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谈严允文化的一些问题 ZT

考古发现介绍：

来自外部的人群和文化成分

中国的北方长城地带逐步形成了一个和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带，这种与中原不同的文化特征，一方面是北方长城地带本地发生的，但有很大比重是受到离中原更远的地区的影响。

在第三节中已经谈到在夏代时期从新疆传入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影响的例子，而其源头还是在北亚地区的。

其实，影响到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因素也有源自遥远的西方的。只是比较少一些，长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先谈一谈欧罗巴人种进入中国的问题。

在陕西扶风召陈村　西周晚期大型建筑　废弃时　形成的　红烧士堆积中，发现了两件蚌雕戴帽人头像。

从形制分析是作笄帽用的，其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等特征，无疑与欧罗巴人种相合[12]。

被公认为西周晚期的周人已和欧罗巴人有所接触的证据。

从考古发掘所得的古颅骨资料来看，我国境内先秦时期的欧罗巴人种颅骨资料均发现于新疆。以孔雀河下游古墓沟组为代表的古欧洲人类型，[13]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便来到了罗布泊地区。从其墓葬中使用大量树木材料的特点来分析，当时南疆地区的植被和整个生态环境显然与现在的情况全然不同。

稍后时期，古欧洲人类型居民渐向东疆地区渗透，并且与蒙古人种的土著居民发生接触、融合。

例如，哈密市柳树泉附近的焉布拉克青铜时代古墓群的颅骨，可区分为属于蒙古大人种的M组和属于欧罗巴大人种的C组，[14]

哈密焉不拉克墓地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是以蒙古人种为主体的居民创造的文化，后来的古欧洲人类型居民迁移到这里并接受了当地蒙古人种的土著文化。

先秦时期进入新疆地区的欧罗巴人分属不同的支系，吐鲁番盆地鄯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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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原出土蚌雕人头像谈严允文化的一些问题


作者：斯维至


一　问题的提出

　　1980年秋，陕西周原考古队在清理召陈西周宫室建筑遗址时，无意中发现了两件蚌雕人头像。尹盛平为之撰文，并论证这人头像“其种族当是塞种”题为《西周蚌雕人头像种族探索》，《文物》1986年第1期。。他对这人头像的描述如次：

　　　　头像高2?9厘米，右侧残缺，是男子头像，戴尖角状护耳翼的帽子。帽子顶部被锯割掉。由于帽有尖角状护耳翼，而且越向上越细，帽子上刻着距离均等的竖细线条，间距上窄下宽，推断是一种毛织的尖顶硬高帽。头顶下颌部以下亦被锯割断，形成横截平面，中间钻一小孔，孔径0?6厘米。圆孔内残留一截骨笄杆……另一件蚌雕人头像，大体相似，雕像头顶横截面有一个■(巫)字。尹盛平对于这两件蚌雕人头像的发现显然是很重视的，他推断“其种族当是塞种”也是正确的，但是他排斥允姓之戎为塞种，即波斯文之Saka，亦即希腊文之Scythia(斯基泰)。我近来有幸读到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一书，他给允姓之戎即为塞种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根据：

　　　　《汉书·西域传》所见塞人，应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贝希斯登铭文所见Saka人。他又说迟至前六世纪二十年代末，伊犁河楚河流域的Asii等部向西扩张至锡尔河。逐去原居该河右岸的Massagetae人，以后他们被波斯人称为Saka。接着他在正文中又说：

　　　　据希罗多德《历史》，属于Scythia人的Sacae(Saka)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头顶的地方是尖的……。这种人虽是Amyrgian Scythia人，却被称作Sacae人，可见所谓崇拜hauma的Saka族和戴尖帽的Saka族其实只是一种。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绪说第1页及该书正文第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据余太山的研究，则《汉书·西域传》允姓之戎即塞种可谓确凿无疑了。他的书中无图，而在封面有戴尖帽的图像，与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几乎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周原蚌雕人头像被锯去帽尖的一段。《汉书·乌孙传》颜师古注：“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乌孙为塞种，《汉书》说得很清楚。其实大宛、大夏、大小月氏也都混有塞种。颜师古注中所描写的塞种人面貌与周原的蚌雕人头像对照，几乎是同一照片。

