断言，把秦始皇称帝到1840年的历史称作“封建社会”，把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称作“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种说法不准确，其中“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之说，是中国史学的最大谬误。
何谓“封建”？ 封，即分封，建即建国。“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就是“封建的本意。“封建”一词，较早见之于《左传》：“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从秦汉以降至晚清的中国传统文献，基本上沿用这个意义。按照“封建”的本意，我国周朝（前11-前3世纪）和欧洲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社会。
据《汉书地理志》（主要作者班固，卒于公元92年）记载：“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6册，页1542。)
可见，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将全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大小分为三等的封建小国大致有1800多个，到春秋还剩数10个；到战国只剩7个。周天子把土地和庶民“封建”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再把土地和庶民“封建”给卿、大夫，叫做“立家”（《大学》中所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家”是指大夫的封邑）；卿或大夫又将被封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天子、诸侯、卿或大夫、士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宗法封建制”。
欧洲中世纪也有类似的情况，英文叫做“Feudarsystem”或“Feudalism”。
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把它译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
封建社会的最大特征是邦国林立、社会多元，各侯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多元的社会力量相互制衡，整个社会有着很大的自由空间。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多个强大的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是民主、法治赖以运作的重要基础，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证。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问：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起步，而结果迥异？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日本幕府体制下的“封建制度”与中世纪西欧的Feudalism“酷似”，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所以，封建社会容易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多种力量相互牵制，才有自由，才有民主。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指出，秦始皇之前，中国封建社会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孕育产生了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正并吞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局面，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秦王采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即“始皇帝”。与此同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筑弛道通往全国各地，从此，建立起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国家。
那么，秦始皇之前之后的中国有什么本质变化呢？
最主要的区别有三点：
1、政治上由多元到一元。在封建制度下，中国各地区有众多的统治者（多时到1800个），从天子到公侯伯子男大小贵族都是世袭的封建主。这些封君受封后，对上级主子要尽各种义务，如进贡、防边，筹饷、力役等，但主子对他们则不能随意任免或干涉其内部管理事务。可见，各侯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秦始皇则废除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改中华政体为“郡县制”。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政治举措，是“废封建，立郡县”，他接受李斯建议，把全国分成36郡，后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郡县是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地方行政机构，郡守、县令由中央定期任免，其职责只行使行政管理权，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而对土地和人口逐渐失去统治权。秦始皇之后2000多年，除了汉初有过若干年分封诸王的反复外，中国郡县制度基本没有变化，如王夫之所说“郡县之制垂2000年而弗能改矣。”
2.经济上土地由公有到私有。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他们的土地，大致都属国有。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给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更不得私有。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经济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 即化公为私，废除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原先的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私自耕种，自由买卖。土地私有制一沿两千年，至20世纪50年代的“三大改造”才变为集体所有制。
3.文化上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在封建制度下，文化是百花齐放、多色多元的。秦自商鞅变法后，罢辍百家，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甚至为了达到思想控制，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
这样，从秦朝开始，中国由封建制变成大一统的帝国郡县制，一延两千年未变。秦汉至清代的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或称“中央集权”社会、专制主义社会。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以西方中古时期的欧洲封建来比较研究，也认为中国封建制盛于西周，衰于春秋，至战国开始崩溃，最后为秦始皇帝全“废”。在中国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现在，所谓“中国自秦始皇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2000年的封建社会”的说法，已经众口一词，积非成是。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源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中国学术界进行了一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不管论战各方在具体观点上存在何种分歧，论战者均“不同程度地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社会形态共性论’。论战诸方多迷信欧洲模式，以之裁量中国历史。”（冯天瑜《“封建”考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研究者学习并运用唯物史观，承袭列宁对现实中国“半封建国家”的认识，斯大林的“五阶段论”（斯大林在《辫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论”。他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6页）等，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概念的本义，赋予了小农经济、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等新的含义。
上面引述的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字最初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而“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篇注）
据历史学家冯天瑜推断，这“几个同志”中应包括王学文、何干之、艾思奇、范文澜等人。
虽然具体为何人，有待考证，但不是毛泽东初创，则是可以肯定的。
毛泽东并非职业历史学家，在革命和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没有可能对古史分期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对于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他只能接受学者的观点。
因此，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的断言不能引为依据。
我国严肃的历史学家从来都把秦始皇之前称为封建时代，如在国学大师胡适、陈寅恪、钱穆、梁漱冥等的文集中，是找不到把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的。他们根据“封君建国”的定义，认为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废掉了。
