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有什么？ZT | 2007-08-12 14:46: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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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有什么？
发贴人：219.154.95.* 发贴时间：2006-1-20
在某个论坛，看见一位高人嘲笑所谓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对满清，除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能有什么？
遗憾的是，历史记录下来的不仅仅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大家可知道：
在入关前，努尔哈赤一面吹嘘他优待“尼勘”，一面却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稍有反抗，便大肆屠杀，残杀了100多万辽东汉人。此后，后金军队多次入寇山东、河北。仅济南一地，就留下13万具汉人的尸体！后金军撤退时，还将被掠走的汉族妇女载在马上，施以浓妆艳抹，一路吹拉弹唱！
清军入关后，明朝政权早已被李自成推翻，南京朝廷也很快覆灭。但清军依然不改其残忍本性，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性累累。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根据近年历史学者的研究，四川被害者不下300万，而被张献忠杀害的至多只有14万人，连同张献忠统制地区其它非正常死亡，最多只有30-40万人。更重要的是，在清军开始长达十几年的四川大屠杀前，张献忠已经死了。
满清控制全国后，为了封锁郑成功义军，下达禁海令，对沿海人民大肆屠杀，不愿意迁走的斩杀无赦，并乘机掠夺妇女财物。
让我们从微观角度来看待这些大屠杀：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而像金氏这样的妇女，又何止少数？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这些事情记载在《江变纪略》里，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而在清军陷城前，一些出来投降的汉人，也遭到了“男子分杀之，女子分留之”的命运。
根据一些地方史志的记载，八旗军不仅对反抗者大肆杀戮，甚至连投靠满清的一些小官吏都不能幸免，妻子老母都被掠去充当性奴隶，然后拿到市场贩卖！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满清派来的大同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这样描述广州大屠杀：
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 。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清军文书的陈殿桂也承认：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树林里)伏尸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无头生被掳，(生者都被俘虏，妇女为主)有头还与无头伍。(妇女最后还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红颜，(红颜，妇女)孤孩尚探娘怀乳。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等等。
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
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 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而根据满文老档，甚至顺治本人都是这种屠杀的参与者。大量屠杀中被掠夺来的汉族妇女，被送上这位“少年天子”的龙床！
甚至连郑成功的母亲，都成为清军强奸的对象。
根据刽子手洪承畴的命令，在江南大量的反清知识份子被杀害，他们的妻女，则被献给八旗军人。
根据山东地方历史资料，甚至在平定三番时，从山东过境的八旗军，还经常对整村的汉族妇女施暴。
历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间也不该继续存有仇恨。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隐瞒历史，则意味着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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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变迁——服饰近代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 2007-08-12 14:38:39 |  |
| 服饰变迁——非文本的社会思潮史
作者：刘志琴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关系是近年来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新课题，认识这一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更要从实证研究上开拓新的领域，把非观念性(即文本性)的资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畴，或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本文以服装为例提出这一问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是礼俗文化，这是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就其内容来说具有等级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三位一体的结构。精英文化的伦理价值观以无可匹敌的强劲的势态渗进衣食住行，肇成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是中华文明区别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离不开这三位一体文化结构的解体，也离不开从生活方式上观照，服装是突出的一例。*
一、衣冠之治在清代的强化与民族意识危机
在物质生活中，衣冠服饰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衣冠服饰上有极其强烈的反映，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国又与礼制相结合，并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种条文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色彩、花纹和款式都有详尽的规定，不遗琐细地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违者要以僭礼逾制处以重罚，这是华夏族的传统。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礼仪的美誉“华夏”作为族称，这既有重视仪容的方面，也包括用服装区分尊卑贵贱这一套规章制度，使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在华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这是中国服饰制度的特色。