　　允姓之戎既是塞种，其实也即■(猃)狁是塞种。因为我国古人对于少数民族往往取其译音之一字或二字作为部落之姓，允姓之戎无疑以■狁之狁为它的姓(■狁自己未必有姓)。犹如殷商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鬼方(包括土方、邛方等)，我国古人以它们为鬼姓(又作隗、?B038?、怀等字)一样。■狁(以下本文均作严允)与鬼方不是同种同族。殷代鬼方就其活动方向，来自西伯利亚，进入我国北方，向东发展至我国东北，与东夷相混合，向西发展至山西、陕西而未有至西域者。殷末周初鬼方衰微，而从西向东发展之塞种严允崛兴，于是原来归附于鬼方的部落逐渐归附于严允，所以通周一代是严允与周战争和来往的历史，不是鬼方与周战争和来往的历史。

　　《汉书》和《史记》对于西域的记载，虽然要晚于殷周达一千余年，但是它们对西、北游牧民族的记载是可信据的。汉代以后，由于张骞通使西域，来往商人、僧侣日益增多。梁时《广宏明集》卷七荀济《论佛骨表》引《汉书·西域传》云：“塞种本允姓之戎。”今《汉书》无此句，当为后世脱落所致。《论佛骨表》接着说：“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所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则塞种原居伊犁楚河，而殷周之际已经逐渐向敦煌酒泉一带迁徙，以至甘肃、陕西，逼近河套、泾水、渭水流域。原来在这一带居住活动的羌人以及其他土著民族便被迫屈服于它，并且随着迁徙，甚至与周人作战。通周一代，严允与周人的战争连绵不断，几乎与西周的兴亡相终始。现在我们如果知道严允即塞种，则西周史将会呈现出一崭新的面貌，而且对中亚与民族迁徙、文化之交流亦提供一新的史料。

　　

　　二　塞族的东来，周羌的分化与战争

　　上古时代以来，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人口的繁殖，战争的掠夺劫略，因此促使各部落民族不断分化和迁徙。这种迁徙往往是整个部落或整个民族武装的战争掠夺。

　　据西方气象学者的研究，大约公元前17、16世纪到前12、11世纪是西欧大陆许多民族的大移动时期。以畜牧为生的游牧人口的增加，促成了他们的大迁徙。大体说来，中亚牧人扩散的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阶段在公元前1000多年，游牧人扩散到天山、阿尔泰山及萨彦岭一带，甚至到贝加尔地区。第三阶段是公元前700年左右开始，匈奴及其族类在草原上扩散。许倬云据此认为：与周人兴起有关的一般扩散，自然是这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甚至可以更狭窄地定为西元前1500年到1200年间的草原牧群大扩散，使商周的北面与西北都承受了源自中亚的间接压力。这是草原温暖，人口繁殖?时期。?许倬云：《西周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第68页。

　　但是西周中期以后，经历宣、幽、平150余年，我国西北地区突然又由温暖变为燥热干旱，草木枯萎，连续发生饥馑，土地龟裂，三川河床急剧下降。星占家、巫史等都认为是由于阴阳两气不调，是周将灭亡的征象。《诗·雨无正》说：“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可见其严重景况之一斑。原来居住在伊犁楚河的塞种大概正是这一时期由西向东侵入的。他们到达敦煌、酒泉以后，继续迁徙到青藏、甘肃、河套以南。铁骑四出，奔突掠夺，当地的土著部落被迫屈服，如羌人自称“四岳”之后，“世居敦煌”，塞种侵入以后他们与塞种形成杂居状态。《左传》昭公九年。后来他们更向东侵入陕西北部，史称“犬戎”，亦称昆夷。《采薇》诗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严允之难”，昆夷即犬戎(一作昆戎)，它与严允为同种同族，分做西、北两路侵入周境，形势危急。故《诗》反复说：“靡室靡家，严允之故；不遑启处，严允之故”，“岂不日戒，严允孔棘。……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据此，可见文王之时严允、犬戎(昆夷)的祸患已经很严重了，于是穆王时有西征犬戎之举。

