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真实的毛泽东(一) (图)

探讨真实的毛泽东(一) ZT

提要：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毛泽东, 我们需要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寻找答案,还原成人的重新评价


每每经过天安门，望一眼城楼，都会看到毛泽东。

那是他的画像。在城楼后面，有个画家负责画像更新，几十年不变地用传统的方式画着同一个人的同一个瞬间。

从1976年他去世到现在，已经三十一年。主席像已经更换多次，而他注视下的中国，又有多大的变化？

偶尔会有这样的闪念：这三十年时间里，他都看到了什么？

如果让他说出来，他最先提到的，将是哪些——网络，民主进程，经济改革，还是腐败或者别的什么？

这的确是个剧烈变化的年代，但也有一些变化不大的事情。

如果以他的画像为圆心，在五公里范围之内，就可以看到垄断行业威严的衙门口。五十公里范围内，就能看到囊中羞涩依旧的农民；五百公里范围内，还可以看到更多仍在干预微观经济的地方政府……所有这些，都在这个人的注视之下。

他不言，下自成蹊。

在很多国家的广场或者巨型纪念建筑物里，都有个人在注视着他的国家、他的国人。

在一个人的注视下生活，其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就如同家里永远有一位老人——尽管他打过孩子们的屁股，但也给孩子们讲过“狼外婆”的童话。

毛泽东还不仅仅是这样一位老人。他历经了人与神的奇幻轮回；他造就了一段影响深远的中国历史；他至少仍通过宪法以“毛泽东思想”的方式对国人的现在和未来发挥作用。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毛泽东”三个字和“中国人”三个字，还息息相关。

这决定了中国人不能以对邻家老人的心态对待毛泽东。

所幸，在政治文明日益提高的今天，关于这个老人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被公开。

尽管如此，关于他的信息仍不完整。所有人能做的，就是在他辞世三十一年后，仍尽可能还原他，去寻找一种叫做真实的答案。

交叉在虚拟与现实中

“毛泽东”三个字在现实中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各种途径折射出的各式毛泽东是人们重忆这位伟人的现实表现

“一生爱好文艺，喜欢听京剧、曲剧、书法、诗词和史书，写得一手好字，喜欢与那些御用知识名流们唱和，讨论古诗的创作规律。”——这是一位博客主人的介绍，而这个博客的名字是“毛泽东”。

“毛泽东”三个字频繁出现在网络上，不仅有“毛泽东博客”，而且有各种各样以“毛泽东”命名的网站。

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说，今日的中国人，不仅从书籍和影视媒体中熟悉毛泽东，更喜欢从网络中寻找或重塑毛泽东。

网上魔力

在网络对大多数中国人还很陌生时，“毛泽东”这个天价域名在1998年就被英国人抢注了。

国内最初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网站则难以查考。

胡为雄说，现在普遍认为河北晶牛集团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网站是国内最早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和传播网站。2006年3月，这个在2000年底开通的“毛泽东思想”网站的点击量超过了1亿次。

在2000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政府机构都加入到创建“毛泽东”网站的行列中来。

2001年12月26日，由共青团中央和党史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建立的“毛泽东纪念馆”在网上开通。

在2003年毛泽东110周年诞辰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出现了若干个和“毛泽东”有关的网站，毛泽东的诗词、选集、传记、轶事都纷纷传到了网上。

在这一时间段前后出现了几百家以“毛泽东”命名的网站，这一热潮在2003年前后达到了一个顶峰。

有人把这称之为“红色网站”的井喷，形形色色的网站的开通，在虚拟世界里建立了另外一个毛泽东王国。

伴随着各种网站的建立，是网络论坛中一直争吵不息的论战，“千年一师毛主席”与“毛泽东一生建国有功，治国无方”这样的帖子同时出现在论坛中。

“如果说毛泽东网站的建立更多的是一种怀念和研究外，那么各种毛泽东论坛里的争论却往往超出了学术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对骂也好，论战也好，反映出的心态都比较复杂。”胡为雄说。

“我觉得不仅仅是口水仗。”曾经参与人民网“强国论坛”中“毛泽东论战”的网民“向日葵”认为，大家都想证明自己的判断，而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他的想法代表了许多参与论战的网民的想法。

论战双方都花了很大力气找论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建国后工农业的各项发展指标和数据、过去和现在的各种增长率这样相对专业的东西都被拿出来反复分析。