清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满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与汉人的服装大异其趣。清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强制推行满人的服饰，禁止汉人穿汉装的法令非常严厉，坚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杀戮，这在各地引起轩然大波。最令汉人反感的是按满族的习俗在前额剃发，后脑留发梳条大辫子。有的士大夫为了保持汉民族的气节，宁可剃了光头当和尚；有的在头部画上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国衣冠；有的取名守发、首发，用隐讳的文字表达内心的愤慨。汉人的强烈抵制，迫使清王朝采取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所谓“十不从”的对策，这才使剃发易服的民怨得到缓和，清代服饰也得以充分吸收汉族服饰的成就。
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分别按品级的高低，绣以各类飞禽走兽，以这标帜突出官员在职能和气质上的要求。与明代不同的是，这补子是绣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褂”或“补服”，大褂的前胸是对襟的，补子也分为两块，禽兽的花样与明代也略有差异，由于补子是在成衣后缝上的，对于边角的加工更为精细，常常配以精致的花边，突出了装饰效果。明代的乌纱帽到清代换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晕”花样的多少，分出单眼、双眼和三眼的级别。官员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层外三层，行袍、行裳、马褂、坎肩、补服，重重叠叠，还要佩戴各种朝珠、朝带、玉佩、彩绦、花金圆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级限定，连丝绦都有明黄、宝蓝、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质料和颜色都要受到礼制的规范，违反规定的以犯罪论处，雍正皇帝赐死年羹尧，就有擅用鹅黄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纵容家人穿补服的罪状。将服饰的等级之别，缕分细析到极至。女装虽然相对宽松，但精雕细刻无微不至，镶边有所谓“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多至“十八镶”，在镶滚之外还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珠翠和绣花，折裥之间再用丝线交叉串联，连看不到的袜底、鞋底也绣上密密的花纹。这样重重叠叠，无所不在的装饰效果，虽然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但如此繁琐细密的包装，是衣冠之治高度细密化的产物，这也使清代的服饰到了难以再发展的地步。
所以清王朝对明朝服制的变更，对华夏族的衣冠形成冲击，却从未动摇华夏族的衣冠之治，因为在华夏族的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不仅仅是生活的消费品，也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这是物质的也是身份、地位的社会待遇，所以衣冠之治实际上是衣冠之别，有关种种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莫不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细部，维持森严的阶级统治。所以清王朝服饰变更的是形制，而不是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形制也是为了压抑和淡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加强清人的统治。正是因为如此，清王朝继承、强化了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并掺进民族压迫意识，形成清代的服饰制度。这也意味着当清王朝统治走向衰微，民族矛盾上升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在服饰方面再起风波。
到清末，王朝统治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满汉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融汇，习俗相沿，代代相承，清人的服饰已经为汉人所认同，并形成新的服饰传统，但是潜藏在清初服饰变更中的民族意识并末消亡。当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冲突激化时期，当初强制汉人剃发易服留下的民族创伤又重新复萌，成为汉人联合反对清王朝的契机。太平军揭竿而起，就以“蓄发易服”号召汉人反清，这对清代的衣冠之治是一重创。
二、太平军“蓄发易服”的旋风与不变的衣冠之治
太平军起自贫苦农民，起义之初不论是头领还是普通一兵，在衣襟上概用黄布条为记，穿着简陋，自无服制之别。占领武昌后，势力日益壮大，舆马服饰即有分别，进入南京，洪秀全坐上天国的统治宝座后，立即仿效帝王之制，专设“典衣衙”，从袍服、靴帽的质料、颜色、长短，一律按官职的级别定出标准，以显示等级的差异。各级将领都穿红袍马褂，包头布的色彩和用料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官高一级，拖长一寸。1861年颁布《钦定士阶条例》限定:“民间居常所戴之帽，皆用乌布纂帽。其富厚殷实之人，则缎绉纱，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别样颜色，致与有官爵者相混。”(2) 同时对秀士、俊士、杰士、达士、国士、武士、榜眼、探花、状元的衣帽袍靴式样也作了与其身份相应的规定。对士兵的服饰并无定制，一般的是裹头、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发系长穗，飘飘下垂。
剃头蓄发和翎顶冠戴是满清统治者法定的官服，太平军首先从这里开刀，严厉禁穿清朝官服，要求男子蓄发留须、妇女放足。在《奉天讨胡檄》的文告中宣称: “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令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令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人忘其根本也。”(3) 认为清朝官员的衣冠是“妖服”，在所到之处一概加以撕毁。每占领一地，第一道公告往往是命令蓄发，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4) 为了不让帽子遮盖已经剃了发的，裹上太平军的红头巾，还下令不准戴毡帽。
清朝服饰在中国已流行二百多年，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已成为汉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变已经习惯的东西，尤其是不准戴毡帽，激起人们的反感，有的因为不愿去掉帽子被笞打、示众，甚至被杀。尽管蓄发易服，有种种过激的举动，也遭遇一些人的抵制，但自愿蓄发者也不在少数，据同情太平军的呤利对苏州地区的观察说: “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军和自由的标记。”这点在曾国藩的奏折中也有反映，由此可见太平军的服饰在南方也曾风行一时，由于这是与太平军政权相联系的服饰样式，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这一服饰也随之消亡，以长发为特征的太平军却成为因此得了“长毛”的称号。
太平军掀起的一股“蓄发易服”的风潮，是历代农民起义从未有的举动，无论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在起义中服饰上也有所标记，但从没有在社会上推行服饰变革，所以这是太平军的创举，但它变更的仅仅是款式形制，并非是衣冠的等级之别，洪秀全登基后立即仿效封建王朝的礼制，用衣冠区分君民士庶，维护层层隶属的统治，在实质上依然是传统的衣冠之治，所以太平军的服饰变革有种族色彩并无风俗改良的意义，与近代化无缘。