　　犬戎在神话小说里被描写为一野蛮民族，其实它也是塞种。当它侵入后，原来的羌族人被征服和兼并了。《国语》说：“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亦即申戎。据《山海经·西山经》地理考证，犬戎当在今鄂尔多斯境内，陕北米脂、安塞有申山，即姜戎所居住之地，故有申戎之称。由于犬戎东侵之后，其附近之姜戎即被兼并，因此宣王时期，与周作战的部落中有姜氏之戎，亦即申戎。前引羌人“世居敦煌”，姜戎本由羌人分化出来，与姬姓之周互相通婚，而宣王时他们竟与姬周为敌，甘为严允犬戎作伥。由此可见，西周时期随着严允塞种的东侵，引起了西北土著民族之迁徙及兼并融合的过程。

　　据《史记》、《国语》的记载，穆王西征只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收获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的西征竟达昆仑山脉(或说在今青海巴颜喀喇山)，这武功就不算小了。而且据《竹书纪年》记载：穆王迁戎于太原。这太原所在，各家所说不一，或谓在今鄂尔多斯沙漠地带，或谓在今山西太原，或谓在今甘肃平凉固原。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9页。由此可见，塞种严允入侵以后，其分布与活动地区相当广泛。

　　宣王时期，史称“中兴”，但是始终处于南北的战争状态之中。《后汉书》引《竹书纪年》记载：

　　　　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后二十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氏伐六济之戎(济或浑字之误)。以上记载只说宣王伐戎，而不明言严允，倘以《诗》之《六月》、《出车》证之，“严允孔炽，我是用棘。王于出征，以匡王国”，“严允匪茹，整居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严允于襄”，则宣王所伐者即严允。其中或有因受严允之迫而与周对抗的土著部落，如姜戎、申戎就是其例。又宣王时所作铜器《虢季子伯盘》、《兮甲盘》、《不其■》，以及新出土的《多友鼎》，都记载宣王派遣大将与严允战争之事，无论其人名、地点以及路线都可与《诗》相印证。当时不但有严允的祸患，而且南方荆蛮、徐戎也乘虚入侵，如《采芑》说：“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征伐严允，蛮荆来威”，形成“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局势。这种局势，西周中期已经开始，春秋时期是它的继续发展。

　　

　　三　西王母国与骊山之戎

　　《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从来是被视为神话传说的，不能作为历史根据。但是神话传说往往以历史实际作为背景，而后加以渲染、想像和虚构，故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影。如王国维以卜辞与《山海经》、《楚辞·天问》相印证，从而证明有易王亥、王恒为实有其事其人，即是其例。《穆天子传》与《山海经》乃楚国与赵国的巫史所记录，都记载了穆王西征，见到西王母的故事。穆王西征由造父驾车，他献给穆王良马骅骝、绿耳等，并见《史记·赵世家》。《穆天子传》称赵造父为“北唐君”，可见他已经由秦分出，居于河北赵城，它同样受到戎化的影响。

　　西王母是人们所熟悉的神话人物，想像中她一定是艳丽媚人的美女。但是《山海经·西山经》中对她的形象描写，却会使你大吃一惊：“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一作笑)，蓬头戴胜。”我初读不得其解，后来反复考虑，始悟这一定是西方人至今还流行的化装表演，妇女故意戴着假面具和穿着妖魔鬼怪的衣服，以逗人娱乐。西王母当时举行舞会欢宴穆王，也许便采用了化装表演。

　　西王母头上的“戴胜”，是一种女人头上用的簪笄，以人头像为装饰，并且用蚌雕成。《释文》云：“玉胜者，盖以玉为华胜”，胜有避邪镇邪的作用。我国西北大陆缺乏蚌蜃之类，因此以玉代之，并且称作“华胜”。周原出土的蚌雕人头像也许就是西王母国妇女使用的簪笄，是当时巫史带回来的。周原考古队推断周原凤雏村的宫殿遗址约为文王治岐时所建，召陈村的宫殿遗址为穆王时所建。因此我们不妨推想：这召陈村所发现的蚌雕人头像就是西王母国妇女所使用的簪笄，由于不小心折断了，因此索性把它的尖端锯去。幸而它的下端还留下圆孔，孔内还有残余的笄杆可以作证。

