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无越人?——汉人的南迁与闽越,东越的北迁江淮,北迁曹魏

北方无越人?——汉人的南迁与闽越,东越的北迁江淮,北迁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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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越的福建——在闽越国灭亡之前

20世纪80年代前，因福建始终没有发现旧石器遗址，因此学术界认为福建可能是较后发现的大陆，也就是说现在的福建本来是海，海水退下去的时候较晚，所以没有原始人类，福建的原始民族是从外地迁入的。

　　但据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考古发现，福建也有旧石器文化，将福建的人类历史推前了五、六千年。首先是1987年东山岛渔民在海底打捞起一件古人类左肱骨化石，经鉴定是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的人类骨化石，距今约1万年；1988年5月又在清流县沙芜乡洞口村狐狸洞发现了一枚古人类下臼齿化石，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猪、熊、虎等，这些伴生动物多生存在六千至三十万年之间，经鉴定上述化石距今约３万年，这就确定了福建有旧石器时代文化。

昙石山文化

位於闽侯县甘蔗镇昙石山村的昙石山遗址於一九五四年一月发现，是先秦闽族的发源地，也是福建文化的源头。

报导说，近五十年来，考古专家学者曾八度发掘昙石山遗址，挖露面积近两千平方公尺，发现了重要的文物和标本，明确了上、中、下层文化内涵，并推测出中层的年代距今约四千馀年，下层的年代距今约五千年，树立了大陆东南沿海具有特徵的考古学文化—昙石山文化。

昙石山文化集中分布於福建省闽江下游和沿海一带，多贝丘堆积，反映了福建远古先民依山临水的生活习性，对研究福建原始社会晚期的历史及经济面貌具有学术价值。

武夷山悬棺之谜

同天葬、水葬一样，悬棺葬是一种古老的丧葬形式。葬址一般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崖绝壁上，棺木被放置在距离水面数十至数百米的天然或人工开凿的洞穴中，有些则是直接放在悬空的木桩上面。武夷山九曲溪两岸的峭壁上，至今仍存有悬棺遗迹十余处。

经过碳14测定，白岩和观音岩保存完好的两具船棺距今已有三千多年，随葬的龟形木盘是具有商周青铜文化特征的遗物。

　　据考证，当年我国南方分布着大大小小许多部落，他们大多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因而被今人统称为古越人。船是古越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把死者放入船形棺木是对死者的敬重。而出于对高山的崇仰，他们又把逝者安放在最接近“天神”的地方，以使他们不被世人打扰，从而更好地庇佑后人。

重达数百公斤的棺木是如何安放在悬空的绝壁上的呢？从棺木棺盖首尾两端凿有穿绳用的方孔推测为悬索吊下。在放置悬棺的峭壁背后或两旁一般地势较为平缓，人们先将棺木运上山，派工匠凿好洞穴或架好木桩，再将棺木吊装好。有时候，先沿崖壁凿出平行的一条通道，将棺木依次推进，可以集中放置一批棺木以省去许多麻烦。据三国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记载，当时浙江瑞安至福建连江一带的“安家之民”和“台湾土著”、“夷州民”在饮食起居、风俗习惯上非常相近，都有悬棺葬的习俗。而在台湾偏僻的小岛兰屿的雅美人中间，这种葬俗保留至今。

史籍中关于闽地的记载

地处山陬海隅的福建是一个经常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史籍中关于闽地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

战国至汉武帝期间，福建土著经历了古闽人和古越人的融合以及闽越人北迁的历史大动荡。

　　《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周礼·夏官·职方氏》说：“掌天下之图……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汉郑玄注《国语·郑语》“闽 *蛮矣”时说：“闽，蛮之别种也；七，周所服国数也。”这就是说，古代的七闽部落和楚国都是被称为蛮的南方民族。

　　七闽的分布地域甚广，包括今天的福建全部以及广东东部潮梅一带和浙江旧温、台、处三府属。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注“闽”一词时说，闽是“东南越，蛇种。”可见七闽大约是蛇图腾的氏族社会。也就是说，古闽人是拜蛇为祖先的。这种民俗至今仍在一些地方保存着。漳州市平和县文峰乡的三平寺仍保存着敬蛇如神的奇俗，泉州市南安诗山仍有蛇山庙在。闽族当是古代七闽地区的土著。

