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饭店：世界风云人物的上海行宫

锦江饭店：世界风云人物的上海行宫

来源：《外滩画报》
宋路霞/文 宋路平/图

　　50年间，锦江饭店曾接待过134个国家的共500多位首脑人物和政府要员，几乎囊括了半个世纪中所有的世界级风云人物。

　　屹立在长乐路茂名路上的锦江饭店，是一组上海滩最负名望、最具传奇意味的老房子之一。前不久，作为解放后上海的第一个国宾馆，锦江饭店已度过了五十周年庆典。

　　品味这五十年的过去时，人们无不为其特殊的使命和传奇式的风采而阵阵目眩——它曾接待过134个国家的共500多位首脑人物和政府要员，几乎囊括了半个世纪中所有的世界级风云人物。

　　在这还举行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诞生了“改变了世界”的《中美上海公报》，安排过“上海五国元首会议”的有关活动，举办过国际《财富》论坛的上海年会……在这些人物光临之前，这些老房子就已存在数十年了。

　　那时茂名南路叫迈尔西爱路，长乐路叫蒲石路，出入大楼的是另一批“大腕”人物：有从西方到上海来淘金的冒险家，有银行、洋行的经理、大班，有哥儿们遍天下的流氓头子，还有国民党政要、高级律师、日本少将、洋场阔少……几乎“锁定”了旧上海上流社会的生活风景线。

两代冒险家的上海旧梦

　　锦江饭店的这块黄金地皮，过去属于法租界，最早在这块地皮上进行炒作的，是一批西方冒险家，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地皮被转手了十几次了，最后归入德籍犹太人安诺德家族。


　　安诺德家族是个在上海有着悠久历史的家族，早在上海刚开埠不久的清咸丰四年（即1854年）就已经抢滩上海滩了。J·安诺德和P·安诺德兄弟联合德籍犹太人卡尔贝尔（P·Karberg），在上海合资创办了瑞记洋行。

　　1899年，他们竟获得了在山东省内五座矿山的开采权。另外，他们还曾获得在中国海关建保税关栈的特权，颇能呼风唤雨。


　　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对德国宣战后，安诺德兄弟为避免损失，加入英国籍。由于安利洋行中还有德籍犹太人卡尔贝尔的股份，于是卡尔贝尔就被遣送回国。而安诺德兄弟终因年迈相继去世，洋行的业务就只得交由汇丰银行代管，这期间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

　　战争结束之后，第二代安诺德兄弟即H·E·安诺德和C·H·安诺德回到上海，要求发还洋行产业，并改名“安诺德兄弟公司”在香港注册，中文名仍为安利洋行。
　　
　　1919年，兄弟俩在上海重振家风，很快又成为上海重要的外贸公司。H·E·安诺德还当上了工部局的总董，成为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洋大人。大约就在这期间，他们开始“炒”地皮，买下了现在北起锦江饭店北楼，南至淮海路国泰电影院的一大块黄金地皮。


　　但从1923年起，安利洋行的经营连续失败，负债高达275万两银。最后，他们只好把这块地皮抵押给新沙逊洋行。过了几年他们仍无力赎回，就只能听凭地皮被划入“跷脚沙逊”的版图了。


　　1926年新沙逊洋行组建了华懋地产公司，并于次年开始开发这片黄金土地，先是在此造了两幢普通公寓，卖得很好，于是沙逊在1928年投资330万元，兴建华懋公寓，俗称十三层楼，即现在的锦江饭店北楼。地段好、品位高、纯英国公寓式风格，吸引了不少海上洋大人。据说楼的图纸尚在“打样间”（即设计公司）时，楼盘就已经卖完了，被视为上海当时最高级的公寓住宅。

　　新沙逊洋行见有利可图，于是一鼓作气，于1931年又投资395万元，在十三层楼以南的空地上再兴建一幢十八层楼（即高纳公寓，又称格纳公寓、后称峻岭公寓、茂名公寓），就是现在的锦江饭店中楼（又称贵宾楼）。这是一幢较之北楼更为气势雄伟的、无以伦比的高级公寓，数十年间，能够入住其中，一直被视为一种超上层身份的象征。

　　安利洋行由于新沙逊洋行的大量入股，实际上被新沙逊“融化”了，成了新沙逊洋行下属的一个机构。这个家族在上海的事业和名声，也渐渐地衰落了。安利洋行在上海的事业受损后，在海外的事业却有了发展，一直延续了下来。