尽管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论战还在继续。“天涯”、“中青在线”等著名论坛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因为一个新的关于毛泽东的帖子而重新开始打架。

显然，这样的论战并不会停止。

毛泽东甚至走进了网络游戏世界，在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共青团中央组织实施的《中华英雄谱》网络游戏中，设置的“宝物”是毛泽东语录，平装本、精装本、限量精装本、签名精装本等显示了不同的等级，而玩家的最终成就即在天安门广场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虚拟世界里的毛泽东塑造出来的肯定不是历史中的毛泽东，但却是历史中的毛泽东在现实的一种投射。

31年后的毛泽东，在网上的虚拟世界里也同样经历着人神之间的轮回，在新的网络话语中成为持久的一种潮流。

红色书籍主角

今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1周年，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再次热卖，由此带动整个党史类书籍的热销。在北京 中关村图书大厦，有一块专门辟出来的图书专区，书的封面大都以“红色”为主调，《长征日记》、《红星照耀的中国》、《毛泽东传》、《马克思传》、《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家书》，老书新书都聚集其中，买书的人把这称之为“红色专柜”。红色，大都与“毛泽东”三个字有所关联。

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型书店中，几乎都有这样的“红色专柜”。借着纪念建党86周年的东风，重新解读的“党史类”书籍在今年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一段时间出现了断档。”中国青年出版社市场部经理付豪杰说，在上市不到两周后，起印两万册的书已经被订购一空，出版社不得不加紧重印。“新版《毛泽东传》已经卖了11万册左右，连带其他几本毛泽东学术研究类的书也卖了1万多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潘宇博士说，这本再版的传记是在畅销书行列中待得比较久的书。

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刚刚推出了她的第三本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这本书在上海书市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众多参加签名售书的人则希望从孔东梅的身上看到更多毛泽东的影子。

涉及“毛泽东”的书籍的出版并不容易，除了按常规要在新闻出版署进行选题申报和备案审查外，涉及重大党史人物和党史问题的还要经过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机构专家进行专门审查。《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这本书连写作带报批前后差不多用了4年时间。这是一本第一次全面披露1962年“七千人大会”全过程的著作。“党史类书籍在这方面非常耗时间。” 《变局 —— 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的责任编辑吴晓梅说。所以有的出版社不愿意碰这类书籍，因为周期太长，有时单纯从经济效益上考虑经常得不偿失。

但是近年来这类书籍在市场上却一直成为一个热点。众多的出版社尽管面临诸多困难，都在尝试出版类似的书籍，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中央党校出版社等几家出版社一统天下的局面。

一些有分量的书激起了人们的阅读欲望，但是另一方面，跟风之作也充斥其中。在“红色专柜”中，也有一些从封面设计到题材看上去雷同的书，标题耸人听闻，内容却乏善可陈。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对现在的党史类书籍的泛滥用八个字来形容。党史类书籍的热销同样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中共党史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吴江认为今年党史类书籍更注重了对党的革命和执政规律的探索，不再局限于描述党的历史，更注重通过历史对规律的挖掘。他对红色出版物热潮评价是，从长远看来，热潮会减退，常温依然在。

但在书市之外、网络之下，“毛泽东”这个名字及其背后的故事仍将为人们津津乐道。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张素华认为毛泽东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成功和失误对今天都有借鉴的意义，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天的财富。

在后人追溯的目光中，折射出各种各样的毛泽东来，回到热闹的网络博客中，一位来自西藏那曲的网民多吉俄色在自己的博客上说，毛泽东不会随着时间而淡化，不管是出生在他在世的年代，还是他去世后出生的人，都在关注他，尽可能地去了解他。

越历史,越真实

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毛泽东, 我们需要的是在真实的历史中寻找答案,还原成人的重新评价

张素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至今已有27年。参与编辑过《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撰写过《毛泽东年谱》，出版过《毛泽东画传》、《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等。对于如何研究毛泽东，颇有己见。

不应纠缠于个人品质

新世纪：关于毛泽东的热度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张素华：近几年来，我几乎每天都要拿出一点时间来上网。我有一个明确的感觉，毛泽东虽然逝世31周年了，国人对他还是相当关注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为什么至今还被人们广泛地关注？我想大体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在宪法和党章里都记载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虽然那个毛泽东思想强调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有着这样显赫地位的人物，自然会受到关注。

二是由于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从功业上来说，他既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又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样一个功过俱存的人物，如何评价，自然众说纷纭；

