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雨前茶
正文
东林发，王近仁 谈在中南海给毛刘周朱做饭
红墙内外
红墙，在人们的脑海里闪现出来的可能就是指诸如天安门、中南海之类的，但我们这里所指的红墙皆为泛指，也许因为它的特殊位置，得以见证一个世纪来的中国历史。在过去历史里，这种特殊性的确与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如今，它不仅和中国的重大事件相联系，和世界上很多重大事件相联系；实际上，这里的很多运筹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走向，所以它才会这样吸引人。就像美国的白宫，英国的白金汉宫都是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人们都会想去关注在那里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用脑过度专吃红烧肉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天，在上海锦江饭店当厨师的东林发，接到通知，让他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报到。于是，23岁的东林发，进入中南海，走进丰泽园，当上了毛泽东的厨师。每当谈到毛主席的生活习惯和细节，东林发沉静的表情即刻露出幸福的笑容。
23岁的东林发做梦也没想到能担任毛泽东的厨师。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在中南海，在丰泽园，他与伟人毛泽东接触，他感受到了伟人的风范。每当谈到毛主席的生活习惯 和 细节，东林发沉静的表情即刻露出幸福的笑容。
多年之后，东林发敞开心扉，向人们讲述了他给毛主席当厨师的内情：
1960年，我在锦江饭店做厨师，当时我才23岁。
6月的一天，锦江小礼堂正在秘密召开一个中央会议，我们做厨师的负责中央首长的饭菜。那天晚上，饭店副经理忽然把我叫到他十七楼的办公室，我去时心里很紧张，因我当时负责烧十七楼的饭菜和夜点心，以为自己出了什么政治问题，带着一身冷汗来到他办公室。想不到他对我说：“小林发，你明天乘专列去北京，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报到。”我一听傻了眼，当然，兴奋大于惊乍。我二话没说，跟别人借了一辆脚踏车，回家匆匆跟父母说了一下，就说要到北京出差，当时我妈妈已睡，我敲门才把她吵醒。她问我啥时回来？我说不晓得。那时候我们都住在锦江的集体宿舍里，即现在花园饭店的一座小楼，一般是不能回家的。
刚去这段时间，我被安排在中央警卫局的服务科大厨房烧菜，有时候首长请客才把我临时调到他们家去烧菜。原先我在锦江主要是烧广帮菜的，不过川菜也会烧，到了中南海后，由于首长中四川人和湖南人多，所以我就以烧川菜为主了。
有一次，邓小平的厨师有事，服务科领导就让我到邓小平家去烧了4天菜，他们也挺满意的。
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请客。毛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而服务科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那天我烧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烧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
侍卫说：“是服务科调来的上海锦江饭店小厨师烧的。”毛主席笑了。
我从丰泽园出来时，毛主席把我叫住，与我照了张合影。
记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当时毛主席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和江青。毛主席在家里作出一个规定：子女不许在家吃，只能跟大家一样到大食堂去吃，只有周末，允许全家开一顿小灶。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毛主席的厨师在做蔬菜上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
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蔬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
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
他又问：“你会做吗？”
我说：“可以做做。”
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
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5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
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年底。给毛主席烧菜不太复杂，一天只做两顿。每天下午4点到5点起床吃午饭，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2点，到5点才吃晚饭。
午饭一般一个全荤、一个半荤素、一个素菜、一个汤。
晚饭吃小米粥或绿豆粥加一小碗饭，一个全荤就是一两至二两红烧肉，一个半荤素即青椒炒肉丝等。
毛主席半夜里吃的这一顿要格外当心，所有的菜都不能带骨头的，因为这时毛主席有点倦、有点累了，人也有点迷迷糊糊。我往往给毛主席弄一小碟或一小盆煸干的小辣椒、豆豉炒苦瓜、清炒空心菜梗子、咸菜，等等。
毛主席的要求是，不能浪费。他叫我们(包括侍卫)不要到大食堂去吃，他说吃不了的边边角角的剩下来的菜不要扔掉，让我们就在他家吃，按理我们是要到大食堂去吃的。
毛主席特别喜欢吃红烧肉，我烧的时候重糖重酱油，咸中带甜，每月烧两次，毛主席每次吃了都很开心，还笑着对我说：“吃了这东西补脑嘛。”毛主席还喜欢吃回锅肉，为了烧好这回锅肉，我在做法上动了不少脑筋。
这就要讲到1959年庐山会议，当时锦江去了一批厨师，我也在其中(那时我还没去北京)。会议期间，回锅肉烧了几十年的川菜泰斗杨平章，按川菜的规格，用猪腱肉烧回锅肉，这块肉是相当老的，当时毛主席咬不动，不喜欢吃。进京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改进，用五花肉切成片，在锅里将肥油煸掉，这样烧出来的回锅肉又香又嫩，毛主席说很好吃。