总之，“集权”与“封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有“封建”就不可能“集权”；而高度“集权”就不可能出现“封建”。“专制”与“封建”亦然。因此，将“封建”与“专制”连用，实属不伦不类。
明确了秦始皇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是专制主义社会很有意义。它使我们看到，两千多年来，尽管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专制主义传统依然原封未动，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一样，无不变了颜色”：民主变成“为民作主”，“以民为本”，法治变成“依法治国”。这里的“为”“以”“依”的主体，是独立于“民”“法”之外的主宰，又回到秦始皇去。总之，不管怎样变，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不管如何变，民主自由也没有空间。这就是中国社会腐败堕落的根源。
既然秦始皇之后至1840年鸦片战争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那么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也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中国应是专制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专制统治，实现公民自由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汇聚着无数英灵，他们为何牺牲？不是为了别的什么，正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的民主自由！
二、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
中国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
到1820年，中国3.8亿人口，占世界的37％，2.3千亿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3％（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安格斯·麦迪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关于这个问题，再举几个依据：据荷兰经济史专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统计，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的28.7%，大大高于英国GDP所占5.2%和日本GDP所占3.1%的份额；据美国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的数字，183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制造业生产量的29.8%，略低于整个欧洲所占34.2%，但大大高于英国和日本分别所占9.5%和2.8%的份额。——《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
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据郭松义教授估算，鸦片战争前，全国平均亩产239市斤，粮食总产量2745.09亿市斤，人均占有粮食653市斤。（《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
清代矿业手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康熙十八年改变了矿业政策，准许各省百姓开铜、铅、银矿。对铁、煤矿采取了比较放任的政策。铜矿乾隆盛时大约年产铜1500万斤左右，鸦片战争前全国年产铁5000万斤以上。
集市贸易活跃。据许檀教授估计，明代农村集市在10000左右，清代中期发展到至少22000到25000个，清末超过30000个。（《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
19世纪初，全世界有10个拥有50万人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中国2000年专制社会所创造的辉煌和灿烂说明，独裁专制政权是无碍与生产发展的，换句话说，不能以生产发展与否作为判断一个政权好恶的依据，否则，就没有理由推翻清王朝。
辉煌灿烂的天朝大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坠入半殖民地深渊的，自此腐败挨打，一蹶不振。
康乾盛世前后这种魔术般的巨变，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大为震惊，百思不解。
大清王朝由世界领先到挨打受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644年满清入关，占领北京，逐步建立起除元朝外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清朝最盛时疆域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上面提到，清朝初年，中国整体实力在世界上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在康雍乾三朝，中国仍然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大清朝的专制统治，使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
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专制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在繁荣的光环下面，大清王朝已经日益衰败：
1.政权腐败。大清帝国承袭的仍是专制制度，权力不存在任何实实在在的监督和制约，而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虽然各专制王朝都存在腐败问题，但清朝的腐败十分严重。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的钱财，远远超过号称明朝最大的贪官——宰相严嵩数十倍；到乾隆中叶以后，官僚队伍的腐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深受皇帝信重的大学士和坤贪污之巨可谓空前绝后。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因痛恨和申专横并曾反对过自己继承皇位，便赐其自尽，并超没其家产。经清点，其全部家产达8亿两白银，相当当时数年的国库收入。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2.拒绝开放，固守自然经济。闭关自守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拉大了中西差距。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大清帝国只是保持了一个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在专制统治下，两千年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商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到鸦片战争前夕，自然经济仍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依旧是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种排斥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自然经济，顽强地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3.严厉的思想禁锢。康雍乾三朝最残酷的统治表现为文字狱。乾隆朝，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可是文字狱却是最严重的，最厉害的。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160多起，其中在乾隆朝，有130多起，占80％，一不小心就会被处死。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朝历代，都有过类似文字狱的情况。但是像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时间之长，处置之残忍，那是历朝历代所没有的。除文字狱外，清朝严禁言论出版自由。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写道，“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一版）思想被禁锢，是社会堕落的重要原因。
在大清朝趋于衰落，似“日之将夕”之时，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蒸蒸日上。
历史发展到满清入关前4年，即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英国被宣布为共和国。之后历经内战、复辟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确立了议会制，建立起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形成了一个以保护公民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一旦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英国长期遥领世界风骚，其根源，正是它有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