三是他曾经是一个被神化的人，如何把他还原成人，有很多工作要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又会产生很多争论；

四是毛泽东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他的成功和失误对今天都有借鉴意义，他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今天的财富。

从这几个方面来讲，我想对毛泽东的评价，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新世纪：在一些激烈的争论中，关于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很多纠缠在毛泽东个人身上，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素华：在争论当中，我发现有些问题大家应该取得共识。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要尽量少从个人的品质上来寻找存在问题的原因。

比如在整人问题上，仅仅放在中国看，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放在国际共运这个大范围来看，就会发现，这不仅是中国一个党的问题，许多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难道那些党的第一把手人品都有问题，事情有那么巧合吗？

1956年，一个兄弟党内有四个人因为受迫害，逃到中国，还有两个人在苏联不敢回国。原因是他们在中央全会上批评了中央的领导。对此事毛泽东十分有看法。

他对米高扬说，这不是正常的党内生活。在党内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他还让米高扬告诉那个党说：你那套打倒的办法不行，这只能引起党内矛盾的尖锐化。今天你打倒了他们，也许明天他们又打倒了你，这样下去你们的党、你们的事业就危险了！

他还说，不要搞得你死我活嘛！有什么好处呢？今天我起来把你打倒，明天你起来又把我打倒。这样不好。资产阶级还有两党制度呢，美国就有两个党，艾森豪威尔上台，杜鲁门并没有坐班房啊！

在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那个党的代表团时，还专门谈了这个问题。那个党的同志说，美国人最近散发传单反对我们的领袖，那些被开除逃跑的人也反对我们的领袖，可见是特务，他们反党，反政府。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批评了你们的领袖，也是美国人的特务？今天，我、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也批评了你们的领袖，也该是特务了。帝国主义分子批评斯大林，赫鲁晓夫现在也批评斯大林，那么，赫鲁晓夫也该是帝国主义分子了？这些都是无原则的联系。

从这些谈话可以看出，当时的毛泽东很清醒。

可是仅仅一年以后，他就来了一个反右，1959年又在党内反右，从此就很少消停，直至文化大革命。由清醒到不清醒，由坚决反对打压不同意见，到大肆打压不同意见，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仅仅从个人品质上找原因，那么换个品行好的人就行了。行吗？事实证明是不行的。

新世纪：现在来看，这些变化的原因比较复杂。

张素华：所以我们党拨乱反正以后，做出了实行领导任期制的制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还是拿毛泽东来说，如果实行任期制，毛泽东1949年任党的主席，按任期10年算，到1959年他就到期了，对于一个1959年就要到期的领导来说，他可能再发动一次庐山会议的反右吗？肯定不会。因为他发动不起来呀！当时的彭德怀就不服嘛，很多的人不服嘛。你就要成为明日黄花了，真理又不在你的手里，谁还会跟你走呢？如果在毛泽东任期内不可能发动反右，新上来的同志肯定也不会。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斯大林事件出现以后，赫鲁晓夫在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时，也主要是在人品上找原因，没有在制度上找原因，结果没有走出那个怪圈。赫鲁晓夫呢，还是搞终身制，做了11年的总书记被别人给政变了。当时的毛泽东在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时，应该说，他注意到了制度上的原因，所以，中共八大他有了退的想法，在党内出现了一线二线的问题。

但这个思想不彻底，还是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到斯大林的问题时，就说他太任性，但同时也怪罪赫鲁晓夫等人当时不提醒斯大林，现在批判斯大林。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事件的出现，确实使毛泽东在观察他身边的人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毛泽东从斯大林身上也没有能够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

在真实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新世纪：那么这个问题的正确解读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素华：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教训，要注意从历史过程、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上来分析他，研究他，一种说法是“历史还原法”。

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很难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不能现在回过头去看，说应该这么着，而他却那么着。

比如有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枪杆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进行批判。如果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恐怕就很难这么说了。共产党当时恰恰是不屑于抓枪杆子的。是一个论党内地位还没有毛泽东高的蒋介石，先是发动了中山舰事件，接着是“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然后在南京自立中央政府。这边的国民党中央，虽然对蒋介石三令五申，共产党又发通电，蒋介石根本不理你，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原因是什么呢？他手里有枪。不但蒋介石不理你，这边国民党中央的人后来也跟着蒋介石走了，全都清共。