中南海里河虾很多，但捕捞网的网眼太大，往往捞不到。我就自己想办法，到特供区讨了只箩筐，箩筐里放些饲料和肉骨头，再压上一块砖头，将箩筐沉到河底。每天捞上来时箩筐里爬满了虾，我就给毛主席烧油爆虾，再送点给刘少奇。
我也有过不成功的地方。大概是1964年吧，我跟毛主席到井冈山，那里是烧木炭的，毛主席要吃烘山芋，这下我伤脑筋了。做烘山芋要不断烤，而木炭烧完了就没了，那里又没烤炉、又没煤球。第一天我只能用木炭烤，结果没烤成，毛主席也没吃成。
第二天我找来医院的消毒箱烤，但温度不够，烤不好。我就把山芋先煮熟再放进消毒箱烤，也不行，水分收不干，再用木炭烤，这次成是成了，但毛主席说：“不香，这是什么烤红薯啊？”(这些红薯是在北京的万寿山专门种的，毛主席出差随身带)
这事汪东兴后来批评我：“毛主席不满意，我们就一定要想法做好。”
第三天，我用报纸把山芋包好，用烂糊泥糊好，再放在木炭里烤，搞好后毛主席又不吃了。接着就离开了井冈山。
我们厨房在丰泽园的后面，菜是由侍卫送进去的，与毛主席直接接触很少。
毛主席一年出差两次，我都跟着一起去。出差时，毛主席有个脾气，就是不许多花地方一分钱。需要地方上买菜的，买菜的钱是毛主席自己出的。他还有一个纪律，随同的工作人员不许搞特殊化、不许大吃大喝。
有一次，毛主席在上海，李银桥一人点了许多菜，毛主席发现后就狠狠地批评了他。我与毛主席接触最多的是在出差的火车上。在北京期间我是没有探亲的，快到上海后，毛主席对我说：“这次到上海后你回去看看父母，并代我问问你父母好。”后来汪东兴通知我回家，说我们到杭州去，你就不要去了，回家看看。
1965年，有一天清早，我正在中南海捞虾，毛主席出来散步，刚巧碰到我，他便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我是怎么捞虾的，看完他笑着对我说：“你每天就是这样捞虾的啊？方法不错嘛！”接着毛主席又问我：“你有没有对象啊？”我说：“没有。”毛主席说：“在北京找一个对象好不好？”我说：“我父母在上海，将来哪一天主席你不要我了，我就回上海找老婆成家。”当时，我已二十八九岁了。
和毛主席谈后不到一周，汪东兴就来找我说：“主席说了，叫你回去，给你一年时间，在上海找个对象，成个家，业务上再继续学一学。”就这样，我就结束了在中南海的生涯，回到了上海。
而毛泽东的厨师长王近仁的经理则更具传奇色彩。
1920年，王近仁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为了谋生，他12岁那年就到长沙四海春饭馆当了学徒。由于学艺非常刻苦，他不到16岁便成了掌勺的大厨师。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凭着同师手艺四处流浪谋生，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回到故乡长沙。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近仁来到了首都北京。1953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信，是当年一起学徒的师兄写来的，说他在北京开了一家湘菜馆，生意兴隆，邀请王近仁去帮忙。
位于北京西单的曲园酒楼顾客盈门，生意非常红火。王近仁到那里不久，便公私合营了。在合营后的酒店里，他仍然积极工作，力求上进，很得经理的赏识。不久，他担任了酒楼的工会组长，西城区工会劳保委员。这一切都非常偶然，也很平常，却为他以后能成为毛主席的厨师打下了基础。
一次神秘的“组织分配”使他成了中南海的掌勺人。
前来迎接王近仁的是两位新搭档。一个姓李，湖南人；一个姓黄，安徽人，以做川菜见长。他随着两位师傅来到了他们即将共事的地方：一个不大的厨房，厨具不多。正对着门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副毛主席像，另一面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只闹钟，钟下面装着一个电铃。
初来乍到，王近仁用探寻的目光观察着这里的一切：灶房不大，灶具也不多，不像酒楼，更不像饭店。两位师傅告诉他，他们的工作是给中央首长做饭。首长工作很忙，吃饭没有时间规律，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一天要吃5顿，夜里加餐是常有的事。首长吃饭要靠墙上的电铃通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电铃一响，就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按要求将饭做好，15分钟后，有值班卫士来取。
“八宝饭”是毛主席最爱吃的主食。王近仁进中南海不久，头一回给毛主席做饭，食谱上开列的主食是“八宝饭”。可是，走进厨房一看，什锦果脯、红枣、花生米、莲子、糯米、白糖和猪油这些最基本的原料却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下他为难了，不得已向卫士长李银桥作了汇报。
“王师傅，毛主席要吃的八宝饭，可不是你要做的那种八宝饭。只要把大米、小米、玉米渣、绿豆、红豆、黄豆、蚕豆、饭豆合在一起煮熟就行了。当年，在长征路上常吃这种饭，毛主席他老人家吃出了感情。”
为了让毛主席这个“湖南老乡”能吃上家乡口味的菜，王近仁从供应站领来一只鸡，按照湘菜的烹调工艺，做了一道拿手的湘菜——“东安鸡”。没想到，“东安鸡”又被卫士原封不动地提回来了。原来，毛主席说“东安鸡”是地主老财们吃的，他要吃“长征鸡”。
这里的老师傅告诉王近仁：红军长征时，生活极度艰苦，鸡、鱼、肉难得一见，偶尔改善一下生活，不是缺油就是少盐。那时炖鸡，找不到合适的配菜，常常是土豆、萝卜、茄子一起下锅。后来，毛主席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长征鸡”。
在毛主席的食谱中，由毛主席命名的还有一道菜叫“叶蛋白”。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得知不少百姓在吃树叶、吃草根。为了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毛主席通知食堂吃树叶。