三、服饰近代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服饰近代化的启动，始于以服饰变革作为风俗改良的活动，并以衣冠之治的解体作为重要的标志，这在维新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推动了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痛感到民智不开是中国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欲伸民权，必广民智，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和裹足所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尚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陋习，波及千家万户，比前者对社会的震撼面更为宽泛，其意义也更为深切。
废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鞋、弓鞋，是对女性的解放，也是鞋履的改制用强体、实用的观念看待人们的衣冠鞋履，势必要推动服饰的变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和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
变衣冠中以放足启动最早，裹足本不是清人的祖制，顺治二年和康熙三年两度禁止裹足，但终敌不过传统习惯，旋禁旋弛，连清人妇女也被汉化，穿上瘦金莲方。这种情况说明，改良习俗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支持，最终免不了要被旧习惯势力所吞没。到清末维新变革成为社会思潮，反对裹足又得以避开满汉的民族矛盾，容易受
到统治者的支持，有的官员还带头发奖章以表彰放足的女子，所以与剪辫子相比，
较少引起社会风波，它的阻力不在上层，而是传之久远的习惯势力。
但是断发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讳的事，清初用暴力手段强制汉人剃发留辫，又岂能在清廷的子孙中断送这一祖制，然而正是断发易服又成为点燃人民大众反清斗争的火种。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酝酿是以反满的民族革命为召唤的，明亡以后剃发留辫这一辱没汉人的亡国之痛，重又在清末民族矛盾中升级。“毁我衣冠真正恨，扫除巢穴待明朝。”(5)“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6) 被视为大清国民标志的发辫，更成为诅咒的对象，“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州之形状。”(7)一时“猪奴”、“半边和尚”、“辫发左衽之丑类”几乎成为排满、仇满的口头禅。当革命的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时候，断发易服成为动员民众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唤。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3 月5 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全国剪辫还强调:“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以腥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以除虏俗，而壮观瞻。”(8)
这种种断发易服的言论，虽然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但不是反清复明的简单回归。有识之士超越种族成见，从变易国民心理的角度，宣传剪辫的利害说: “夫辫发为物，即不必计其本非汉族制度，及被外人所诮辱，即以利用问题论，试执十人而质之曰，吾人具此辫发，于起居动作便乎? 吾可决其以当为不便者十而八九也。”(9) 虽然更改这沿袭三百年的习俗，会遇到旧习惯势力的种种阻挠，但是这便民实用的价值，最终又导使满汉居民不分族别地抛弃旧习，选择了剪辫易服的行为。
以剪辫易服为契机，批判封建主义的檄文，嘻笑怒骂，令人叫绝。衣冠之治集中体现在官服上，这在清代又称补服，即在褂子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补子，绣上飞禽走兽，以示官职的差别和道德命义，有的文章反其义而用之，说清国所以不振，是由于文官不事事，武官不能御外外侮，但能杀同类，遂致国事愈坏，民心渐离。这正是官方制度所为。谓予不信，可观各人的服饰: 文官的补服，是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等，此等鸟者，或示幽逸，或作声而唳，或容止闲暇，或供市儿之玩弄，这明明是纵容偷闲溺职，愚弄人民；武官的补服都是狮子、豹、虎、熊、彪之类，面目狰恶，设这些官治民，实以禽兽对人民也。(10) 有的对朝服从头到脚逐一嘲弄说，红顶，此物人血做成，其中含有无限冤魂，若将此物置于头上，胜于虎狼十倍；朝珠，又名奴隶圈，悬于项间，其人即永有奴隶性；马蹄袖，表示效犬马之劳，以向主人乞怜；马靴专为护足之用，套之足上，可以终日跪拜奔走。(11) 这种亦庄亦谐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檄文，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见诸报端，由于它以老百姓习见常闻的官员服装做靶子，传播革命思想，更易为大众接受，使人们在断发易服的行动中，受到一次反封建的教育。
断发易服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形成自发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武昌起义前一些爱国的青年就自发地割掉辫子，脱下清装，“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12) 成为流行歌谣。广东省宣布独立之时，老老少少争先恐后地剪辫子，一日有20余万人，中山县纷纷成立剪辫会，一直深入到农村小城镇，剪辫子成为中国人的盛大节日，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述说: “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有的报纸指出，民国建立后政体、国体、官制、礼仪、历法、刑名、娱乐、住所的诸多变化，以服装的变化最迅速、最广泛。一时间“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子帽灭，爱华兕兴，女兕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13) 穿着打扮焕然一新。