湖南的唐生智算什么呢？起初毛泽东也没有太在意他，孰料他后来也成了左右武汉 政权的关键力量，成了扑灭湖南农民运动关键的力量，所以，毛泽东悟到，蒋、唐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都是拿枪杆子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总结出来的。

事实就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枪杆子不会有说话的权力，更不用说要夺取政权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都需要用历史的还原法来细致、认真地梳理出来。

再比如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你傻不傻呀，干吗不实行全方位外交？不同美国搞好关系？至少可以实行中间路线嘛。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如果深入研究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既不像西方说的，当时的中央内部有亲苏、亲美派之分，毛泽东是从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出发去制定了“一边倒”的政策，也不是毛泽东对什么高岗与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不安等等，而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决定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审慎做出的。总之，它恰好实现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的统一。

还原成人的重新评价

新世纪：现在网络上这种重塑毛泽东的过程还在继续，怎么看待这种重塑？

张素华：网上现在的这种重塑，有自己合理想象的地方。我感觉如果真正要总结历史经验，要评说毛泽东，恐怕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是不能神化他，现在神化他的文章也有一些，但很难成为气候；

第二是不能妖魔化，把他说得像魔鬼，我认为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教训时，要注意把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他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从苏联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比较狭隘。

现在人们讲社会主义有几个支流，一个是西方的社会主义；一个是东方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当然还有别的社会主义。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1956年英国工党代表团到中国来，他们就和毛泽东辩论，他们坚持的也是社会主义，并且劝毛泽东不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搞的和苏联一样，那样不好，苏联的社会主义有问题。毛泽东坚持说，我们和苏联是一致的。当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

从毛泽东来说，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是否有不够完善的地方虽然怀疑，但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怀疑，所以建国后的毛泽东，没有走出苏联的模式；相反有些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总是想建立一个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比如提干、上学、当兵，处处都要优先工农子弟。他甚至提拔工人、农民的代表到中央任职。

他不认为这对非工农出身的人是一种不平等，是对另外一些人的歧视。

他更没有认识到要改变工农的地位，首先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要提高工农的经济地位，就得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

也就是说，他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同他追求的理想社会主义有关。

总的来讲，我感觉要正确看待毛泽东，尤其在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需要分清哪些是制度造成的；哪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狭隘理解造成的；哪些是对形势的判断失误造成的；哪些是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

我们在评价他的时候，既不要神化他，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以理性的态度，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他，评价他，这对毛泽东是公正的，对我们的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我们无论对谁，都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大家评论一个人，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总结经验，为了使我们不再重复他人或前人的错误，为了使我们走得更好

他也有三落三起

毛泽东个人的人生曲折,是一种相忍为党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也是一个历尽曲折的成长过程。

最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黄允升著的《毛泽东三落三起》一书。

过去人们都知道邓小平有个“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如今黄允升又向大家讲了一个毛泽东“三落三起”的长篇故事。

说起毛泽东的“三落三起”，对于毛泽东说来，自然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磨难；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也是一个历尽曲折的成长过程。

秋收起义后第一落

毛泽东的第一落，说起来，叫人不能不遐想。

1927年春夏，国民党突然对共产党翻脸，进行穷追猛打。一向怀有救国理想的共产党对此极其震惊和气愤，立刻决定通过充分发动工农群众，在城市实行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动请缨到湖南组织起义。然而，起义并不顺利，原想几路进攻长沙 ，可是起义没几天，几乎全部失利。这使毛泽东迅速明白了一个问题，国民党已经坐大，整个形势是敌强我弱，眼下不是什么继续暴动，而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当然，他是否马上就明白了靠暴动不能取得胜利的道理，似也不是那么明确，但有一点，他比较肯定，必须保存武装，必须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其他。所以，几路起义军失败之后，毛泽东立刻做出决断，不再进攻长沙，拉着队伍上山了。

上山，在当时来说，是惟一正确的选择，但中央则很难理解，乃至非常愤怒。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是“最可耻的背叛”。很快，毛泽东就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一传再传，又变为被开除党籍了。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一落。

事后来看，当时在中央负责的同志，也都是一些革命青年，他们凭着一股坚定的革命信念，凭着对苏联十月革命武装起义道路的认定，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蔑视，一心认为通过发动一个个暴动就可以实现全国革命的胜利。那么毛泽东呢？他暴动一半，就领兵走了，自然就是他们眼里的“逃兵”。之后，随着一个个暴动的失败，人们才逐渐认识毛泽东是对的。