　　顺便应该提到，1992年在岐山周原东南的帖家河还发现蚌雕6枚，但是它们不是人头像，而是刻周人的八卦，并且同是西周初期人物。见1993年2月28日《光明日报》刘少敏文。传说八卦最初为伏羲氏的发明，而文王加以演绎，成为六十四卦。因此我推测八卦也有可能传自西域，并且传播它的媒介就是羌人的巫。

　　至于塞种以女子为王，这却是有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史记·大宛传》说：“大月氏已为胡所杀，立某女子为王。”徐广注：“一云夫人为王”，按《汉书·张骞传》云：“立其夫人为王”。由此可知，徐广所注是有根据的。而且，我们将要提到骊山之戎也同样是以女子为王。这样说来，犬戎、西王母国、骊山之戎都保存着以女子为王的风俗习惯，因此它们都是塞种的分支。幽王末年，犬戎叛乱，骊山之戎起而响应，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看来决不是偶然的事件。

　　

　　四　秦与戎的关系

　　秦原是东方殷商的同盟部落，它们都以玄鸟(燕子)为图腾。《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东征“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其实这个飞廉并没有被杀，而是被驱逐远徙到西北黄土高原。它与周围的羌戎杂居，并且互通婚姻。秦从此为周天子保卫“西垂”，养马放牧，牛马肥壮成群。《秦本纪》记载：“申侯(姜姓)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据此可知骊(郦)山之戎也是以女子为王。《汉书·律历志》说：“骊山之女为天子，在殷周间”，同样可以为证。这样秦自中■以后，不但母系为骊山之戎，而且父系为戎胥轩，都是戎人，因此说这时秦为戎族也是有根据的。《秦本纪》接着引用申侯的话说：“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说申骆互为婚姻，其他西戎都来归从，你周自然安全了。后来秦灭大骆之族，土地日益广阔，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一步一步地消灭了戎人的势力，终于由西汉水(嘉陵江)逐渐发展到了?水和渭水之间，遂成为周的诸侯国家。

　　这时，申侯的女儿申后因被幽王所废，欲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而废申后之子宜臼，因此申侯便勾结犬戎叛乱，骊戎响应，杀幽王于骊山之下。此事已见前述。犬戎的兵进入镐京，焚烧抢劫，“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来不及逃走的周人都被杀死，没有幸免的。太子宜臼在申晋郑等诸侯国的保护之下，仓皇迁都洛邑，是为平王。

　　综上所述，通西周一代，都与犬戎(塞种之一)发生连绵不断的战争，它的灭亡，也因申侯勾结犬戎入侵镐京的缘故，以此结束了西周三百年的历史。秦崛起之日，正是西戎(春秋以后称为白狄)衰微之始。

　　

　　五　■国与■国

　　古代宝鸡地区，西北到平凉、固原、庆阳、长武(即所谓豳)等地，东到泾水、洛水及黄河沿岸，西到青藏、甘肃河西走廊，与西域相接，南到江汉流域，有土著姜人、夏殷的遗民以及秦楚等人民。自塞种东侵进入泾洛渭水以后，严允、昆夷(犬戎)也就络绎进入宝鸡地区，因此宝鸡成为多民族的杂居区域和多种文化的交流中心。

　　由考古发掘器物证明，斗鸡台出土的陶器与甘肃洮湟发源的齐家文化、辛店寺洼文化与先周文化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1974—1981年宝鸡博物馆在渭水以南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发掘，由墓葬出土的器物(陶器、铜器兵器)可以证明它是一个叫作■国的墓地，姜姓。更正确地说，它应当是姜戎氏，一方面接受了周文化，另方面还保存着浓厚的羌戎文化。《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

　　　　晋将执戎子驹支，(晋)范宣亲诉诸朝，曰：“姜戎氏，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分而食之……”(戎子驹支)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剪除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据此可知，这姜戎氏原是羌族，而且他们原来就居住在瓜州即敦煌、酒泉一带。因为塞种分支东侵之后，他们被迫和塞种杂居以至同化融合，因此被称为姜戎氏。西周末年，他们大概已与秦人杂居。秦收复周的失地(岐丰)之后，他们又随周室东迁，居住于秦晋之间。那里原是一片荒野，“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而经过他们辛勤的劳动，披草莱、斩荆棘之后，已成为可以耕植的农田了。但是秦人继续追逐他们。晋人不但不帮助他们，反而执戎子驹支，因此戎子驹支对范宣子诉讼于朝。