海上闻人的活动舞台

　　现为锦江饭店中楼（即贵宾楼）的18层楼，标高78米，由著名的公和洋行和爱尔德打样行共同设计，是一幢仿美国现代派风格的公寓大厦。

　　整座大楼由三个部分联体而成，中间高突的部分为18层，两侧各为16、15、14、13层，渐次呈台阶式跌落，给人一种错落有致的韵律感。楼的底层为储藏室，二层以上是住房。住房小则2间一套，大到6间一套不等，共有78套房间。设有4部载客电梯日夜上下，另有2部电梯专门载货……


　　如此高档的公寓，如此高的投资，“跷脚”沙逊自然要收取高额房租了。

　　据上海博物馆的资深研究员杨嘉祐先生介绍，该楼于1934年落成，每年的房租净收入即达33.7万元。沪上老百姓都唤之为18层楼，能入住其中的自然都是些不同凡响的“主儿”。

　　笔者曾在锦江饭店档案馆翻阅到一份1950年代该店办公室秘书赵正良先生手写的调查材料，那材料尽可能地把当年的住户记录在册了。

　　其中记道：大楼原住户（抗战前）：亚细亚石油公司经理、英美烟草公司经理、英商祥泰木行大班、上海纺织厂厂长、上海救火会会长、丹麦驻沪领事馆领事、宋子文的秘书唐某、顾维钧的岳母、轮船公司老板严某……

　　日伪时期：日本宪兵队队长洋马色根１０５４室、日本粮食公司大班６５２室、日本米粉商会大班６５３室、《新闻报》主笔陈冰和９５１室、日本中将１６楼……

　　抗战胜利以后，大楼由沙逊收回，汤恩伯部队进驻一个半月；陈纳德的飞虎队几百名飞行员来住了６个月，１９４６年２月迁出。

　　后来的住户是：俞鸿钧４５１室、宣铁吾５５１室、张海文３５１室、杜月笙７５６室、杜月笙儿子１５１室、黄金荣儿子１１５４室、丁惠康１５６室、哈同义子乔治１４５２室、金城银行副行长１３５２室、高鑫宝、马长生等人的俱乐部１１５６室……

　　好像是一部上海史的人物长卷，从我们眼前层层漫过。

第一个国宾馆的诞生

　　上海解放后，13层楼、18层楼以及沿茂名南路东侧的6幢“炮台楼”里的老爷、“小开”，跟上海所有的高楼大厦里的住户差不多，十有八九都“夹着尾巴逃跑了”。

　　18层楼中仅剩10户人家。作为华懋公寓的13层楼更是空空如也。在这之前，跷脚沙逊早已把资金抽往海外，本人也远离了大陆，留下代理人料理善后。

　　按照解放后国家颁布的法令，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建在国家土地上的一切私房都要交纳“地价税”，但许多洋大人故意拖欠“地价税”。新生的人民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又制订了更为严厉的法规，凡拖欠“地价税”者则要交纳高额“滞纳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沙逊洋行拖欠的地价税，仅13层楼一幢，就累计高达60亿人民币（旧币）。

　　洋行眼看空关的房子多，白花钱保养总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只好以整幢房子抵税了事。


　　负责此事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同志向市委汇报后，决定把13层楼办成新上海的第一个国宾馆。

　　1951年6月9日，锦江饭店正式开张了，董竹君出任董事长，任百尊和应竞任
经理和副经理。


　　锦江饭店一开张，房屋尚未粉刷完毕，地毯还未配上，世界学联的代表团（锦江饭店接待的第一批外宾）就已经下飞机了，外宾有时候一来几十个、上百个。常常是上级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客人立马即到，饭店上下从总经理到厨师司机、服务员必须闻风而动。

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服务

　　任百尊和副经理应竞原先均非饭店出身，董竹君原先的锦江川菜馆也非旅馆，大家只能边干边学，同时向社会招聘人才。一时名手云集，在这些被招聘的人才中，后来有两人更是暴得大名的。


　　一位是为毛泽东烧红烧肉的东林发师傅。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到上海总是住锦江饭店。他一天三顿，总是玉米面、小米、红薯等粗粮，菜盘子里除了红烧肉就是泥鳅和蔬菜，很少山珍海味。任百尊总经理拿着主席的菜单直摇头，他见主席爱吃红烧肉，就安排东林发师傅服务，果然主席赞不绝口。

　　后来中共中央办公厅调东师傅到中南海工作，他曾在刘少奇同志家服务。

　　有一次毛泽东请保密科的同志吃饭，请他去帮忙，他烧了一个冰糖肘子，毛泽东吃了非常高兴，遂决定把他留在身边。

　　从此东师傅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5年，主席到外地视察也跟在身边，直到“文革”前才返回锦江。