这的确难为了厨师。吃树叶会不会中毒？影响了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谁负得了责？不得已，王近仁从院里采来槐树叶，用绞肉机将叶子粉碎，放在水盆里浸泡，捞出挤干水份后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花卷、烤饼干。想不到他用槐树叶做成的饼干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并欣然给它取了名字叫“叶蛋白”。
毛主席爱吃红烧肉，而且要肥的。毛主席写文章习惯关起门来，白天黑夜连轴转，有时十天半月才出来。有一天，他又连续写了几天几夜，弄得疲惫不堪，即将结束时，便吩咐卫士长李银桥：“馋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要肥点，我要补补脑。”
江青听见了，不许李银桥去买肥肉，而是做了腊肉和鱼。吃饭时，毛主席一看，没有他想吃的红烧肉，发了脾气，责问李银桥，李银桥不敢说明真相，只是流泪。
江青看见毛主席发火了，赶紧躲进屋里。毛主席到厨房一问，得知是江青的安排，便拍着桌子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是要吃肥肉。今后我吃饭不要她管，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从此，毛主席和江青分餐，各吃各的菜。
王近仁回忆说，毛主席吃红烧肉是高兴了才吃，是通知了才做。没通知即使做了他也不会吃。大致有个规律，每当他做出一个重大决策，成功地开完一次大会，就会提出要吃红烧肉。
毛主席说，吃一顿红烧肉就是打了一次大胜仗。一次，开完中央全会，毛主席高兴地对周总理说：“恩来，今天吃一顿红烧肉不过分吧！”周总理立即通知李银桥，给毛主席加了一碗红烧肉。
毛主席也有不吃肉的时候。1960年至1962年，中国连遭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逼中国还债，猪、鱼等副食品运去苏联还债了。毛主席在中南海，自己宣布三年不吃肉，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还在中南海内开了荒地，种了辣椒用以佐餐。
“三菜一汤”。
每顿吃三菜一汤，这是毛主席给自己定的原则。叶子龙见毛主席工作了一昼夜，自作主张通知食堂给毛主席加了一道菜，毛主席原封不动地把那道加的菜退了回去。
毛主席经常爱吃的素菜有辣椒、扁豆、空心菜、菠菜、芹菜等，尤其是菠菜，刚下来的那阵子，毛主席通知要每天吃一次。苦瓜炒肉丝、黄瓜炒肉丝、木耳炒肉片，也是毛主席饭桌上的常见菜。
他吃菜喜欢油水大，又特别喜欢吃猪油。在饮食嗜好的问题上，保健医生拿他没办法，厨师们同样对他无可奈何。海参、鲸鱼、大对虾、燕窝、鱼翅、大熊掌，王近仁给毛主席当了6年厨师，从来没有机会同这些高档菜打交道。
毛主席就餐，只定原则，不定内容。每顿“三菜一汤”这是原则，具体做什么菜什么汤，由厨师根据毛主席的口味而定。
一次，叶子龙送来一条加工好的熊腿，指示说要想办法让毛主席吃下去。
第一次给毛主席送饭，王近仁切了薄薄的两片放在盛凉菜的小碟里，毛主席全吃了。
第二次送饭，他多加了两片，退回来的又是空碟。看来毛主席爱吃。
第三次他再追加两片。这一回，毛主席传下话来：“美味不可多得，好东西要多吃几顿啊！”
给毛主席当厨师，既紧张，又舒心。说紧张主要是因为毛主席生活没有规律，他老人家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吃饭从来没有一个准点，深更半夜吃饭是常有的事。值班厨师全天候服务，还要负责按铃叫醒毛主席的两个女儿起床、上学，一刻也不敢懈怠。
电铃响了，就像军人接到命令一样，立即投入战斗，并且按规定15分钟必须结束这场战斗。
如今，15分钟做好一顿并不复杂的饭菜，可以说已不是一个难题，可那个年代没有天然气，没有微波炉，没有电烤箱，两个烧煤的灶台常常有意捉弄人。有时煤火烧旺了却用不上，而有时要用火又一时上不来，做一顿饭下来，往往要急出一脑门子汗。
按理说，毛主席吃菜很简单，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完成，只是那个“八宝饭”让人提心吊胆。米好熟，可豆难煮，既不能烧糊，又不能夹生，那火候实在难以把握。米饭里出现了砂粒，菜里发现草和虫子，这都是“事故”，大会小会挨批评。
有一次，朱德在米饭里吃出了砂子，风趣地对家里人说；“我每顿只吃二两米，不应该有砂子啊！”后来，警卫局的领导知道了，曾多次强调要引以为戒，反反复复给厨师们不知讲了多少次。
在中南海掌勺工作不累，就是责任心大。不过，看见卫士提着空碗空碟回来了，王近仁紧张的心就会舒展开来，为毛主席吃光了自己的饭菜，感到由衷的高兴。
领袖们的口味。
在中南海，除了给毛主席掌勺外，王近仁还先后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董必武、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饭菜。
据王近仁介绍，刘少奇吃饭很有规律，每隔8个小时吃一顿饭，通常情况下不提前也不推迟，并且最不能容忍的是浪费，吃剩的饭菜不许扔，下顿还接着吃。
有一次，王近仁替班给刘少奇掌勺，用炸过油的猪油渣做了三个葱油饼，又香又脆，刘少奇和夫人各吃了一个，剩下一个退了回来，也没有吩咐怎么处理。负责送饭的卫士见了，认为扔掉可惜，就把它吃了。终于吃出“麻烦”来了。
晚上开饭时，刘少奇特意吩咐把中午吃剩的那个葱油饼送来，卫士一时傻了眼，情急之中，恳请王近仁重新做了一个送去。在刘少奇的带领下，整个中南海没有一个扔剩饭剩菜的。
朱德吃饭更为简单，他吃瓜果从来不削皮，洗干净了囫囵吃。为了节约，他给炊事班提出要求，土豆、黄瓜、萝卜能带皮吃，不要去皮，芹菜叶子也要拌着吃。当时七角钱一斤的大虾，他都舍不得吃。他说：“我们又不是地主，吃那么好的东西干啥子！”他每次进厨房，总要掀开垃圾桶，看一看桶内有没有不应该扔的东西。菜叶丢了，土豆削皮了，他就要提出批评。
1962年10月，王近仁离开了中南海。到北京马凯餐厅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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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网－新闻人物-餐饮
毛泽东的私人厨师(2000.12.21)
据《东方》报道在毛主席107岁诞辰纪念之际，我们费了几番周折，才找到当年在中南海丰泽园给毛主席烧菜的厨师东林发。这位63岁的上海原锦江饭店的国家特级厨师，看上去保养得很好，也很讲究仪表，虽上了点年纪，却精神矍铄。