剪辫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是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即使起自下层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太平天国的“蓄发易服”，从衣冠上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别，与清政府并无二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主义规章的礼制也随之瓦解。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用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衣冠之治，由于它不平等性也遭到取缔。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氅或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裤为西式长裤。常服可用西式或袍褂，丧礼在臂上围黑纱。女子礼服，上装是对襟衫，下穿裙子。此种服制打破等级界限，不分尊卑贵贱，所以虽是官员的制服，但对生活权利的平等却起了表率的作用。即使宫廷的遗老遗少无一例外都要遵守服制平等的原则，有记载说: “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14) 真正结束衣冠伦理政治化观念的，是孙中山提出的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他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装的图式，指出:“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15)这就使得人人须叟不可离身的服装，摆脱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的干预，促使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衣冠之治彻底解体，用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思想来制作和选择服装，使着装与现代文明接轨，这是中国服装史的重大变革。
四、展现个性自由的窗口
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思想体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终结，等级序列、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一体化的结构解体，服饰消费不再具有身份伦理的限制，还归人民生活选择的自由。虽然民众因为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并不能真正做到选择的自由，但是以金钱取代权力的支配地位，进入商品市场，进行等价交换，是人们摆脱身份地位的约束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平等权利，这给个体自由在服饰领域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所以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能得以迅速传播和实施，是社会变革的成效，也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回应。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如同玩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满足追奇猎艳的心理，并无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无人仿效。鸦片战争后洋货倾销中国，首先在开埠的广州、香港出现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欧式皮鞋，头戴曼彻斯特头巾，买办中也有穿洋装的，但在士大夫中绝无仅有。在19世纪末若有人提倡“易西服”，这无异是用夷变夏，为世俗所不容。宋恕力图从着装方面造成向西方学习的氛围，认为变法“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制，改试令，设议院的前堤，这在当时乃是惊世骇俗之论，他自述“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按:即易西服) 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6) 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因为辫子，受到美国孩子的嘲笑，纷纷剪辫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国，穿西服成为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弹劾。
然而，禁令也好，弹劾也好，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纱袍颜色米汤娇，褂面洋毡胜紫貂。”洋毡、洋绉等机器生产的洋衣料有的厚实细密，有的轻薄柔软，以优良的质地比国产的土布更胜一筹，且因为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兴趣。在19世纪中叶据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几乎在每3 个人当中，就有1 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这个论断经我国经济学史家研究认为言过其实(17)。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看到中国市场的辽阔，用各种手段掀起倾销的狂潮，并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占领了中国市场。洋货倾销最多的要数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都是有关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仅衣着用料就有洋布、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线、洋被、洋毯、洋花边、洋手巾等(18)，琳琅满目。以上海为例，1871年进口洋布1300万匹，1899年增至1700万匹。“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9) 大量的商品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人们时尚的用料进入千家万户。
衣料质地的改变也促进了衣服款式的变化，轻便合体的洋服逐步赢得中国人的欢心。19世纪末穿洋装还是冒人言大不讳之事，到1903年初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胡汉民，已经容许学生在“岁时令节，学生披洋衣揖孔孟。”(20)但仍属凤毛麟角。真正在社会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军队的服装变革，1904年归国的留日学生从实战出发，建议军队剪掉辫子，就受到一些士兵的响应，各报刊纷纷予以宣传鼓动，1905 年端方出洋考察，随员中有一半剪了辫子，其中有翰林、道府、教员、武员等。1906年新编陆军为便于戴军帽，带头去掉辫子，一时“军界中纷纷落发辫者不可胜数”(21)。练兵处不敢公然变更祖制，拖着辫子练兵是一大累赘，不得已采取折衷的办法，下令将辫子盘在军帽内，“不准擅自裁割，”(22) 新军中有很多是留日学生，并不把这一通令放在眼里，剪发者仍然不断，这对社会很有影响力，1906年天津警察受到新军影响，剪了三分之一。(23)从军队到社会，相互促动，剪去辫子穿洋装已经不可抑制。
观念的变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洋装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民主思想的传播，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人们醉心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想，认为由这种理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谁接受西方习俗，谁就是文明维新，否则就是守旧、冥顽。洋装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人们推崇备至，《湖北学生界》有一篇文章宣扬说，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踔励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无奴隶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强种云云，这样肆意夸大洋装的心态，反映崇洋已经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