　　宝鸡的■国与其渭水对岸的■国，为过去文献所未载。■国的文物虽早出土，但是它的墓葬遗址和■国的墓葬遗址直到解放以后才被发现。■国之为姜姓，已由其出土文物可以证明，而■国因与■国通婚，故考古工作者疑为姬姓，这却不一定正确。因为?B03A?器铭文中自称为王，而西周时期同姓诸侯从来没有自称为王的。疑■王也是戎王，而因地处僻远，人数又少，一直保留到秦崛起之时，最后才为秦所灭亡。

　　由■、■二国的存在和历史文物，可以进一步证明西周春秋时期宝鸡地区实为南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的中心。

　　由■国墓地发掘的器物看来，他们的陶器马鞍形双耳罐是安国类型陶器中最富特征的器类之一。考古学家一致认为安国类型是羌族的器物，■国墓地有安国类型的器物，则■国属于羌族文化无疑。但是■国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因此它又接受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如癸形的戈、柳叶形的短剑，在■国墓地出土特多。后来这种兵器由■国沿汉水流域传入四川西南，成为巴蜀文化的特征之一。

　　■国墓中出土女相铜人和銎形人头钺的发型都作椎髻，额前头发隆起，横插铜笄，然后用丝绳将三叉形铜发饰固定在隆髻上，脑后编成发辫垂下。男女发型大同小异。三叉形铜发饰应象征盘屈向上的鹿角或羊角。茹家庄出土的铜■饰背部爬伏一小孩，断发披后，裸体，仅着短裤，腰部系宽单，有相背回首鹿纹，两臂及两腿处有条带纹。考古工作者根据椎髻发形象征鹿角或羊角及鹿纹的装饰，推测他们应是羌人或是戎人。其实两者都是可能的。因为宝鸡地区正是羌戎杂居的地区，所以既有羌人文化，也有戎人文化。

　　不但这样，■国既是姜姓，姜姓由羌人分化出来，与姬周有特殊的婚姻关系，因此他接受姬周文化的因素必然不少，如墓葬形式、宗法制度等。但是他与西戎杂居已久，并且受其奴役，甚至共同对姬周作战，因此他们与姜戎氏一样，无论饮食、衣服，以至言语，都渐渐“不与华同”了。

　　■国在渭水北岸，今甘肃陇县?水一带，与■国只隔一条渭水，南北相望。他们既互相通婚，也互相战争，总的说来，保持和平相处的时间为多。西周初期，■国较强，曾经自称为王，并且侵入渭水以南■国境内，中期以后，■国也许得到周的扶持，因此日益强大起来。

　　

　　六　晋宁石寨山文化与斯基泰文化

　　大约10余年前，我曾经读到《民族研究译丛》第1辑所载日本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斯基泰文化的影响》一文云南省民族研究所1982年10月编印，朱桂昌译。，它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我虽然早已知道允姓之戎即塞种之说，但苦无证明。该文作者因为发现晋宁石寨山的墓群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镂刻的(雕空的)虎狼猛兽抢食牛羊鹿及虎狼互相搏斗的图像，而这种图像普遍出现于南西伯利亚俄国境内的斯基泰人，因此断定我国晋宁石寨山文化(即“滇文化”)与中亚的斯基泰文化有来往交流的关系。白鸟芳郎引用海内·格尔登教授(维也纳大学知名的人类学家)的话：“在世界各地，人类所创建的古代诸文明绝不是孤立的，也绝不是互相没有关系的，更不是到了文明开放的时代，它们之间才开始进行接触。我们已经知道许多先史时代的移动(Movement)就曾对高度文明起过很大的作用。”正因如此，海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对于我国云南晋宁石寨山文化的发现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兴趣。在白鸟芳郎的原文中必定附有石寨山出土的雕空的动物图像和斯基泰的动物图像，因印刷不便，译者不得不把它删去。我于1982年和1984年到过昆明，并到西双版纳等地参观考察。在云南博物馆参观时虽然仔细看过石寨山及滇西等地的青铜器物，但是偏偏未注意到如白鸟芳郎所讲的镂空动物图像，这实在是一大憾事。不得已，只好引用朱桂昌的译文如次：