一谈到毛主席的生活习惯和细节，他沉静的表情即刻露出幸福的笑容。
怎么当上毛主席的厨师
1960年，我在锦江饭店做厨师，当时我才23岁。6月的一天，锦江小礼堂正在秘密召开一个中央会议，我们做厨师的负责中央首长的饭菜。那天晚上，饭店副经理忽然把我叫到他十七楼的办公室，我去时心里很紧张，因我当时负责烧十七楼的饭菜和夜点心，以为自己出了什么政治问题，带着一身冷汗来到他办公室。想不到他对我说：“小林发，你明天乘专列去北京，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报到。”我一听傻了眼，当然，兴奋大于惊乍。我二话没说，跟别人借了一辆脚踏车，回家匆匆跟父母说了一下，就说要到北京出差，当时我妈妈已睡，我敲门才把她吵醒。她问我啥时回来？我说不晓得。那时候我们都住在锦江的集体宿舍，即现在花园饭店的一座小楼，一般是不能回家的。
刚去这段时间，我被安排在中央警卫局的服务科大厨房烧菜，有时候首长请客才把我临时调到他们家去烧菜。原先我在锦江主要是烧广帮菜的，不过川菜也会烧，到了中南海后，由于首长中四川人和湖南人多，所以我就以烧川菜为主了。
有一次，邓小平的厨师有事，服务科领导就请我到邓小平家去烧了四天菜，他们也挺满意的。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请客。毛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而服务科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第一次为毛主席家烧菜
那天我烧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烧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侍卫说：“是服务科调来的上海锦江饭店小厨师烧的。”毛主席笑了。我从丰泽园出来时，毛主席把我叫住，与我照了张合影照。
记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当时毛主席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和江青。毛主席在家里作出一个规定：子女不许在家吃，只能跟大家一样到大食堂去吃，只有周末，允许全家开一顿小灶。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毛主席的厨师在做蔬菜上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蔬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
毛主席喜欢吃什么菜
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年底。给毛主席烧菜不太复杂，一天只做两顿。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起床吃午饭，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二点,到五点才吃晚饭。午饭一般一个全荤、一个半荤素、一个素菜、一个汤。晚饭吃小米粥或绿豆粥加一小碗饭，一个全荤就是一两至二两红烧肉，一个半荤素即青椒炒肉丝等。毛主席半夜里吃的这一顿要格外当心，所有的菜都不能带骨头的，因为这时毛主席有点倦、有点累了，人也有点迷迷糊糊。我往往给毛主席弄一小碟或一小盆煸干的小辣椒、豆豉炒苦瓜、清炒空心菜梗子、咸菜等等。毛主席的要求是，不能浪费。他叫我们（包括侍卫）不要到大食堂去吃，他说吃不了的边边角角的剩下来的菜不要扔掉，让我们就在他家吃，按理我们是要到大食堂去吃的。
毛主席特别喜欢吃红烧肉，我烧的时候重糖重酱油，咸中带甜，每月烧两次，毛主席每次吃了都很开心，还笑着对我说：“吃了这东西补脑嘛。”毛主席还喜欢吃回锅肉，为了烧好这回锅肉，我在做法上动了不少脑筋。
这就要讲到1959年庐山会议，当时锦江去了一批厨师，我也在其中（那时我还没去北京）。会议期间，回锅肉烧了几十年的川菜泰斗杨平章，按川菜的规格，用猪腱肉烧回锅肉，这块肉是相当老的，当时毛主席咬不动，不喜欢吃。进京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改进，用五花肉切成片，在锅里将肥油煸掉，这样烧出来的回锅肉又香又嫩，毛主席说很好吃。中南海里河虾很多，但捕捞网的网眼太大，往往捞不到。我就自己想办法，到特供区讨了只箩筐，箩筐里放些饲料和肉骨头，再压上一块砖头，将箩筐沉到河底。每天捞上来时箩筐里爬满了虾，我就给毛主席烧油爆虾吃，再送点给刘少奇。
我也有过不成功的地方
大概是1964年吧，我跟毛主席到井冈山，那里是烧木炭的，毛主席要吃烘山芋，这下我伤脑筋了。做烘山芋要不断烤，而木炭烧完了就没了，那里又没烤炉、又没煤球。第一天我只能用木炭烤，结果没烤成，毛主席也没吃成。第二天我找来医院的消毒箱烤，但温度不够，烤不好。我就把山芋先煮熟再放进消毒箱烤，也不行，水分收不干，再用木炭烤，这次成是成了，但毛主席说：“不香，这是什么烤红薯啊？”（这些红薯是在北京的万寿山专门种的，毛主席出差随身带。）这事汪东兴后来批评我：“毛主席不满意，我们就一定要想法做好。”第三天，我用报纸把山芋包好，用烂糊泥糊好，再放在木炭里烤，搞好后毛主席又不吃了。接着就离开了井冈山。
与毛主席的几次接触
我们厨房在丰泽园的后面，菜是由侍卫送进去的，与毛主席直接接触很少。毛主席一年出差两次，我都跟着一起去。出差时，毛主席有个脾气，就是不许多花地方一分钱。需要地方上买菜的，买菜的钱是毛主席自己出的。他还有一个纪律，随同的工作人员不许搞特殊化、不许大吃大喝。
有一次，毛主席在上海，李银桥一人点了许多菜，毛主席发现后就狠狠的批评了他。我与毛主席接触最多的是在出差的火车上，在北京期间我是没有探亲的，快到上海后，毛主席对我说：“这次到上海后你回去看看父母，并代我问问你父母好。”后来汪东兴通知我回家，说我们到杭州去，你就不要去了，回家看看。
1965年，有一天清早，我正在中南海捞虾，毛主席出来散步，刚巧碰到我，他便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我是怎么捞虾的，看完他笑着对我说：“你每天就是这样捞虾的啊？方法不错嘛！”接着毛主席又问我：“你有没有对象啊？”我说：“没有。”毛主席说：“在北京找一个对象好不好？”我说：“我父母在上海，将来哪一天主席你不要我了，我就回上海找老婆成家。”当时，我已二十八九岁了。
和毛主席谈后不到一周，汪东兴就来找我说：“主席说了，叫你回去，给你一年时间，在上海找个对象，成个家，业务上再继续学一学。”