继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国于18世纪后半期又掀起了“工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和美国也成为世界强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赞赏的口吻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可见，清王朝由领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个比传统中国社会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康有为说过：“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披全球。”这里所说的“新政新法”，指的是民主共和制度，“新学新器”，指的是现代工商业。尤其是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力地限制了政府的不良行为，保障了公民的人人平等的权力，极大地焕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把西方社会迅速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社会依然停留在中世纪。长期的专制统治，不但养成了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奴性，也制约了整个社会自我更新的能力，难以与时俱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样一来，泱泱大国步履蹒跚，在西方先进国家进攻下，必然屡遭失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可以说，清王朝由领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制与民主抗衡、落后与先进较量、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竞争的结果。
那么，如何振兴国家，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尽快跟上世界潮流，实行全面的充分的民主，使中国从专制社会转变成民主社会（或者说从中世纪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变成民族独立的国家。这就是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
要解决这一根本问题，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是：
1、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独立。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2、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或者说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3、实现民主政治，化君权为民权。即废除专制，实现司法独立，舆论自由，权力竞选，人权平等。
4、废除思想控制，实现文化多元化。
上述四点，除第一点不具有普遍性外，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和普世性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要实现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关键是第三点，即实现民主政治、扩展公民权。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之所以是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民主政治具有关键性。卢梭说过；“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说道：“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李慎之说：“一个民族最主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 美国总统布什曾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让统治者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类发展的关键在于民主政治。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历史，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向中华民族独立转变的历史。我们应该按照中国历史的这一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以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为纲来认识近代中国，以社会民主化、民族独立化的历程为观察和判断一切历史现象的基本线索。
明确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向中华民族独立转变，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国家民主化民族独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第一层次的问题，其他如变法改良、暴力革命、改革开放等，都是方法问题，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两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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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中国是专制半殖民地社会
国情问题至关重要。毛泽东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强调：“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2卷1991年版646页）
那么，近代中国国情如何概括呢？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642页）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623页）
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又重申：“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664页）
长时期以来，依据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的断言，把秦始皇称帝到1840年的历史称作“封建社会”，把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称作“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种说法不准确，其中“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之说，是中国史学的最大谬误。
何谓“封建”？ 封，即分封，建即建国。“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就是“封建的本意。“封建”一词，较早见之于《左传》：“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从秦汉以降至晚清的中国传统文献，基本上沿用这个意义。按照“封建”的本意，我国周朝（前11-前3世纪）和欧洲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社会。
据《汉书地理志》（主要作者班固，卒于公元92年）记载：“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周室既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相吞灭，数百年间，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合从连衡，经数十年。”(中华书局版《汉书地理志》第6册，页1542。)
可见，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将全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大小分为三等的封建小国大致有1800多个，到春秋还剩数10个；到战国只剩7个。周天子把土地和庶民“封建”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再把土地和庶民“封建”给卿、大夫，叫做“立家”（《大学》中所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家”是指大夫的封邑）；卿或大夫又将被封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天子、诸侯、卿或大夫、士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宗法封建制”。
欧洲中世纪也有类似的情况，英文叫做“Feudarsystem”或“Feudalism”。
近代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周朝的“封建”一词，把它译作“封建制度”、“封建主义”。
封建社会的最大特征是邦国林立、社会多元，各侯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多元的社会力量相互制衡，整个社会有着很大的自由空间。世界各国的历史表明，多个强大的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是民主、法治赖以运作的重要基础，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证。一百多年来，人们一再问：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起步，而结果迥异？很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日本幕府体制下的“封建制度”与中世纪西欧的Feudalism“酷似”，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所以，封建社会容易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多种力量相互牵制，才有自由，才有民主。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指出，秦始皇之前，中国封建社会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孕育产生了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巨大作用。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正并吞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局面，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秦王采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尊号，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皇帝，即“始皇帝”。与此同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筑弛道通往全国各地，从此，建立起一个以咸阳为首都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国家。