　　古闽族人经过商周时期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和文化，在周朝初期已纳入王朝版图。

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国力强盛，越国的势力开始进入福建。越族人不论体质特征，还是生活习惯，都与中原华夏族有很大差别，越人身体矮小、短面、须发少、鼻形广、眼睛圆而大，习惯傍水而居，好水斗，善于驾舟行筏，还有“断发纹身”的习俗。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周晋王卅五年（公元前334年，战国中期），越王勾践七世孙无疆与楚威王作战，失败被杀，国亡于楚。“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王族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航海入闽的。

　　《读史方舆纪要》引林 *《闽中记》云：越亡于楚后，其子孙徙居越迁山（今福建长乐县东北十五公里）。

　　越族入闽之后就与七闽土著发生融合，并在闽中传播吴越和中原文化，闽越族由此形成。

　　无疆又七传至无诸，自立为闽越王，成为闽越族的首领，在福州的北郊新店修筑土城，逐步实施对福建的统治。 　　

《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闽中郡是福建最早的建制。闽中郡辖地与七闽基本相同（实际上它还包括了今江西铅山县）。

　　《史记》还记载，秦废无诸、摇的王号，降为君长，但仍留在闽中，秦没有像对南越那样派守尉令长治闽。秦立闽中郡只是名义而已，并没有实施统治。

秦末暴发农民起义，无诸率兵由闽中北上，闽越军队跋涉关山，深入中原，参加中州的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达8年之久。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因无诸有功，封其为闽越王。

　　闽越国重新立国后，国势日强，多次扩大领地，成为汉王朝在东南沿海的劲敌。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朱买臣率领大军，兵分四路进攻闽越，无诸的继承者东越王余善在闽中筑城抵御汉军。余善兵败，闽越内部发生兵变，余善被杀，闽越归顺汉朝。

　　汉廷命令将闽越族人迁至江淮间，闽越国92年的统治到此结束。

　　据《史记·东越列传》载，汉廷采用秦代迁徙六国豪强的策略，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汉武帝把闽越贵族官僚势力阶层和军队及大批闽越人都迁于江淮一带居住，闽越国从此结束。

　　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汉廷在福州设立冶县，属会稽郡，这是福建历史上的第一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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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平原的人文　2007-05-31
作者：邹逸麟

一、自然和人文的过渡地带
江淮平原的人文

邹逸麟　载《椿庐史地论稿》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不是从绝对意义上来理解的话，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孕育着不同的生物，包括“高级生物”人类的健康、性格以及他的社会属性也同样受到环境的影响。

《吕氏春秋·尽数》说：“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伛人。”就是说不同的水环境对人类的健康有着不同的影响，这话至今还有现实意义。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也同样会影响人们的民俗风情，特别是在生产比较落后、区域之间交往相对缺乏的古代，尤为明显。

《汉书·地理志》后序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

在战国秦汉时期，今晋南、豫北的所谓“三河”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区，当地人民因长期从事精耕细作，“故其俗纤习事”；

而晋北地区，“地边胡，数被寇”，因为经常处于动乱和战争状态，故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沂、泗以北的河济地区从西周春秋以来农业就比较发达，人口众多，由于这里水旱灾害的频繁侵袭，所以老百姓有“好畜藏”的习惯。

江南地区在古代河湖众多，沼泽密布，土质湿重，在金属农具未普遍使用以前，火耕水耨，生产落后，多以渔猎采集，因而既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社会经济处于低水平状态；又因地势卑湿，疾病流传，故丈夫早夭①。

明王士性《广志绎》里讲到浙江地区的人文差异时说：“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阊阎易为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王氏在这里强调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人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在古人著作里，这类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不必多述。

总之，中国疆土辽阔，地区间区域差异很大，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不同的地域经济、文化、社会风尚以及行为规范。这种差异有时还会引发政治上的冲突。

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自然改造能力的增强，区域人群之间交往的频繁，共同的东西在逐渐增多。然而非物质的如生活方式、文化意识、风俗语言以及行为规范等等，最为顽古，变化最为滞后，许多东西甚至二三千年后还有遗迹可寻。因此不了解中国各区域间的地域差异，不能算真正了解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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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我们这里要讲的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很特殊的地区——江淮地区。

今天这是一个大家很熟悉而又很普通的一个地区，就整个中国而言，这里的人口不算很密集、也不算稀少，工农商和交通运输业一般都比较发达，也有不少著名的城市。

但就整个中国而言，这里并不是一个十分显眼的地区。那么这样一处并不令人注目的地区，在历史上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呢?生活在本区的人民在历史上究竟经过怎样的风风雨雨呢?这就有待笔者细细道来。