民国建立后，以国家法制的形式通令改革服装，民众的穿着打扮不再受国家禁令的约束，从此进入自由穿着的时代，但对于穿什么，怎样穿却各行其是，五花八门。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人主张恢复古装，仿效《水浒传》、《七侠五义》中的武生打扮，“头顶高髻，内束紧身，外披圆领双结宽绰长袍。”认为这种装束“既美观瞻，又复灵便，不失尚武精神。”(24) 浙江丽水光复时，有两人“头带方巾，身穿明代古装，腰佩龙泉宝剑，站在街头欢迎。”(25) 更为有趣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首先提出打倒桐城谬种，表示“共和与孔经绝对不能并存”的钱玄同，1913 年在浙江就职教育司长时居然身穿孔子时代的深衣玄冠到军政府报到，并发表《深衣冠服考》向全社会推广(26)。梦想复辟满清王朝的江苏都督张勋，组织辫子兵勤王，浩浩荡荡的的脑后的长垂。有些遗老遗少，徘徊于政局，剪了辫子的又重新装上，以便观望。因此“有剪了头发穿件长衫戴顶洋帽的，也有秃着头穿洋装，这是剪发的一起了。不剪发的呢? 大半不梳辫子啦，有的把髻梳在前面像一朵花，像一个蝴蝶结似的，也有梳在头顶上，梳在两旁边的，梳在后头的，有千百个式样。”(27) 当时的报刊报道街头的景象是:“中国人外国装，外国人中国装。”“男子装饰像女，女子装饰像男。”一时“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接。”(28) “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不可名状。”(29) 真是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新旧土洋，千奇百怪。与其说这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映照，不如说这已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
在各种服装中，洋装脱颖而出，受到民众的欢迎，这固然有官员率先穿上西装革履的示范效应，各种报刊宣传的影响，更因为洋装的轻便、简洁，与臃肿、拖杳的清代服装相比有明显的优越性。从西洋归来的人士认为:“今之辫服，牵掣行动，妨碍操作，游历他邦，则都市腾笑。”(30) 这是鼓吹西服的重要原因，这从胡祥翰的《上海小志》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人的心态:“优胜败劣，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土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衣食住行择优选用，是生活方式近代化的趋势。
上海是中国首批开放的商埠，欧风美雨在这里有广泛的影响，民国以后就时兴洋服、洋伞、洋鞋、呢帽，女装更是领先服饰的新潮流。高领、短袄、凸乳、细腰、长裙是上海女郎追逐的时髦。有的打油诗说:“商量爱着应时装，高领修裙短短裳，出色竞梳新样髻，故盘云鬓学东洋。”(31) 有的刻画上海时髦女郎必备的装束是: “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白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眼镜一付，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男子的时髦装束是“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镜一付，洋泾话几句，出外皮蓬或轿车或黄包车一辆。”(32) 生动地刻画了民国初年上海时髦男女的形象。
服饰洋化成为各阶层追逐的新时尚，报刊评论说: “优裕者必备洋服数袭，以示维新。下此衣食维难之辈，亦多舍自制之草帽，而购外来之草帽。今夏购草帽之狂热，竟较之买公债卷，认国民捐，跃跃实逾万倍。”(33) 在南京“绸缎铺、估衣店闭门贴招，盘外国细呢、西式新衣。列肆相望，无论舍店，皆高悬西式帽。”( 34)在湖南城镇“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35) 醴陵县的男男女女时兴“博士帽、草帽、卫生帽及毛绳便帽。”(36) 新繁县“青年妇女则纯用长衫短裤，不逮膝，露腿赤胫，争趋时髦。”(37)湖北蒲圻县的“农民亦服洋布”(38) 连偏远的山村“洋布、洋伞、洋鞋、呢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39)
时髦服装的带头人不仅有士绅大贾，洋务人士的家小，还有被传统社会视为低贱的艺人和妓女，有的说:“妇女衣服，好时髦者，每追踪上海式样，亦不问其式样大半出于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效北京官僚自称阔者，或有步尘俳优，务时髦者。”(40)因此“妓女效女学生，女学生效似妓女。”(41)什么贵贱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别，统统消失在追新求异的时装潮中。在近代文明所到之处，衣冠之治的影响荡然无存。服装成为一个时代的窗口，展现了中国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千姿百态。
五、领先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潮流
在洋装盛行之际，就有人指出西服与中国人生活方式不尽符合的看法说: “华人惯用丝棉羊皮，今如西式之衣，层层均系单夹，于天寒亦殊有碍。”(42) 其他还有领带、手套等亦为中国人不习惯，价格也比较昂贵，怎样使西服平民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提倡国货加速了西洋服饰中国化的进程，中山装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中山装是由民国元勋孙中山创制而得名。对于这一服装的来源，有说是参照英国猎装；有说这是改进的南洋华侨“企领文装”；也有说是以日本陆军士官生服装而改制；还有说是起源于日本铁路工人服。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欧洲返回上海，在上海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定做西服，要求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翻领，门襟用9 个扣，上下左右4 个明袋，腰部系腰带。后又改为立翻领，去掉腰带，暗口袋，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钮扣改成5 个。关于这5 个扣，有说是象征五权宪法；也有说是表示五族共和。这一式样与欧美的西服有明显的不同，突出表现在关闭式的立领，钮扣直线排列均匀，背有缝，腰节略加收拢，穿起来收腰挺胸，凝重干练。裤子则把传统的连档裤改为前后两片组合，腰围有折裥，侧面和臀部有口袋，裤脚带卷口，这就是现在中山装的原初样式。由于这一服装的样式结构合理，穿着自然舒服，和孙中山先生的亲自带头，很快流行开来。在一般县城: “服公务者多用西装短制中山服”(43) 。20年代末国民政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时，中山装被确定为礼服，延续至今，成为中国人喜爱的国服。
旗袍源自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的袍服，清代满族妇女继承这一形制，宽宽大大，长至脚踝，后来经过逐步改进，成为民国初年的女性流行服，从肥大的长袍到合体的长衫，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
清初服装改制，汉人改穿满人的服装，因为有男降女不降的说法，所以女性的穿着还保留明代的遗风，肥大的衣衫，低低的领圈，宽宽的长袖，有大袄、中袄、小袄，还有束胸的肚兕，把隆起的乳房压的低低的，女性的胴体被层层包裹，外观留下的是溜肩、平胸、宽大、直筒般的衣服架子。裙子有多裥多折的凤尾裙、月华裙、弹墨裙、鱼鳞百折裙等等，大都是直线直筒状，端庄、凝重，四平八稳，是这种服式的基本格调。人们对衣服的审美情趣，多集中在色彩的搭配、花样的设计和滚边的装饰效果，在款式方面变化并不大。