　　　　例如在铜贮贝器盖上设计的图像中有战争场面人物，还有四牛骑士盖虎耳细腰铜贮贝器，上面所见的乘马骑士战斗图像，还有由虎等动物装饰的图像，还有骑士猎*镂花铜饰物显示出北方亚细亚游牧民族的生活形态。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豹狼争鹿镂花铜饰物、虎牛搏斗镂花铜饰物、三兽噬牛镂花铜饰物、三虎背牛镂花铜饰物、一虎捕鹿镂花铜饰物、一虎背牛镂花铜饰物等等。在这些饰物上，可以看到野兽和家畜格斗的图像，或虎袭击鹿和牛的图像，或豹狼鹿三者混在一起的图像。这些图像都是由所谓咬啮兽代表的动物形制的体现，显然可以认为这一点和斯基特、西伯利亚文化相类似，而斯基特、西伯利亚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以表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设计构思和纹饰形态为特征。另外，在石寨山遗物中，还有铜戈、铜斧、铜钺、铜啄等等，在这些武器上也同样有这种动物形制的装饰纹样，因此在石寨山出土遗物中，确乎存在着可以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相对比的东西，其中辔饰和节约、铜铃、铜马衔、铜泡钉、铜圆泡、铜小衔镰(这类小铜器已见于光社文化文物——引者)等马具之类最为具体地显示了和北方骑马民族在文化上的关系。动物互相扭结格斗的图像和狼食鹿的图像等动物纹饰就是具有斯基泰系艺术特征的动物形制的象征。我相信白鸟芳郎的叙述是客观的，可信据的。不过石寨山以滇王为首的墓群已属于两汉时期，距拙文所讲的西周时期塞种严允文化达一千数百年。两汉时期我国西北和西南都与中亚斯基泰人以及其他民族发生经济文化关系是理所当然的。倘使白鸟芳郎注意到允姓之戎即塞种的话，我想他的论文可以少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不必由乌蛮到昆明蛮(彝族的么些蛮)到滇王(南诏)，再到石寨山文化的承担者——羌人，来论述对中亚文化的传播和媒介作用，而可以直接由羌人所建的■国和戎人■国去认识。

　　西周灭亡以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西北和北方曾经出现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迁移。原来的塞种严允已逐渐形成为白狄，他们活动于陕西和山西的北部。羌人亦即姜人大部分已由陕南进入四川、云贵等省。《汉书·西羌传》记载：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种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据此可知战国时期，北方匈奴又代狄人兴起，因此塞种严允即白狄除西逾葱岭者外，“其余羸弱者”就不得不“依诸羌居止”，混入羌人之中，以至互通婚姻，因此“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为羌所同化了。但直到唐代，他们还保存着残余。《旧唐书·西南蛮传》所记载的“东女国”就是：

　　　　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即指西王母国)称“东女”焉。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接。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女王若死……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主之。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这“西羌别种”，无疑就是塞种残余，没有“西逾葱岭”者，但他们已被称为“西羌别种”了。

　　张骞通使西域，原来是经过西域而进入中亚诸国的。这时在月氏、大夏西迁时间已经很久，无意于收复故地，因此张骞断匈奴右臂的计划未得实现，但是他必定获得许多有关塞种诸国的知识，以及路线、特产等。如他在大夏时，见到枸酱、邛杖、蜀布等物，张骞问哪里来的，大夏国人回答“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这就是说，除了北路经西域的一路外，还必定有一条南路由云南滇国而通西域。因此张骞从西域回来后便向武帝建议，攻伐西南夷和滇国，“然而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略汉使，终莫得通”。据此，汉代石寨山文化(滇文化)与中亚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一定通过北路，而是通过南路更为直捷便利。张骞建议武帝攻伐西南夷和昆明，其目的在打通南路显而易见，但这条南路已被滇王所垄断，“辄略汉使，终莫?得通”。?

(原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005-9-30 11:49 AM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