一、自然和人文的过渡地带

本文所谓江淮地区具体而言是指桐柏山、大别山以东，淮河两岸和长江以北地区。

众所周知，在气候分区上，秦岭、淮河是我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也是亚湿润和湿润区的分界线。这一线的等雨线年降雨量相当于800毫米，自此向南逐步递增，过了长江达到1000毫米～1500毫米，是典型的湿润区，雨量丰沛，植被茂盛。

秦岭、淮河也是我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南北自然景观，包括气候、植被、土壤、农业植被等等，都迥然不同，《周礼·考工记》所谓“橘逾淮而北为枳”，就是指橘类植物北移后因环境不同而引起的品种变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说：“淮之视江、河、汉，大小悬绝，而与之并列者，经其界南北而别江河也。”而江淮地区就处于南北不同气候的过渡地带。

本区境内有两条主要河流，淮河全线及长江的中游和下游。大别山地和江淮丘陵则是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江淮地区地处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地势西高东低。西部是大别山地，逶迤东延，区域宽广，海拔高度多在500米至1000米左右，最高峰为霍山的白马尖1774米。大别山区以东地势显著降低，岗丘连绵，泛称之为江淮丘陵，具体名日张八岭，海拔高度一般都在50米至300米左右，最高峰为将军山399米。

其间有以东肥河、南肥河和合肥为中心的狭长的蜂腰地段，是古代南北交通的要道。这个地段南端的巢湖、芜湖一带历史上称为吴头楚尾，是古代吴楚两大区域的分界。

江淮丘陵以南则为长江沿江平原，除了一些残存的低山丘陵外，一般都是地势低平，湖沼密布；以东则为江淮下游三角洲地带，其间河湖错杂，是航运理想地段，很早就开发的水运，是江淮间又一条南北交通要道。里运河以东为滨海平原，成陆较晚，大致是公元以后的事。以今日省区而言，本区东部是江苏省的北部，中部是安徽省的北部，西部则是湖北省的北部和河南省的南部，位于苏皖鄂豫四省交会地带。

近几十年考古工作，在江淮地区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别山区红安一带为屈家岭文化，淮河南岸的信阳、潢川、霍邱、寿县、定远、明光、滁州有龙山文化遗址，清江、淮安、涟水、滁县、江浦一带则为青莲岗文化遗址。扬州、六合、合肥一带还发现一些与江南以南地区同一类型的原始文化遗址。

很明显，屈家岭文化是自西向东发展而来的，龙山、青莲岗文化是从北而南推进的，而江南的原始文化则由宁镇常地区渡江向北延伸。由此可见，从原始社会开始，江淮地区正是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反映了典型过渡地带的文化特征。

大约在西周春秋时期，江淮地区分布着许多不同族姓的古国和不同族属的人类群体。

当时居住在淮河上游的有姜姓申国(今河南罗山县西北)、吕国(今新蔡西南)、姬姓息国(今新息县)、隗姓弦国(今仙居东)、赢姓黄国(今潢川县西)、江国(今正阳东南)和姬姓蒋国(今固始县东北)等；沿淮中游的，有钟离(今安徽蚌埠市东临淮关附近)、向(今怀远涡口东)、州来(今凤台)、六(今六安市东北)等小国，分属盈、姜、偃诸姓；

在江淮之间，由巢湖到霍潜山麓，今舒城、庐江、六县、枞阳一带，为群舒散布的地区，有舒、舒蓼、舒庸、舒鸠、舍龙、舒龚、舒鲍、巢、宗等称；

淮河下游的诸部，通称为淮夷，其中以淮泗间徐国为最强大；濒临东海的号称为东夷，处于更原始阶段。总之，在西周春秋前期，江淮地区小国林立、群族分居。有的是从黄河下游、汉水上游迁来的，有的则是当地的土著，不论生产方式、生活习俗都是不同的，突出表现了南北过渡地带的人文景观。

到了春秋晚期楚国向东向北发展，其势力已控制了江淮地区的西部，而江淮下游则是吴国的势力范围。当时吴楚两国交界处在今安徽凤阳、含山一线，后越灭吴，江淮下游为越国的疆士，江淮地区出现了楚越对峙的局面。

　　到了战国时代，约于前306年越为楚所灭，越人四处逃散，江淮地区全入楚境。楚国控制江淮地区之后，有大批楚人迁入江淮，楚文化很自然地进入了江淮地区，以后楚文化与当地原有吴越文化相交融，形成多元文化的形态。