那么，秦始皇之前之后的中国有什么本质变化呢？
最主要的区别有三点：
1、政治上由多元到一元。在封建制度下，中国各地区有众多的统治者（多时到1800个），从天子到公侯伯子男大小贵族都是世袭的封建主。这些封君受封后，对上级主子要尽各种义务，如进贡、防边，筹饷、力役等，但主子对他们则不能随意任免或干涉其内部管理事务。可见，各侯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秦始皇则废除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改中华政体为“郡县制”。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政治举措，是“废封建，立郡县”，他接受李斯建议，把全国分成36郡，后增至40余郡。郡下设县。郡县是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地方行政机构，郡守、县令由中央定期任免，其职责只行使行政管理权，管理人民，收取赋税，征发兵役和徭役，而对土地和人口逐渐失去统治权。秦始皇之后2000多年，除了汉初有过若干年分封诸王的反复外，中国郡县制度基本没有变化，如王夫之所说“郡县之制垂2000年而弗能改矣。”
2.经济上土地由公有到私有。在封建制度下，土地属于天子或诸侯，他们的土地，大致都属国有。大贵族可以把土地“封”给小贵族，但不得买卖，百姓更不得私有。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经济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 即化公为私，废除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原先的国有或公有土地任人私自耕种，自由买卖。土地私有制一沿两千年，至20世纪50年代的“三大改造”才变为集体所有制。
3.文化上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在封建制度下，文化是百花齐放、多色多元的。秦自商鞅变法后，罢辍百家，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甚至为了达到思想控制，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
这样，从秦朝开始，中国由封建制变成大一统的帝国郡县制，一延两千年未变。秦汉至清代的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或称“中央集权”社会、专制主义社会。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以西方中古时期的欧洲封建来比较研究，也认为中国封建制盛于西周，衰于春秋，至战国开始崩溃，最后为秦始皇帝全“废”。在中国古代，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现在，所谓“中国自秦始皇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2000年的封建社会”的说法，已经众口一词，积非成是。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源于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时中国学术界进行了一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不管论战各方在具体观点上存在何种分歧，论战者均“不同程度地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社会形态共性论’。论战诸方多迷信欧洲模式，以之裁量中国历史。”（冯天瑜《“封建”考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研究者学习并运用唯物史观，承袭列宁对现实中国“半封建国家”的认识，斯大林的“五阶段论”（斯大林在《辫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论”。他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6页）等，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概念的本义，赋予了小农经济、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等新的含义。
上面引述的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字最初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而“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篇注）
据历史学家冯天瑜推断，这“几个同志”中应包括王学文、何干之、艾思奇、范文澜等人。
虽然具体为何人，有待考证，但不是毛泽东初创，则是可以肯定的。
毛泽东并非职业历史学家，在革命和战争的残酷环境中，没有可能对古史分期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对于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他只能接受学者的观点。
因此，毛泽东关于“封建社会”的断言不能引为依据。
我国严肃的历史学家从来都把秦始皇之前称为封建时代，如在国学大师胡适、陈寅恪、钱穆、梁漱冥等的文集中，是找不到把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的。他们根据“封君建国”的定义，认为中国的“封建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被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时废掉了。
总之，“集权”与“封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有“封建”就不可能“集权”；而高度“集权”就不可能出现“封建”。“专制”与“封建”亦然。因此，将“封建”与“专制”连用，实属不伦不类。
明确了秦始皇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是专制主义社会很有意义。它使我们看到，两千多年来，尽管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专制主义传统依然原封未动，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一样，无不变了颜色”：民主变成“为民作主”，“以民为本”，法治变成“依法治国”。这里的“为”“以”“依”的主体，是独立于“民”“法”之外的主宰，又回到秦始皇去。总之，不管怎样变，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不管如何变，民主自由也没有空间。这就是中国社会腐败堕落的根源。
既然秦始皇之后至1840年鸦片战争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那么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也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中国应是专制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专制统治，实现公民自由民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汇聚着无数英灵，他们为何牺牲？不是为了别的什么，正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的民主自由！
二、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
中国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
到1820年，中国3.8亿人口，占世界的37％，2.3千亿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3％（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安格斯·麦迪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关于这个问题，再举几个依据：据荷兰经济史专家麦迪逊在《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统计，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的28.7%，大大高于英国GDP所占5.2%和日本GDP所占3.1%的份额；据美国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的数字，183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制造业生产量的29.8%，略低于整个欧洲所占34.2%，但大大高于英国和日本分别所占9.5%和2.8%的份额。——《中国离发达国家有多远?》
1799年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据郭松义教授估算，鸦片战争前，全国平均亩产239市斤，粮食总产量2745.09亿市斤，人均占有粮食653市斤。（《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
清代矿业手工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康熙十八年改变了矿业政策，准许各省百姓开铜、铅、银矿。对铁、煤矿采取了比较放任的政策。铜矿乾隆盛时大约年产铜1500万斤左右，鸦片战争前全国年产铁5000万斤以上。
集市贸易活跃。据许檀教授估计，明代农村集市在10000左右，清代中期发展到至少22000到25000个，清末超过30000个。（《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绪论——清代前期的社会经济有重大发展））
19世纪初，全世界有10个拥有50万人以上居民的城市，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中国2000年专制社会所创造的辉煌和灿烂说明，独裁专制政权是无碍与生产发展的，换句话说，不能以生产发展与否作为判断一个政权好恶的依据，否则，就没有理由推翻清王朝。
辉煌灿烂的天朝大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坠入半殖民地深渊的，自此腐败挨打，一蹶不振。
康乾盛世前后这种魔术般的巨变，令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有识之士大为震惊，百思不解。