就这样，我就结束了在中南海的生涯，回到上海。
(C)2001年 版权所有 天津日报社
红墙内外
红墙，在人们的脑海里闪现出来的可能就是指诸如天安门、中南海之类的，但我们这里所指的红墙皆为泛指，也许因为它的特殊位置，得以见证一个世纪来的中国历史。在过去历史里，这种特殊性的确与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如今，它不仅和中国的重大事件相联系，和世界上很多重大事件相联系；实际上，这里的很多运筹关系到人类命运的走向，所以它才会这样吸引人。就像美国的白宫，英国的白金汉宫都是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人们都会想去关注在那里发生的事情。
毛泽东用脑过度专吃红烧肉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天，在上海锦江饭店当厨师的东林发，接到通知，让他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报到。于是，23岁的东林发，进入中南海，走进丰泽园，当上了毛泽东的厨师。每当谈到毛主席的生活习惯和细节，东林发沉静的表情即刻露出幸福的笑容。
23岁的东林发做梦也没想到能担任毛泽东的厨师。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惊喜。在中南海，在丰泽园，他与伟人毛泽东接触，他感受到了伟人的风范。每当谈到毛主席的生活习惯 和 细节，东林发沉静的表情即刻露出幸福的笑容。
多年之后，东林发敞开心扉，向人们讲述了他给毛主席当厨师的内情：
1960年，我在锦江饭店做厨师，当时我才23岁。
6月的一天，锦江小礼堂正在秘密召开一个中央会议，我们做厨师的负责中央首长的饭菜。那天晚上，饭店副经理忽然把我叫到他十七楼的办公室，我去时心里很紧张，因我当时负责烧十七楼的饭菜和夜点心，以为自己出了什么政治问题，带着一身冷汗来到他办公室。想不到他对我说：“小林发，你明天乘专列去北京，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报到。”我一听傻了眼，当然，兴奋大于惊乍。我二话没说，跟别人借了一辆脚踏车，回家匆匆跟父母说了一下，就说要到北京出差，当时我妈妈已睡，我敲门才把她吵醒。她问我啥时回来？我说不晓得。那时候我们都住在锦江的集体宿舍里，即现在花园饭店的一座小楼，一般是不能回家的。
刚去这段时间，我被安排在中央警卫局的服务科大厨房烧菜，有时候首长请客才把我临时调到他们家去烧菜。原先我在锦江主要是烧广帮菜的，不过川菜也会烧，到了中南海后，由于首长中四川人和湖南人多，所以我就以烧川菜为主了。
有一次，邓小平的厨师有事，服务科领导就让我到邓小平家去烧了4天菜，他们也挺满意的。
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请客。毛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而服务科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那天我烧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烧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
侍卫说：“是服务科调来的上海锦江饭店小厨师烧的。”毛主席笑了。
我从丰泽园出来时，毛主席把我叫住，与我照了张合影。
记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当时毛主席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和江青。毛主席在家里作出一个规定：子女不许在家吃，只能跟大家一样到大食堂去吃，只有周末，允许全家开一顿小灶。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毛主席的厨师在做蔬菜上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
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蔬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
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
他又问：“你会做吗？”
我说：“可以做做。”
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
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5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
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年底。给毛主席烧菜不太复杂，一天只做两顿。每天下午4点到5点起床吃午饭，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2点，到5点才吃晚饭。
午饭一般一个全荤、一个半荤素、一个素菜、一个汤。
晚饭吃小米粥或绿豆粥加一小碗饭，一个全荤就是一两至二两红烧肉，一个半荤素即青椒炒肉丝等。
毛主席半夜里吃的这一顿要格外当心，所有的菜都不能带骨头的，因为这时毛主席有点倦、有点累了，人也有点迷迷糊糊。我往往给毛主席弄一小碟或一小盆煸干的小辣椒、豆豉炒苦瓜、清炒空心菜梗子、咸菜，等等。
毛主席的要求是，不能浪费。他叫我们(包括侍卫)不要到大食堂去吃，他说吃不了的边边角角的剩下来的菜不要扔掉，让我们就在他家吃，按理我们是要到大食堂去吃的。
毛主席特别喜欢吃红烧肉，我烧的时候重糖重酱油，咸中带甜，每月烧两次，毛主席每次吃了都很开心，还笑着对我说：“吃了这东西补脑嘛。”毛主席还喜欢吃回锅肉，为了烧好这回锅肉，我在做法上动了不少脑筋。
这就要讲到1959年庐山会议，当时锦江去了一批厨师，我也在其中(那时我还没去北京)。会议期间，回锅肉烧了几十年的川菜泰斗杨平章，按川菜的规格，用猪腱肉烧回锅肉，这块肉是相当老的，当时毛主席咬不动，不喜欢吃。进京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改进，用五花肉切成片，在锅里将肥油煸掉，这样烧出来的回锅肉又香又嫩，毛主席说很好吃。