　　所以司马迁说：“楚越有三俗”，他把战国楚地分为东、西、南三楚，江淮之间东部属于东楚，此地北面“俗则齐”，南面“俗则越”，西部属南楚，显然江淮之间是以楚文化为中心，同时也是北方中原齐文化和南方越文化的交错地区。

汉武帝时代，位于浙江南部的东瓯人曾举国内迁至江淮之间，位于今福建省的闽越人也被强制迁至江淮地区，具体而言就是庐江、九江、临淮三郡之地。

　　这两次迁至江淮之问的东瓯、闽越人数大约有十余万，由此使江淮地区文化的复杂化。所以司马迁说寿春、合肥一带“与闽中、干越杂俗”。总观春秋至西汉的数百年间，江淮地区虽有中原文化的影响，但主要是南方楚、吴、闽、越文化的杂汇，而受楚文化的影响最深。

　　东汉末建安年间，曹魏和孙吴相持于江淮之间，曹操为了战争需要，下令居住在江北沿岸的居民全部北撤，百姓大为惊恐，住在庐江(今庐江西南)、九江(今凤阳西南)、蕲春(今蕲春西南)、广陵(今扬州市)一带的居民十余万户扶老携小纷纷渡江而南下，除了沿淮河南岸一些城市外，江淮之间大部分地方成为无人区，合肥以南只有皖城(今潜山县)①。

　　以后淮南又有数万人渡江至吴国境内，江淮人口为之大减，成为地广人稀的地区。加之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黄河流域处于长期战乱之中，异族入侵时残酷的杀戮和汉族王朝的覆灭，不仅使统治集团闻风丧胆，就是一般人民为了逃避死亡的命运，也都纷纷扶老携幼，拖家带口离开本土出走。

　　在北方游牧民族南进的压力下，大多数汉人只能选择南迁的道路，即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北人南迁的高潮。

　　据文献记载，从公元4世纪初的永嘉年间至5世纪中的宋元嘉年间的大约150年内，曾有四次大规模的南迁。

　　这四次南迁的第一程，就是江淮地区，于是大批北方人口充实于江淮间。最集中的就是今安徽、江苏两省的江北淮南地区，大约有人口三十余万，并在此设置了大批以原北方州名为名的侨州郡县，如司、兖、青、徐等州，随着战争的升级，又有一部分侨民渡江而南。江淮地区成了一浪又一浪南迁侨民的过渡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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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47《吴书·孙权传》。



8世纪中叶所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北方中国战火连年，哀鸿遍野，黄河流域又掀起了一次人口大批南迁的高潮。“衣冠士庶”多避处江淮间，本区东部的扬州和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临淮关)、和州(治今和县)是北来人口居最多的地方，人口数倍增长。

　　不久到了唐末，北人在此定居未安，杨行密和孙儒争夺淮南频繁的战争，干扰了他们平静的生活，“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转徙几尽。”北来的人民又一次渡江而南，江淮之间又成为地广人稀的地区。

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举南侵。此后数年里，黄河中下游地区因战争惨遭严重破坏。据当时人庄季裕说：他在建炎元年(1127)路经今河南许昌至商丘一带，数千里内无复鸡犬，井皆积尸，不可饮用，作物熟了也无人收割。斗米数十千，人相食。同年康王赵构在临安建立南宋政权，多次号召北人南下，黄河流域人民为求牛存，纷纷渡淮南徙，形成中国历史上北人南迁的第三次高潮。

靖康元年开始的北人南迁高潮，随着宋金之间的战和形势不同，分为几个阶段。但淮南始终是北人南迁首途。当宋金间处于相持阶段时，北人南迁后，一般就在江淮问定居下来；当金人又一次南侵开始，则居于淮南的北人再次渡江而南，寻找更安全的地方。

　　如绍兴八年(1138)仅集结在庐州(今合肥)一带便有四五万人，以后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破坏和约，大举南侵，淮南人即纷纷南逃。所以淮南人口始终很不稳定。南宋理宗以后，金朝势力衰退，失去大规模进攻宋朝的能力，淮南战事减少，社会相对比较稳定，大批移民就在此定居下来。

据文献记载，南宋后期淮南东西两路人口比南宋中期增长数倍。而建炎三年时金兵屠焚扬州，“士民皆死亡，存者才数千人而已。”所以南宋末年扬、通、泰州地区集中的大量人口，主要来自北方移民；其次，还有绍兴年间由于淮南地区人口稀少，南宋政府曾经劝说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失去土地的农民迁往淮南进行屯田，因此南宋末年的淮南居民中有不少江、浙、闽的移民。