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保存了实力，搞出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案例，他不仅让一些起义队伍有了归宿，而且为众多的起义队伍提供了榜样，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喘息和重整队伍的机会，否则中央精心策划的所有起义都会是惨痛的失败而变得无甚意义。

第二落：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

毛泽东的第二落，情况稍有不同。

这次的大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与中央关系不大，但所争论的内容，也涉及一些原则问题。

红四军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和朱德等，当时的分歧也主要产生在他们之间。毛泽东从未做过军事工作，甚至连军校也未读过，带兵打仗可以说是一个外行；朱德不仅读过军校，而且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四军这支弱小的军队，既属于初创时期，又生长在国民党强大优势兵力的“丛林”之间，时刻都有被剿灭的危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生存、如何领导、如何建设和发展，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一切都在艰难的起步与探索之中。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远在偏远农村的四军，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挥的一支军队，中共中央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四军的行动必须按中央的指示办事。毛泽东虽然初入行伍，但他悟性极高，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使红军发展壮大等等方面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并且常常是一些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

当同志们向他质疑时，他总是以要从本地情况出发，要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指示为由，为自己辩护，这使认为应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却存在着毛泽东揽事太多、太有主见，常常听不进他人意见的情况，也让同志们感到郁闷。

一来二去，加上中央二月指示的因素，再加上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内部的大争论爆发了。很快，毛泽东就成了少数，甚至刘安恭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无奈，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地方工作。

事后来看，当时的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谁的想法正确？谁更高明一点？一切都要由实践来检验。几个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肯定。于是，毛泽东又被请回了四军。

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起草一个有3万多字的文件，交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确立起来，成为中共建军的纲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近一年后，朱德坦然承认，这场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态度也有问题；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二落。

第三落：成为中央批判对象

毛泽东的第三落，情况非常复杂，这一次主要是同中央的一些认识分歧，最根本的问题，是以什么方式如何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

到1931年底，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发展到几万人，并建立了大片根据地。怎样才能夺取全国政权呢？中央的意见仍是以占领中心城市为主，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则坚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这个争论，谁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呢？

这时在中央负责的是一些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年轻人，中央的同志理直气壮地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它虽与苏联的道路不同，却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惟一能够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路。

但中央的领导权不在毛泽东的手里，他越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越是让人觉得他太固执，他已经成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阻力。

因此，毛泽东便成了中央批判的对象，被请出了红军，去做地方工作。用一句通俗的话说，边缘化了。最严重时，人们甚至不敢同他交往。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三落。

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在红军生死关头的时刻，毛泽东才又回到了军事指挥的领导岗位。有人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个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表面看来，毛泽东的三个大落与大起，是他个人的人生曲折，实际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既有一个对外斗争，也有一个内部不断争论、不断调整方向、不断进步的过程。

这个过程留给后人的启示是，做事一定从实际出发，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离真理近一点。

从毛泽东本人来看，他不但没有因为受到挫折而消沉，并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贺子珍说，他变得更耐心了，更加善于团结人了。这是一种相忍为党积极的人生价值取向。

主角：毛泽东与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时期，毛泽东自然是整个中国的主角，这位个性强、气质浪漫的“一把手”召开这样一次大会的动因是什么？他的自我批评又给大会带来了什么变化？

通常说来，1961年底，中国已经走出三年经济困难的危机。

但事实上，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粮食极缺，各种物资都很不足。如何走出困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调整起来却十分费力。

中央感到，不少地方存在着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为此非常着急。

危难当中，有人提议，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打通思想，问题或许可以解决。

危机时刻，毛泽东交心开大会

毛泽东的突出印象是：“空气比较沉闷，人们的气不壮。”气不壮是外在的表现，真正深层的原因是人们的心结没有解开。这心结是什么？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级干部都是热情高涨，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到头来遭遇的却是重大挫折，不少人还受了处分，不免有点灰溜溜的，甚至还有不少怨气，自然就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与精神。

对“大跃进”的工作怎么看，哪些对哪些不对，错误的责任该怎么划分，中央尚未作出回答。

于是，毛泽东提出要开就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这便是随后召开的有名的“七千人大会”。

用什么办法来打通大家的思想呢？毛泽东提出用交心的办法。这个“心”怎么交？就是把过去的工作讲清楚，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检讨。