　　东师傅告诉笔者，民间说毛泽东似乎天天都要吃红烧肉，那是误解，其实毛泽东虽然爱吃红烧肉，可是一周只吃一次，每次也不过两三块。

　　锦江饭店的另一奇才是现今已101岁的退休老职工张仁才。他从13岁开始在洋行大班家中当Boy，还随洋大人去法国住过6年，所以英语、法语、粤语都会说，又熟悉西方人士的生活习惯和礼貌规矩，担任外宾餐厅的服务员再合适不过。

　　有一次周总理在11楼宴会厅里摆了两桌酒，招待一批非洲朋友。席间周总理举杯向大家敬酒，谁知那批外宾特别来劲，他们轮番向总理敬酒，每个人都来一杯，周总理出于礼貌又不能不喝。

　　张仁才在一旁看着总理真是勉为其难，心想这样喝下去非喝醉不可。于是他灵机一动，转身到厨房找了只空酒瓶，灌上白开水拿去，为外宾倒真酒，为总理倒“假酒”。总理一喝就明白了，在招呼客人的空当，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

　　第二天邓颖超同志把张师傅叫到他们房间去，转告总理对他的谢意，表扬他的工作做得好。其实，那时张仁才师傅还不晓得，周总理是个很有酒量的人，并且对酒也很有研究。

神秘的小礼堂

　　在13层楼和18层楼中间的绿色“峡谷”里，坐落着一个方方正正的小礼堂。这是为了安排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仅用了28天时间，拆掉了安诺德兄弟住的小洋房，赶造出来的。

　　这个礼堂虽小，却专办大事。1959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就在这儿召开，会上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行了检查，提名了国家领导人名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央委员与各部门负责人共计二三百人出席了会议，是一次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会议是在小礼堂召开，代表住宿在18层楼。

　　会议召开之前，18层楼里住的基本都是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和高级知识分子，如周谷城、孙大雨、孙仲立等等。

　　为了开会，有关部门动员他们搬走，短时间内要将楼搬空，配上高档的红木家具和地毯、窗帘。短时间内何来上百套红木家具？说来也凑巧，那时旧货市场上旧货有的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一百元钱即可买到一套很像样的红木家具。锦江饭店的职工没日没夜地去淘旧家具，18层楼一下子武装起来了。

　　1972年2月27日，被誉之为“改变了世界”的《中美上海公报》就在锦江小礼堂磋商。中国从此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按照《中美上海公报》原则，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惟一合法政府。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原则，至今还是指导中美间种种交往
的基石。

　　那时，为尼克松担任翻译的是当时中国最高级别的三个女翻译之一章含之女士（章士钊之女，另外两个女翻译是王海蓉和唐闻生。）细心的电视观众会发现，在北京时尼克松的翻译是冀朝铸，那是位老翻译家和外交家，怎么到了上海就变成章含之了呢？

　　原来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章含之在事过30年后告诉笔者。章先是尼克松夫人的翻译。尼克松夫妇乘坐的是“第一号”汽车，以前是林彪的防弹车，总是章含之坐前排。

　　有一天尼克松突然向周总理要求换翻译：“我要求我夫人的翻译在我举行答谢宴会时担任我的翻译。”周总理感到很奇怪，难道冀朝铸不行吗？他可是外交部的“一号翻译”啊！

　　尼克松解释说（大意），冀先生的翻译无可挑剔，但是他个子太高了。当我和你在公场合露面时，你的翻译是女士（按：指唐闻生），你们很协调，我的翻译却高高大大的，看上去不太协调。这不公平，为什么我的翻译不能是女士呢？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那就换一换嘛。

　　《中美上海公报》在上海签定后的晚宴上，尼克松妙语连珠，引起全场掌声阵阵，气氛异常热烈。他幽默地说，这个公报发表之后，中美双方的距离就更近了，况且本来也不太远，也就是一万七千英里左右……章含之不知怎么回事，翻译成了“七千英里”，漏掉了一万英里。

　　当时谁也没去推敲这个数字，可是周总理察觉了。章含之赶紧作了纠正，并向尼克松表示歉意。谁知尼克松却说，那就更好了，那样两国的距离岂不是更近了吗？

　　近些年来，为适应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形势，锦江小礼堂亦展现了新的丰姿，由原先的1200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一万多平方米（包括地下二层车库及健身中心），几乎是当年的10倍，主会场依旧是高层中外宾客活动的场所。

　　2000年江泽民同志曾在此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近年召开的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上海五国元首会议”，有关活动亦在这里举行。对于政治家、外交家来说，锦江小礼堂似乎永远是个神秘的、诱人的、充满爆炸性新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