从西服洋装传人中国以后，轻盈利落，紧身贴身的西式连衣裙吸引了中国女性，促进了传统服装的改良，宽大的衣裤逐渐收小，阔条的滚边也随之缩减，扁扁的“韭菜边”，圆圆的“灯果边”，都是窄窄的，俗称“线香滚”，在民国初年甚为流行。袖子缩短了，像只喇叭，飘飘欲仙，露出一截忏忏玉腕，但领子却是高高的，据说这是模仿西式女装敞开而高耸的翻领，到中国演变成把脖子紧紧裹住的高立领，收拢的腰身，衬起高高的胸部，这与宽大直筒式的旗装，大异具趣这就是流行至今的旗袍。显然，这是依照西方流行的人体曲线美加以重新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
中山装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俗，结合中国人穿着的习惯和传统服装的形制而创制的新服式，在国际上已被视为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服装。所以这是“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
清末民初洋装和大量洋货的引进，由此在社会上兴起崇洋的风气，虽然被认为这不是民族自尊的意识，但是生活方式上的洋化倾向，又导向生活方式的国际化，这有利于突破中外风俗差异所形成的壁垒，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洋装吞没中装，而是创生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新型服装。中山装和旗袍的改良和创制就是生动的例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世界商品经济的加速运转，各国之间愈来愈密切的交往，将地球联系成一个整体的地球村，从经济生活这个最广阔的领域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消费引向相似的选择，生活方式的国际化已成为发展中的国家建设现代化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服装得风气之先首先跨入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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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拙作:《礼--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探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0世纪中国礼学研究文化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衣冠之治的解体和思想启蒙》，《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青史有待开天荒》，《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 《左传. 定公十年》。
(2) 《太平天国》(六)，677。
(3)《太平天国印书》(上)，109。
(4)《太平天国》(六)，783。
(5)《江苏》月刊第4 期《补白》。
(6)《江苏》月刊第3 期《补白》。
(7)《剪辫易服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8)《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孙中山全集》第2 卷。
(9)《即剪发以观国民之心理》，《香山旬报》第82期。
(10)《说补服》，《中国日报》，1907年10月21日。
(11)《中国日报》，1907年10月7 日。
(12)《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歌谣选》，547。
(13)《申报》“自由谈”，1912年3 月20日。
(14)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京兆。
(15)《孙中山全集》第二卷。
(16)《上合肥傅相书》，《万国公报》101册。
(17) 转引自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329。
(18)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
(19)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 卷224，329。
(20) 《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 期。
(21)、(22) 《饬禁兵士剪辫》，《大公报》1906年5 月9 日。
(23)《剪辫易服先声》，《大公报》1906年6 月24日。
(24) 《黄帝魂. 论发辫原因》按语，《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1 卷。
(25) 《辛亥革命在丽水》，《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 集。
(26) 《钱玄同通信》，《新青年》4 卷2 期。
(27) 《看我们女子被人家耻笑啦》，《大公报》，1912年6 月27日。
(28) 《梦游民国》，《申报》1912年9 月14日。
(29) 《大公报》“闲评二”，1912年9 月8 日。
(30) 参见《剪辫易服说》，《湖北学生界》第3 期。
(31) 《上海竹枝词》，《时报》，1913年4 月4 日。
(32) 《时髦派》，《申报》1912年1 月6 日。
(33) 《论维持国货》《大公报》，1912年6 月1 日
(34) 《田骏丰等建议政府速定服制服色振兴呢业案》，《申报》1912年6 月4 日。(35) 民国《慈利县志》风俗，转引自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92页。
(36) 《醴陵县志》卷六，《食货志》。(37) 《新繁县志》卷四，《礼俗》。
(38) 宋延斋《蒲圻乡土志》，第四篇。
(39) 《一个山村的革命风暴》，《辛亥革命回忆录》(二)，365页。
(40) 《中华全国风俗志》(三)，下篇，卷三。
(41) 《自由谈》，《申报》1912年3月20日。
(42) 《服饰刍议》，《申报》1912年1月7 日。
(43) 《新繁县志》卷4，礼俗。
原载《东方文化》2000年第6期 | | | | [打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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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清——汉民族最后的历史（二、汉服的伤逝） | 2007-08-12 13:19: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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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汉民族最后的历史（二、汉服的伤逝）
送交者: 乙迷 [布衣] 于 August 01, 2007 11:12:21
回答: 元明清——汉民族最后的历史（一、胡言的汉语）[原创] 由 乙迷 于 August 01, 2007 11:11:03:
第二节、汉服的伤逝
判断一个人，不外乎远观其形，近闻其音。
一个黄种人穿着和服，他是日本人；头上插满羽毛，他是印第安人；穿着长袍马褂？只能说他是中国人，但中国人严格意义上并非民族概念，他是哪一族人？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较尴尬：汉族或满族，没法再分了。
有个笑话，说中国56个民族大联欢，各个少数民族都穿着自己的民族盛装，只有汉族代表着西装打领带尴尬地站在前面。
是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只有汉族例外。
汉族的民族服装被清灭掉，随之一起毁灭的是汉族的民族性。
有人会问：服装算什么，不就遮寒蔽体嘛，上升到民族性至于吗？
这个看似合理的问题本身就已暴露出汉民族性的丢失。