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

全局观念和纪律也要讲。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

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办法是：通过总结经验，来统一全党思想；通过中央承担责任，来给各级干部松绑；通过向地方干部交心，来赢得地方的信赖；然后再讲全局和纪律，来达到反对分散主义的目的。

顺从民意，毛泽东让人讲话

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邓小平为大会主持起草了一个中央的报告。不料，这个报告在小范围征求意见时，却出现了“议论甚多”、“莫衷一是”的情况。

很显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认识，今后的工作怎么做，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报告拿到大会上宣读，肯定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怎么办？又一个难题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

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推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对报告进行修改。很快，他又改变了主意，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办法：报告既不送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也不在大会上宣读，而是直接印发大会，以组(省)为单位讨论3天，先听取意见，然后再正式作报告。

一石激起千层浪。报告发到与会者手中，果然是议论纷纷，各种意见都有。3天时间转瞬即逝，是正式宣讲报告，还是继续讨论？

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思量再三，“天塌不下来”，决定延长会期，放手讨论。

正在此时，中央又发现一些省级干部不同意中央当前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分散主义的判断。

他们的观点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按照报告的意思，不但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说，主要矛盾是主观主义。对此，刘少奇、邓小平甚感意外，他们迅速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立刻召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开会，商量大会该如何进行。

商量的结果，毛泽东提议，让大会讨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报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并将大会主题从以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为以总结经验为主，还重新成立了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不论是原则问题，还是文字问题，都可以讨论。报告中不合理的、不符合真理的东西都可以推翻，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于是，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到24日，对报告整整讨论了14天，一直到27日，才将反复讨论修改的报告最后定稿，并且印发大会，不再宣读。讨论修改后的报告吸收了不少与会者的意见，对“大跃进”时期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总结，中央作了自我批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提出本着有什么反什么、哪里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来进行，使地方同志既认识到反分散主义是必要的，又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见。

对人们十分关注和有争议的问题，由刘少奇在大会上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会议收到很好的效果，与会者相当满意。这一段会议被周恩来称为会议的“第一个高潮”。

干部心有不满，毛泽东安抚人心

按照原来的设想，大会讨论通过中央报告以后，几个中央常委在会上讲一讲就结束会议。但在大会讨论中央报告的时候，地、县两级干部也想结合本地实际给省委提意见。

他们中的不少人心中有气，比如，在上级大搞“大跃进”时，有些人因为不愿盲从而被“插了白旗”或者定为右倾；在经济工作出现重大失误时，有些人因为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又被定性为死官僚等5种人。总之，左右都不是。

即使在北京开会，有的省委书记依然十分专断，不让人讲话，致使部分人的气很是不顺。

有人因此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映他们对省委书记有意见，要求出气。

会议开始时，考虑到过去几年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所以毛泽东提出由中央承担责任，地方的同志只要求改，不做检讨。

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地、县两级干部对省委心中有气，不出气，就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如何既可以使省委书记服气，又能让地、县两级干部出气？需要寻找一种很好的方法来化解这一对矛盾。

毛泽东同中央常委经过研究，最后决定，还是延长会期，大家都在北京过春节，开一个“出气会”，让大家吐苦水，发泄心中的不满与愤懑。他提出的名言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毛泽东的这一倡议，立刻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但是，这个“出气会”怎么开，省委书记接受意见的空间有多大，毛泽东是认真考虑过的。

1月30日，他在大会上讲话，当着7000多名各级干部，首先作自我批评，强调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他。对经济工作，他说自己懂得不多，不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甚至包括彭真等等。然后再从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讲起，来批评有些第一书记不让人讲话的现象。

毛泽东的讲话给各级第一书记，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很大的震撼，有些省委书记因此惴惴不安。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便请各中央局书记传话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实际是三点意见：

一是省委要检讨，检讨不在多，态度要老实诚恳，有多少讲多少；

二是对会上讲话的人，不管正确和错误，一律不许追究；

三是凡是犯了错误的，只要能改正一律要使用。

毛泽东的讲话和比喻意味深长，使省委书记们心里有了底。

“出气会”开了四五天，进行得很顺利。各省委、部委负责人都主动作自我批评，虚心听取批评意见，使上下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

“七千人大会”由于中央带头作自我批评，对缺点错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又充分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因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实现了大会的预期目的。大会之后，各项调整工作顺利进行，出现了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县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与会人数如此之多，空前绝后，更令人发生兴趣的是，还在它本身蕴涵的丰富信息，以及对之后历史的深远影响。