大清王朝由世界领先到挨打受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644年满清入关，占领北京，逐步建立起除元朝外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清朝最盛时疆域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上面提到，清朝初年，中国整体实力在世界上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在康雍乾三朝，中国仍然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大清朝的专制统治，使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
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不过是专制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在繁荣的光环下面，大清王朝已经日益衰败：
1.政权腐败。大清帝国承袭的仍是专制制度，权力不存在任何实实在在的监督和制约，而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虽然各专制王朝都存在腐败问题，但清朝的腐败十分严重。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的钱财，远远超过号称明朝最大的贪官——宰相严嵩数十倍；到乾隆中叶以后，官僚队伍的腐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深受皇帝信重的大学士和坤贪污之巨可谓空前绝后。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因痛恨和申专横并曾反对过自己继承皇位，便赐其自尽，并超没其家产。经清点，其全部家产达8亿两白银，相当当时数年的国库收入。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2.拒绝开放，固守自然经济。闭关自守妨碍了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拉大了中西差距。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大清帝国只是保持了一个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在专制统治下，两千年来中国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商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到鸦片战争前夕，自然经济仍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依旧是中国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种排斥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自然经济，顽强地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3.严厉的思想禁锢。康雍乾三朝最残酷的统治表现为文字狱。乾隆朝，被认为是康雍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可是文字狱却是最严重的，最厉害的。整个清朝文字狱大案160多起，其中在乾隆朝，有130多起，占80％，一不小心就会被处死。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历朝历代，都有过类似文字狱的情况。但是像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时间之长，处置之残忍，那是历朝历代所没有的。除文字狱外，清朝严禁言论出版自由。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写道，“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一版）思想被禁锢，是社会堕落的重要原因。
在大清朝趋于衰落，似“日之将夕”之时，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蒸蒸日上。
历史发展到满清入关前4年，即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9年英国被宣布为共和国。之后历经内战、复辟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确立了议会制，建立起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形成了一个以保护公民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一旦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英国长期遥领世界风骚，其根源，正是它有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
继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英国于18世纪后半期又掀起了“工业革命”，生产力突飞猛进。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和美国也成为世界强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赞赏的口吻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可见，清王朝由领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个比传统中国社会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康有为说过：“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披全球。”这里所说的“新政新法”，指的是民主共和制度，“新学新器”，指的是现代工商业。尤其是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力地限制了政府的不良行为，保障了公民的人人平等的权力，极大地焕发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把西方社会迅速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社会依然停留在中世纪。长期的专制统治，不但养成了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奴性，也制约了整个社会自我更新的能力，难以与时俱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这样一来，泱泱大国步履蹒跚，在西方先进国家进攻下，必然屡遭失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可以说，清王朝由领先世界到挨打受欺，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制与民主抗衡、落后与先进较量、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竞争的结果。
那么，如何振兴国家，恢复中华民族的尊严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尽快跟上世界潮流，实行全面的充分的民主，使中国从专制社会转变成民主社会（或者说从中世纪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变成民族独立的国家。这就是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
要解决这一根本问题，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是：
1、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实现国家独立。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2、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或者说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3、实现民主政治，化君权为民权。即废除专制，实现司法独立，舆论自由，权力竞选，人权平等。
4、废除思想控制，实现文化多元化。
上述四点，除第一点不具有普遍性外，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和普世性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要实现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关键是第三点，即实现民主政治、扩展公民权。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之所以是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因为民主政治具有关键性。卢梭说过；“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说道：“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李慎之说：“一个民族最主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 美国总统布什曾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让统治者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类发展的关键在于民主政治。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的历史，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向中华民族独立转变的历史。我们应该按照中国历史的这一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以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为纲来认识近代中国，以社会民主化、民族独立化的历程为观察和判断一切历史现象的基本线索。
明确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变，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向中华民族独立转变，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国家民主化民族独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第一层次的问题，其他如变法改良、暴力革命、改革开放等，都是方法问题，属于第二层次的问题。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是近代中国两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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