衣冠对古人而言不是重要，而是头等重要。汉族古称华夏族，为什么叫华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
华夏的意思就是“冕服礼仪之邦”。
衣冠在中国古代象征着发达的纺织手工业，那是文明的标记。
永嘉之乱时，晋元帝率中原汉民南渡，史称“衣冠南渡”，意思是中原文明南迁。
中国古代的那些烈士，死不见尸，友人将他生前的衣冠埋于地下，称“衣冠冢”。
可见衣冠在中国大到代表文明，小到代表个人。
唐太宗著名的镜子论，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形容坏事干绝的伪君子叫“衣冠禽兽”。
衣冠在中国古代就是文明、文化的象征。可是现在的中国还有衣冠吗？
我母亲曾经参加很多中国老年人都去过的“美西游”，导游是个老广东，移居美国多年，颇看不起大陆人。他对我母亲说：我一眼就能从大街上分辨出谁是大陆来的，谁是港台来的。
我母亲颇为诧异，问你怎么看？那时远处正好有一个国际性会议散会，导游指着一位往街上走的女士说：她肯定是大陆来的。你看她嫌冷就应该穿长裤，没人说她；她里面一条棉毛裤（过膝的棉毛半截裤），外面一个短裙，这样的打扮，除了大陆人，谁敢穿出来？
我母亲听后，颇为汗颜，想反驳都不行。中国人尤其是大陆人衣着的邋遢和bad taste，和男子国足的声名有的一拼，我们不但汉服丢了，连最基本的审美也丢了，现在的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冕服礼仪之邦”的样子？
说起汉服，我们丢得真是很彻底。
八十年代中日合拍第一部古装大剧《敦煌》，中日剧组各设计出一套北宋服装，结果大相径庭。
中方说日方设计得像和服，日方说你们设计的根本不是宋朝服饰，双方都不服气，只好去找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物，结果发现日方设计的更象宋服，让中方很丢脸。
汉服从先秦到明，式样没有大的改动，一直都是交领、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堪称全世界最洒脱飘逸的服装。但现在继承下汉服的却是和服和韩服，中国的汉服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知道清初的“剃发易服”是汉服灭亡的原因，却鲜有人知女真人在四百年前的金国就搞过这一手，原因说起来倒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深谋远虑。
女真人征服辽国后，亲眼目睹饱受奴役的汉人和渤海人对亡国契丹人的报复性屠杀。
女真人本能地想到自己假如亡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后人分不出谁是女真，谁是汉人。虽然汉服比女真的服装好太多，但哪有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靠拢的道理，于是定下让汉人“剃发易服”的政策，把汉人变成女真。
不剃头的后果很严重，就是掉头。
不过当时还有南宋，“剃发易服”导致汉人南逃，因此这一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
金朝结束时，反而是大量女真汉化，剩下的那些拖着长辫子的女真毫无例外地遭到蒙古人和汉人的报复。
不过汉文明被北方蛮族毁灭似乎是历史的宿命，正所谓“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
四百年后，当两条辫子的女真演变为一条辫子的满人再次崛起时，努尔哈赤重新祭起“剃发易服”的法宝，原因与他的祖先一样，将汉人同化。
那时候东北的满汉之争已经形同水火，后金是奴隶制，汉人被剥夺土地沦为农奴，对满人恨之入骨。
这样的背景下，努尔哈赤甚至不许满人单独上街，不许满人买汉人的肉，喝汉人的水，怕被害死，于是将汉人满化成为后金政策的重中之重。
当然，还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汉人杀光。事实上满清入关时，关外的汉族百姓已经被杀得所剩无几。
说到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满人虽然在关外坏事干绝，但当时信息不流通，关内的老百姓并不知晓满人的暴行。
满清入关时明朝已亡，中原汉民饱受战乱之苦，满清是唯一一支象样的武装力量，政策上又轻徭薄赋迅速获得中原民心。
最关键的是，南宋的历史没有重演，南明没有出一个赵构那样有点头脑的皇帝，而是腐败无能很快土崩瓦解。
清“扬州十日”后，南京投降，满清并未屠城，以此为榜样，江南大部分地区顺势归降，满人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大半个中国。
这时候，缺乏汉族正统政权的肘挚，满清终于肆无忌惮地迈开毁灭汉民特性的步伐。“剃发易服”的政策掀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腥风血雨，剃发与反剃发的斗争爆发了，归降不久的江南成为斗争的中心。
江南从“衣冠南渡”开始，就成为汉文明新的中心兼避难所和发源地。
南朝政权的屹立不倒使汉文明在江南生根发芽，并由于竞争和示范性作用，最终迫使北魏鲜卑人汉化（还有其他原因，以后再叙），否则华夏文明在五胡乱华就结束了，哪里会有隋唐？
同样，北宋使辽部分汉化，南宋使女真部分汉化。
北方中原地区在西晋之后断断续续甚至长期被游牧民族占领，已部分或大部分胡化，江南却只在元朝受过异族统治，而元朝末年，这块地方又最早脱离蒙古人的控制成为“驱除鞑虏”的中心。
当朱元璋把皖江浙连成一片，建立明朝后，挥师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蒙古人赶回草原。
江南使得中国的汉文明从晋到明得以延续，然而当北方蛮族再次一统天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江南人民只能用鲜血去捍卫汉文明最后的尊严。
江南的反剃发斗争最著名的要数“江阴十日”和“嘉定三屠”，一个在江，一个在浙。
满人入关原本太平无事，多尔衮在刚入关时贴下告示：“天下臣民照旧束缚各从自便。”
于是兵至江南时，很多地方甚至“结彩于路，出城迎之”。然而一旦根基立稳，多尔衮翻脸发布“剃头令”：“剃发易服，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
江阴收到剃头令后，秀才许用等在孔庙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也。”率众百姓将县令方亨抓入狱中，共推典史陈明遇为首领，主持抗清事宜。
江阴人坚守城池81天，杀死清兵7.5万余，有6.7万人战死城墙上下。城破，清兵惨绝人寰连杀10天，死于清兵屠刀下者有17万多人，仅有53名老小幸免于难。
清军初次来到嘉定时，嘉定人原本出城迎接。
但清下达剃发令后，嘉定总兵吴志葵起兵逐走清廷县令，占据了城市。清将李成栋开始镇压，以大炮攻城，城破后，李成栋下令屠城；是为嘉定第一屠。
李成栋离开后，嘉定人朱瑛聚集民众再次控制嘉定。于是清军再次前来镇压，城破后对乡兵进行残酷屠杀；是为嘉定第二屠。
后来，嘉定绿营把总吴之藩起义，不久被镇压。嘉定再遭浩劫；是为嘉定第三屠。
经过李成栋的三次屠杀，嘉定成为人家地狱，死亡人数估计在5-20万人之间。李成栋率部在江阴嘉定一带奸淫烧杀抢掠屠戮，事后因此“赫赫功绩”，被提拔为江南巡抚。
江南虽惨，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抗清比江南还要惨烈，那就是四川。
清军入川在剃头令之后，四川从开始对清军就殊死抵抗，抗清十余年最终被杀成无人区，蜀人绝种。
不过无耻的满清征服者哪里会承认如此暴行？于是康熙小儿将屠尽川人的屎盆子一古脑儿扣到张献忠头上（反正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还编造出一个“七杀碑”的故事。
清廷一边开始“湖广填四川”的庞大移民活动，一边教育新川民要世代对满清的四川解放运动感恩戴德。现在的四川人都是清初移民的后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四川话属北方话系的原因。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汉人对剃发易服的反应如此强烈，不惜以命相抗？
回答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女真人为什么留辫子？实际上辫子是马上民族的一个特点，从西藏到东北再到西伯利亚的少数民族许多都有留辫子的习惯。
原因在于骑马是一种剧烈运动，头发容易松散遮挡视线，因此扎成辫子就少了这个后顾之忧。