“大会的动因” ：是想通过总结经验和反对分散主义一举改变1959年～1961年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但后来会议日程和主题发生一个接一个出人意料的改变。“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宽松的民主氛围，使人们一时触及到了应该由谁来承担“大跃进”的后果和责任，如何评价“三面红旗”等重大话题。

受大会鼓舞，1962年春夏，全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但不久，局势再变，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及会后产生的认识上的分歧，成为后来“文革”发生的一个远因。

非常年代 非常大会

规模之大、人数众多、空前绝后的七千人大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召开，新近出版的《变局——七千年大会始末》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进行了再研究，填补了党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离开历史的现场，把事件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洞察，研究七千人大会前后的情况，专司研究毛泽东思想生平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的开始；后推4年，是‘文革’的发端。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它是一个转折点，还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让研究者感到深挖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关联对于历史问题的探究很有意义。

“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召开的，毛泽东主张开一个“让大家交心又出气的大会”，“ 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于是有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毛泽东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大会就从中央作检讨开始，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有评价者认为，个性那么强、气质那么浪漫的“一把手”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实在是难得可贵。

张素华分析七千人大会的功能认为：七千人大会比较相似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后者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前者是对3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结。两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重大曲折经历进行总结。

在自我批评精神主导下的七千人大会究竟开得怎么样？ 张素华在书中谈到：当时毛泽东对这个大会的评价是“这个会开得好”。事隔两年7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30年后,邓小平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而作为毛泽东问题的专业研究者，张素华的评价又是什么？她说：“我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而想要做到这些,其实也并不容易。“当我千方百计想再现这次历史大会的历史情景时，感到还有相当的困难，非常重要的人已经作古，即便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此外，在史料方面，也有待继续挖掘，在对事情的评论上，思想还有待解放。”张素华称。

35万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终于脱稿，张素华心情却并不平静，没有一点超然事后的轻松感。“那毕竟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又是一个非常的会议。”如今，书中各人物的命运，在后来的年代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书中的事却仍被人们深刻关注着。

他们扮演毛泽东

古月：一生84次饰演毛泽东

代表作品：《开国大典》、《毛泽东的故事》、《重庆谈判》、《大决战·辽沈战役》(上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豫东战役》、《大决战·平津战役》(上下)、《一代风流毛泽东》、《浴血洛阳城》、《大决战·淮海战役》(上下)、《韶山情》、《西安事变》、《彭大将军》(上下)、《中国革命之歌》、《四渡赤水》、《决战之后》(上下)、《斯特朗在延安》、《父亲》

李克俭：形神兼备演主席

代表作品：电视剧《朱德元帅》、《张闻天》、《少奇同志》

唐国强：神似的毛泽东

代表作品：电影《长征》、电视剧《长征》、《开国领袖毛泽东》、《延安颂》

王仁：长者风范的毛泽东

代表作品：《九·一三事件》(话剧)、《毛泽东和他的儿子》

王 ：最年轻的毛泽东

代表作品：《开天辟地》、《毛泽东去安源》、《秋收起义》、《杨开慧》、《彝海结盟》、《相伴到永远》、《毛泽东与斯诺》、《毛泽东在1925》

张克瑶：口音最像的毛泽东

代表作品：《西安事变》、《巍巍昆仑》、《毛泽东的故事》、《艰难时事》、《风雨下钟山》、《上党战役》、《毛泽东和他的乡亲》

魏积安：最“不可思议”的毛泽东

为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总政话剧团推出新剧目《圣地之光》，那个在电视里操着山东口音演小品的“伙计”魏积安将在剧中饰演毛泽东。

毛式语体自天成

毛泽东卓越的政治修辞能力令世人震惊，他的这一突出特质，使得“笔杆子”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摸过枪。

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去。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剑桥大学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换而言之，在更经常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昆廷·斯金纳教授如果懂中文，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他重要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嘴里的“辩证法”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很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人笑死。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 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

两天以后，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

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特别讨厌。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委书记们做到“三不叫”：“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重复…… 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要有本领，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

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 会议上，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

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

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反抗。”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

“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 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 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 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

讲到“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964年6月6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

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957年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

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

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发扬“民族风格”，他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964年3月与毛远新的谈话)

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

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1957年3月8 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怒不可遏。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会想到，在他去世31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顶端。

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编著有《晚年毛泽东》，被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丛书”列为必读参考书；《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政治学志》的主要作者之一；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四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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