还不到一个世纪，在元朝末年，江淮地区又经历了一次空前规模的战争浩劫，当地居民大批死亡和流徙，到明初洪武年间这里成为全国人口特稀的地区之一。洪武十一年(1378)清点土著旧民时，凤阳县仅3324户，每户以五口计，只有16620人。再扩大以凤阳府为例，该府地跨淮河南北，面积约24000多平方公里，土著旧户人口不到13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为五人，其凄凉的情况可以想见。这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朱元璋对故乡进行大规模移民了。

从洪武初开始，朱元璋从江南、山西、河北、山东、江西、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移民至凤阳府的人口总数在三十万左右；此外，还有军籍移民18.8万。两类移民总数共占凤阳府人口的80％。

　　由此可见，明洪武年间的凤阳府地区是典型的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区，江淮之间的其他地区也莫不如此。又如明代安徽桐城县的氏族大部分是在元明之际从外地迁入的，其中20％来自江西鄱阳县。

　　今存安庆府属县的一些家谱，都证明当地的一些家族都是明初来自江西的鄱阳、饶州和婺源。

　　再如宿松县的情况更是突出，据民国《宿松县志》所载氏族情况，元末明初从外地迁入的占88％，其中以江西人为最多。所以清初宿松人朱书说：“吾安庆，古皖国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

　　巢湖地区即明清时代的庐州府，近90％的氏族是在元明之际主要从江西迁入的，其他也有皖南山区徽州和江苏句容的移民，当地土著只占11％。

元末苏北地区遭受战争的破坏十分严重，淮扬一带人口的损失更是令人吃惊。洪武初年扬州城内土著居民仅四十余户，淮安城中仅存李、刘、王、徐等七家，农村是地旷衍，村落稀，巨室少，民无盖藏。盐城地区几乎找不到土著，人人皆言来自苏州，不论是否确凿，但居民都为外地移民，当属无疑。据研究，洪武年间苏北地区接受外来移民达65万之多。

元末明初以后，江淮地区又一次大规模人口损失是在清代太平天国战争时期。

　　以战争最为激烈的巢湖地区为例，据地方志记载。舒城县1802年时人口有40万，到1869年仅剩11万，损失人口占战前的70％。

　　泗州人口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时为59万；到光绪十二年(1886)时只有15万，损失80％以上。其中如安庆地区的损失一定也很大，就是还没有见到确切的数字。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组织了向江淮地区的移民，但规模不是很大，江淮间仍是人口较稀的地区。

清末民初，江淮地区又曾出现居民外迁的高潮。主要原因是频繁的战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迫使城镇和农村人口外流。外迁的地点则主要是上海和比较富庶的杭、嘉、湖、苏、常州地区，光绪《盐城县志·风俗总论》：“今则每遇水旱，穷佃隐民，竞弃田庐，携妇孺过江乞食，络绎于涂。”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吸引了长江下游地区各地农村的青壮劳力，而苏南城镇或农村的生活条件远优于苏北。苏北地区主要是扬州和稍北的盐城、阜宁大批城镇和农村人口往上海就业，由于没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他们都从事些非技术性服务行业，没有具体资料说明。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有多少苏北人来到上海，但据当时社会局的统计，1913年上海有将近一万名人力车夫，其中80％～90％来自苏北。20世纪30年代，上海有八万名人力车夫，90％来自苏北；同时约有五万名码头工人为苏北帮所控制。由此推断，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至少有数十万劳力从苏北农村来至江南，对江淮地区的经济影响可以想见。

　　纵观三四千年来，江淮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不断重建的移民区，自北而南，自南而北一浪超过一浪移民浪潮波动着居民的生活，可以说是居无宁日、住无定所。这些移民都是赤手空拳来自四面八方，为了生存，他们需要抛弃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俗，放弃了原有的社会地位，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们之间需要互相适应、互相容忍，以便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

　　这里大部分人没有世代相传望族的桂冠，没有带来巨额财富。他们饱受战争的创伤，自然的磨难，性格都比较坚强，忍得各种自然和社会的打击，很少髂统安土重迁的观念，是一支生命力很强的人类群体。他们初来乍到为的是求生存，所以一旦社会安定下来，他们就要求发展，凭他们的体能和智慧，就能创造出不同凡响的经济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