中南海里河虾很多，但捕捞网的网眼太大，往往捞不到。我就自己想办法，到特供区讨了只箩筐，箩筐里放些饲料和肉骨头，再压上一块砖头，将箩筐沉到河底。每天捞上来时箩筐里爬满了虾，我就给毛主席烧油爆虾，再送点给刘少奇。
我也有过不成功的地方。大概是1964年吧，我跟毛主席到井冈山，那里是烧木炭的，毛主席要吃烘山芋，这下我伤脑筋了。做烘山芋要不断烤，而木炭烧完了就没了，那里又没烤炉、又没煤球。第一天我只能用木炭烤，结果没烤成，毛主席也没吃成。
第二天我找来医院的消毒箱烤，但温度不够，烤不好。我就把山芋先煮熟再放进消毒箱烤，也不行，水分收不干，再用木炭烤，这次成是成了，但毛主席说：“不香，这是什么烤红薯啊？”(这些红薯是在北京的万寿山专门种的，毛主席出差随身带)
这事汪东兴后来批评我：“毛主席不满意，我们就一定要想法做好。”
第三天，我用报纸把山芋包好，用烂糊泥糊好，再放在木炭里烤，搞好后毛主席又不吃了。接着就离开了井冈山。
我们厨房在丰泽园的后面，菜是由侍卫送进去的，与毛主席直接接触很少。
毛主席一年出差两次，我都跟着一起去。出差时，毛主席有个脾气，就是不许多花地方一分钱。需要地方上买菜的，买菜的钱是毛主席自己出的。他还有一个纪律，随同的工作人员不许搞特殊化、不许大吃大喝。
有一次，毛主席在上海，李银桥一人点了许多菜，毛主席发现后就狠狠地批评了他。我与毛主席接触最多的是在出差的火车上。在北京期间我是没有探亲的，快到上海后，毛主席对我说：“这次到上海后你回去看看父母，并代我问问你父母好。”后来汪东兴通知我回家，说我们到杭州去，你就不要去了，回家看看。
1965年，有一天清早，我正在中南海捞虾，毛主席出来散步，刚巧碰到我，他便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我是怎么捞虾的，看完他笑着对我说：“你每天就是这样捞虾的啊？方法不错嘛！”接着毛主席又问我：“你有没有对象啊？”我说：“没有。”毛主席说：“在北京找一个对象好不好？”我说：“我父母在上海，将来哪一天主席你不要我了，我就回上海找老婆成家。”当时，我已二十八九岁了。
和毛主席谈后不到一周，汪东兴就来找我说：“主席说了，叫你回去，给你一年时间，在上海找个对象，成个家，业务上再继续学一学。”就这样，我就结束了在中南海的生涯，回到了上海。
而毛泽东的厨师长王近仁的经理则更具传奇色彩。
1920年，王近仁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为了谋生，他12岁那年就到长沙四海春饭馆当了学徒。由于学艺非常刻苦，他不到16岁便成了掌勺的大厨师。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凭着同师手艺四处流浪谋生，直到全国解放后才回到故乡长沙。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近仁来到了首都北京。1953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信，是当年一起学徒的师兄写来的，说他在北京开了一家湘菜馆，生意兴隆，邀请王近仁去帮忙。
位于北京西单的曲园酒楼顾客盈门，生意非常红火。王近仁到那里不久，便公私合营了。在合营后的酒店里，他仍然积极工作，力求上进，很得经理的赏识。不久，他担任了酒楼的工会组长，西城区工会劳保委员。这一切都非常偶然，也很平常，却为他以后能成为毛主席的厨师打下了基础。
一次神秘的“组织分配”使他成了中南海的掌勺人。
前来迎接王近仁的是两位新搭档。一个姓李，湖南人；一个姓黄，安徽人，以做川菜见长。他随着两位师傅来到了他们即将共事的地方：一个不大的厨房，厨具不多。正对着门的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副毛主席像，另一面墙上醒目地挂着一只闹钟，钟下面装着一个电铃。
初来乍到，王近仁用探寻的目光观察着这里的一切：灶房不大，灶具也不多，不像酒楼，更不像饭店。两位师傅告诉他，他们的工作是给中央首长做饭。首长工作很忙，吃饭没有时间规律，有时一天吃一顿，有时一天要吃5顿，夜里加餐是常有的事。首长吃饭要靠墙上的电铃通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电铃一响，就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按要求将饭做好，15分钟后，有值班卫士来取。
“八宝饭”是毛主席最爱吃的主食。王近仁进中南海不久，头一回给毛主席做饭，食谱上开列的主食是“八宝饭”。可是，走进厨房一看，什锦果脯、红枣、花生米、莲子、糯米、白糖和猪油这些最基本的原料却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下他为难了，不得已向卫士长李银桥作了汇报。
“王师傅，毛主席要吃的八宝饭，可不是你要做的那种八宝饭。只要把大米、小米、玉米渣、绿豆、红豆、黄豆、蚕豆、饭豆合在一起煮熟就行了。当年，在长征路上常吃这种饭，毛主席他老人家吃出了感情。”
为了让毛主席这个“湖南老乡”能吃上家乡口味的菜，王近仁从供应站领来一只鸡，按照湘菜的烹调工艺，做了一道拿手的湘菜——“东安鸡”。没想到，“东安鸡”又被卫士原封不动地提回来了。原来，毛主席说“东安鸡”是地主老财们吃的，他要吃“长征鸡”。
这里的老师傅告诉王近仁：红军长征时，生活极度艰苦，鸡、鱼、肉难得一见，偶尔改善一下生活，不是缺油就是少盐。那时炖鸡，找不到合适的配菜，常常是土豆、萝卜、茄子一起下锅。后来，毛主席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长征鸡”。
在毛主席的食谱中，由毛主席命名的还有一道菜叫“叶蛋白”。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主席得知不少百姓在吃树叶、吃草根。为了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难关，毛主席通知食堂吃树叶。
这的确难为了厨师。吃树叶会不会中毒？影响了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谁负得了责？不得已，王近仁从院里采来槐树叶，用绞肉机将叶子粉碎，放在水盆里浸泡，捞出挤干水份后和玉米面掺在一起蒸花卷、烤饼干。想不到他用槐树叶做成的饼干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并欣然给它取了名字叫“叶蛋白”。
毛主席爱吃红烧肉，而且要肥的。毛主席写文章习惯关起门来，白天黑夜连轴转，有时十天半月才出来。有一天，他又连续写了几天几夜，弄得疲惫不堪，即将结束时，便吩咐卫士长李银桥：“馋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要肥点，我要补补脑。”
江青听见了，不许李银桥去买肥肉，而是做了腊肉和鱼。吃饭时，毛主席一看，没有他想吃的红烧肉，发了脾气，责问李银桥，李银桥不敢说明真相，只是流泪。
江青看见毛主席发火了，赶紧躲进屋里。毛主席到厨房一问，得知是江青的安排，便拍着桌子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就是要吃肥肉。今后我吃饭不要她管，我吃我的，她吃她的，就这么办！”从此，毛主席和江青分餐，各吃各的菜。
王近仁回忆说，毛主席吃红烧肉是高兴了才吃，是通知了才做。没通知即使做了他也不会吃。大致有个规律，每当他做出一个重大决策，成功地开完一次大会，就会提出要吃红烧肉。
毛主席说，吃一顿红烧肉就是打了一次大胜仗。一次，开完中央全会，毛主席高兴地对周总理说：“恩来，今天吃一顿红烧肉不过分吧！”周总理立即通知李银桥，给毛主席加了一碗红烧肉。
毛主席也有不吃肉的时候。1960年至1962年，中国连遭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逼中国还债，猪、鱼等副食品运去苏联还债了。毛主席在中南海，自己宣布三年不吃肉，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他还在中南海内开了荒地，种了辣椒用以佐餐。
“三菜一汤”。
每顿吃三菜一汤，这是毛主席给自己定的原则。叶子龙见毛主席工作了一昼夜，自作主张通知食堂给毛主席加了一道菜，毛主席原封不动地把那道加的菜退了回去。
毛主席经常爱吃的素菜有辣椒、扁豆、空心菜、菠菜、芹菜等，尤其是菠菜，刚下来的那阵子，毛主席通知要每天吃一次。苦瓜炒肉丝、黄瓜炒肉丝、木耳炒肉片，也是毛主席饭桌上的常见菜。
他吃菜喜欢油水大，又特别喜欢吃猪油。在饮食嗜好的问题上，保健医生拿他没办法，厨师们同样对他无可奈何。海参、鲸鱼、大对虾、燕窝、鱼翅、大熊掌，王近仁给毛主席当了6年厨师，从来没有机会同这些高档菜打交道。
毛主席就餐，只定原则，不定内容。每顿“三菜一汤”这是原则，具体做什么菜什么汤，由厨师根据毛主席的口味而定。
一次，叶子龙送来一条加工好的熊腿，指示说要想办法让毛主席吃下去。
第一次给毛主席送饭，王近仁切了薄薄的两片放在盛凉菜的小碟里，毛主席全吃了。
第二次送饭，他多加了两片，退回来的又是空碟。看来毛主席爱吃。
第三次他再追加两片。这一回，毛主席传下话来：“美味不可多得，好东西要多吃几顿啊！”
给毛主席当厨师，既紧张，又舒心。说紧张主要是因为毛主席生活没有规律，他老人家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吃饭从来没有一个准点，深更半夜吃饭是常有的事。值班厨师全天候服务，还要负责按铃叫醒毛主席的两个女儿起床、上学，一刻也不敢懈怠。
电铃响了，就像军人接到命令一样，立即投入战斗，并且按规定15分钟必须结束这场战斗。
如今，15分钟做好一顿并不复杂的饭菜，可以说已不是一个难题，可那个年代没有天然气，没有微波炉，没有电烤箱，两个烧煤的灶台常常有意捉弄人。有时煤火烧旺了却用不上，而有时要用火又一时上不来，做一顿饭下来，往往要急出一脑门子汗。
按理说，毛主席吃菜很简单，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完成，只是那个“八宝饭”让人提心吊胆。米好熟，可豆难煮，既不能烧糊，又不能夹生，那火候实在难以把握。米饭里出现了砂粒，菜里发现草和虫子，这都是“事故”，大会小会挨批评。
有一次，朱德在米饭里吃出了砂子，风趣地对家里人说；“我每顿只吃二两米，不应该有砂子啊！”后来，警卫局的领导知道了，曾多次强调要引以为戒，反反复复给厨师们不知讲了多少次。
在中南海掌勺工作不累，就是责任心大。不过，看见卫士提着空碗空碟回来了，王近仁紧张的心就会舒展开来，为毛主席吃光了自己的饭菜，感到由衷的高兴。
领袖们的口味。
在中南海，除了给毛主席掌勺外，王近仁还先后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董必武、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饭菜。
据王近仁介绍，刘少奇吃饭很有规律，每隔8个小时吃一顿饭，通常情况下不提前也不推迟，并且最不能容忍的是浪费，吃剩的饭菜不许扔，下顿还接着吃。
有一次，王近仁替班给刘少奇掌勺，用炸过油的猪油渣做了三个葱油饼，又香又脆，刘少奇和夫人各吃了一个，剩下一个退了回来，也没有吩咐怎么处理。负责送饭的卫士见了，认为扔掉可惜，就把它吃了。终于吃出“麻烦”来了。
晚上开饭时，刘少奇特意吩咐把中午吃剩的那个葱油饼送来，卫士一时傻了眼，情急之中，恳请王近仁重新做了一个送去。在刘少奇的带领下，整个中南海没有一个扔剩饭剩菜的。
朱德吃饭更为简单，他吃瓜果从来不削皮，洗干净了囫囵吃。为了节约，他给炊事班提出要求，土豆、黄瓜、萝卜能带皮吃，不要去皮，芹菜叶子也要拌着吃。当时七角钱一斤的大虾，他都舍不得吃。他说：“我们又不是地主，吃那么好的东西干啥子！”他每次进厨房，总要掀开垃圾桶，看一看桶内有没有不应该扔的东西。菜叶丢了，土豆削皮了，他就要提出批评。
1962年10月，王近仁离开了中南海。到北京马凯餐厅工作直至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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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网－新闻人物-餐饮
毛泽东的私人厨师(2000.12.21)
据《东方》报道在毛主席107岁诞辰纪念之际，我们费了几番周折，才找到当年在中南海丰泽园给毛主席烧菜的厨师东林发。这位63岁的上海原锦江饭店的国家特级厨师，看上去保养得很好，也很讲究仪表，虽上了点年纪，却精神矍铄。
一谈到毛主席的生活习惯和细节，他沉静的表情即刻露出幸福的笑容。
怎么当上毛主席的厨师
1960年，我在锦江饭店做厨师，当时我才23岁。6月的一天，锦江小礼堂正在秘密召开一个中央会议，我们做厨师的负责中央首长的饭菜。那天晚上，饭店副经理忽然把我叫到他十七楼的办公室，我去时心里很紧张，因我当时负责烧十七楼的饭菜和夜点心，以为自己出了什么政治问题，带着一身冷汗来到他办公室。想不到他对我说：“小林发，你明天乘专列去北京，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报到。”我一听傻了眼，当然，兴奋大于惊乍。我二话没说，跟别人借了一辆脚踏车，回家匆匆跟父母说了一下，就说要到北京出差，当时我妈妈已睡，我敲门才把她吵醒。她问我啥时回来？我说不晓得。那时候我们都住在锦江的集体宿舍，即现在花园饭店的一座小楼，一般是不能回家的。
刚去这段时间，我被安排在中央警卫局的服务科大厨房烧菜，有时候首长请客才把我临时调到他们家去烧菜。原先我在锦江主要是烧广帮菜的，不过川菜也会烧，到了中南海后，由于首长中四川人和湖南人多，所以我就以烧川菜为主了。
有一次，邓小平的厨师有事，服务科领导就请我到邓小平家去烧了四天菜，他们也挺满意的。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请客。毛主席说：“吃来吃去就这几个菜，是不是今天弄几个新花样出来？”当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大厨房来了个上海厨师，而服务科的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第一次为毛主席家烧菜
那天我烧了两只特色菜，一个是冰糖肘子，一个是烙草（青）鱼。毛主席吃得很开心，吃完后他问侍卫：“今天的菜是谁烧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鱼也很有特色。”侍卫说：“是服务科调来的上海锦江饭店小厨师烧的。”毛主席笑了。我从丰泽园出来时，毛主席把我叫住，与我照了张合影照。
记得1960年的10月，北京已是寒冷的初冬了。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提出中央带头“以素代荤”。当时毛主席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和江青。毛主席在家里作出一个规定：子女不许在家吃，只能跟大家一样到大食堂去吃，只有周末，允许全家开一顿小灶。
毛主席自己吃的也是“以素代荤”。当时北京没什么蔬菜，只有大白菜，毛主席的厨师在做蔬菜上也做不出什么花样来。一天，服务科科长问我：“上海有什么北京没有的蔬菜？特别是可以根据北京的条件自己做的素菜？”我说：“有的。如大力油面筋、烤麸、素鸡等，都是北京没有的。”他又问：“你会做吗？”我说：“可以做做。”第二天，汪东兴（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一组组长）和服务科科长找我，让我到一组去烧菜。那时的一组就是毛主席，二组是刘少奇，三组是周恩来，四组是朱德，五组是彭真，六组是邓小平，七组是林彪。就这样，我开始到毛主席家烧菜，做上海素菜，做油面筋、烤麸、素火腿、素鸭，做着做着，我就留在毛主席家了。原来的厨师调走了，我就成了毛主席的私人厨师，一做就做了五年，一直做到“文革”开始。
毛主席喜欢吃什么菜
毛主席“以素代荤”一直吃到1961年底。给毛主席烧菜不太复杂，一天只做两顿。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起床吃午饭，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二点,到五点才吃晚饭。午饭一般一个全荤、一个半荤素、一个素菜、一个汤。晚饭吃小米粥或绿豆粥加一小碗饭，一个全荤就是一两至二两红烧肉，一个半荤素即青椒炒肉丝等。毛主席半夜里吃的这一顿要格外当心，所有的菜都不能带骨头的，因为这时毛主席有点倦、有点累了，人也有点迷迷糊糊。我往往给毛主席弄一小碟或一小盆煸干的小辣椒、豆豉炒苦瓜、清炒空心菜梗子、咸菜等等。毛主席的要求是，不能浪费。他叫我们（包括侍卫）不要到大食堂去吃，他说吃不了的边边角角的剩下来的菜不要扔掉，让我们就在他家吃，按理我们是要到大食堂去吃的。
毛主席特别喜欢吃红烧肉，我烧的时候重糖重酱油，咸中带甜，每月烧两次，毛主席每次吃了都很开心，还笑着对我说：“吃了这东西补脑嘛。”毛主席还喜欢吃回锅肉，为了烧好这回锅肉，我在做法上动了不少脑筋。
这就要讲到1959年庐山会议，当时锦江去了一批厨师，我也在其中（那时我还没去北京）。会议期间，回锅肉烧了几十年的川菜泰斗杨平章，按川菜的规格，用猪腱肉烧回锅肉，这块肉是相当老的，当时毛主席咬不动，不喜欢吃。进京后，我就自己想办法改进，用五花肉切成片，在锅里将肥油煸掉，这样烧出来的回锅肉又香又嫩，毛主席说很好吃。中南海里河虾很多，但捕捞网的网眼太大，往往捞不到。我就自己想办法，到特供区讨了只箩筐，箩筐里放些饲料和肉骨头，再压上一块砖头，将箩筐沉到河底。每天捞上来时箩筐里爬满了虾，我就给毛主席烧油爆虾吃，再送点给刘少奇。
我也有过不成功的地方
大概是1964年吧，我跟毛主席到井冈山，那里是烧木炭的，毛主席要吃烘山芋，这下我伤脑筋了。做烘山芋要不断烤，而木炭烧完了就没了，那里又没烤炉、又没煤球。第一天我只能用木炭烤，结果没烤成，毛主席也没吃成。第二天我找来医院的消毒箱烤，但温度不够，烤不好。我就把山芋先煮熟再放进消毒箱烤，也不行，水分收不干，再用木炭烤，这次成是成了，但毛主席说：“不香，这是什么烤红薯啊？”（这些红薯是在北京的万寿山专门种的，毛主席出差随身带。）这事汪东兴后来批评我：“毛主席不满意，我们就一定要想法做好。”第三天，我用报纸把山芋包好，用烂糊泥糊好，再放在木炭里烤，搞好后毛主席又不吃了。接着就离开了井冈山。
与毛主席的几次接触
我们厨房在丰泽园的后面，菜是由侍卫送进去的，与毛主席直接接触很少。毛主席一年出差两次，我都跟着一起去。出差时，毛主席有个脾气，就是不许多花地方一分钱。需要地方上买菜的，买菜的钱是毛主席自己出的。他还有一个纪律，随同的工作人员不许搞特殊化、不许大吃大喝。
有一次，毛主席在上海，李银桥一人点了许多菜，毛主席发现后就狠狠的批评了他。我与毛主席接触最多的是在出差的火车上，在北京期间我是没有探亲的，快到上海后，毛主席对我说：“这次到上海后你回去看看父母，并代我问问你父母好。”后来汪东兴通知我回家，说我们到杭州去，你就不要去了，回家看看。
1965年，有一天清早，我正在中南海捞虾，毛主席出来散步，刚巧碰到我，他便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我是怎么捞虾的，看完他笑着对我说：“你每天就是这样捞虾的啊？方法不错嘛！”接着毛主席又问我：“你有没有对象啊？”我说：“没有。”毛主席说：“在北京找一个对象好不好？”我说：“我父母在上海，将来哪一天主席你不要我了，我就回上海找老婆成家。”当时，我已二十八九岁了。
和毛主席谈后不到一周，汪东兴就来找我说：“主席说了，叫你回去，给你一年时间，在上海找个对象，成个家，业务上再继续学一学。”
就这样，我就结束了在中南海的生涯，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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