汉族老百姓不骑马，自然不需要留辫子，汉族骑马的多为军人，有头盔或紧扣下颌的帽子固定发髻，亦无需留辫。
因此，从远古汉服发髻形成以来，辫子就被视为蛮夷的标记之一。不过虽然很多民族留辫子，此辫子和彼辫子却大不相同，女真人的变态之处在于不仅留辫，还要剃光头，发式不仅仅是难看，而是难看到超出正常人审丑所能忍受的极限。
现在清宫剧上大家看到的又粗又亮的麻花辫是清后期已经被汉人逐渐改良过的辫子，剃掉前半部的头发，留下后半部的梳一条大辫子，俗称“半拉儿瓢”。
即便如此，这种恶心的东西依然被西方人蔑为pigtail，更何况清初的“金钱鼠尾”。
从金国到清朝中期，标准发式都是剃掉几乎所有头发，只留屁大一点儿头发扎成细溜溜老鼠尾巴那样的小辫子。
清军入关后检查剃发令的效果时，曾用“顺治通宝”铜钱做测量仪器，辫子能穿过铜钱方口的，才算合格，可见辫子之细。
这种偌大一个光头上留一根老鼠尾巴的恐怖发式简直就是令人作呕，即便换到今天强迫我剃，留发还是留头依然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情，何况那时候的汉人。
当然，汉人抵制剃发最重要的原因是《孝经》名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对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汉人而言，剃发等同变相的阉割。
不过，满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要汉人像太监一样听话。女真原本是奴隶制，因此满人入关后不要臣民，只要奴隶，“剃发易服”就是赤裸裸的奴隶调教，不想做奴隶的杀无赦。
另外，华夏是冕服礼仪之邦，冕在汉服中有相当崇高的地位，头发没有了，原本戴在发髻上的冕也没有了，只能戴满人的瓜皮帽。
上面瓜皮帽，下面长袍马褂，后面脱一根老鼠尾巴，最要面子的汉族人有幸以历史上最丑陋的形象面对突然敞开的世界，这个丑陋的形象被作为中国人的标准像永远记录在地球人的脑海中。
而这个形象至今依然一遍一遍地在我们的清宫剧里重复着，宣扬什么呢，要中国人永远做奴隶吗？
中国的清宫剧上普遍用清末的麻花辫来演绎清初的历史，我在电视上从未见过“金钱鼠尾”的形象，不知道是编导们的无知，还是刻意为多尔衮们美化。国人至今还沉迷在那段被奴役的历史之中，可见满清洗脑的成功。
话说回来，清初男人的头剃了，衣变了，女人呢？女子服饰由于激烈的反剃发运动被满清网开一面，男从女不从，因此明朝的女仕服被保留下来。
但形势比人强，明朝的汉服是中国历朝登峰造极之作，无论式样还是文化内蕴都无可挑剔，男着丑陋的满服，女着雍容华贵的汉服，这样戏剧性的反差本身就打破了美学的规则。满服不能变，只能变汉服。
清中叶开始，女装逐渐异化，向满服靠拢，只有宽大的衣袖还保留着些许汉家衣冠的影子。
汉服的行云流水、飘逸自如最终演化成为繁琐和细碎。
独领寰球两千年的汉文明就此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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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明清——汉民族最后的历史（一、胡言的汉语） | 2007-08-12 12:39: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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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汉民族最后的历史（一、胡言的汉语）[原创]
元明清——汉民族最后的历史
乙迷
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历史的东西，可是怯于提笔，毕竟浩如烟海的资料无从比较对错。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花脸，没有人知道哪一张脸是真实的，我们能知道的仅仅是那些我们需要的脸孔，问题在于哪一张脸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历史课本上教的还是清宫剧里演的？那些是非混淆的历史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前些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很激动。感谢当年明月，他笔下栩栩如生的明朝将士给了我提笔的勇气。明是一种精神，一种让当今中国人汗颜的民族气节，一种血性、理性、张狂、无畏，一种中国人早已丢失的骄傲和自尊。是的，我该写点什么了，也许我不能写出一段没有纰漏的历史，但我能写出我们需要的历史，一段汉民族辉煌与泯灭的历史。
从哪儿说起呢？从我们每天都用的汉语说起吧。
引子 汉殇
第一节、胡言的汉语
清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朝不保夕，没准哪一句话说错就会进太平间，因此不敢议论时事，不敢评点历史，连吟诗作赋都不敢，那知识分子憋慌了都干什么呢？
于是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一个乾嘉学派，正事不干，专门考据，天天翻故纸堆，考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语音学（音韵学），随便说一个字，考证这个字先秦怎么读，汉怎么读，唐怎么读。
考证到后来得出一个对现代人而言意义深远的结论：中国古代汉语的发音与江浙一带的方言相近，与北方话相去甚远。后人接着研究，发现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至今还保留在东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吴语，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尤其是客家话，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汉音。
中国官方的说法一般是汉语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赣语和湘语），这五大方言内部还有无数的小方言。
不过这个说法存在争议，因为西方学者对语言的定义为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均应列为不同的语言，照这个定义，汉语事实上是一大堆语言的统称。
说个真实的笑话：我一个师弟是浙江黄岩人，他的某位老乡有一次在大学校园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当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过家常挂下电话后，惊讶地发现后面等电话的同学用崇敬的眼光望着他，并情不自禁地说：“你的英语讲得真好！”
这件事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英语教学不是失败，而是失败到极品。
第二、黄岩话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确实很像一门外语。
还有一个例子，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的话务员都选用温州人，莆田人。很显然，越南监听的情报人员听得懂国语粤语，但绝不可能听懂温州话，莆田话，温州一个地方就有十几种方言，温州人自己互相都听不懂，更何况越南人。
有人会说，汉语各大方言虽然语音差异极大，但都使用汉字，应该算同一种语言。
这种说法虽然是中国的官方论调，但不太经得起推敲。
东方语言大多属孤立语，同音字多，缺乏曲折变化，因此只有使用汉字这样一种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词义，而且每个汉字对应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发音。
汉字曾广泛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用作书写语言，但从没人说日语、韩语、越南话就是汉语，事实上他们和汉语的差别并不比客家话和普通话的差别来的大。
韩国和越南近代相继废除汉字，文化上是一种倒退。
日本人讥讽韩国人说他们废除汉字后，连“韩”和“汉”都分不清楚（韩国人要的会不会就是这个效果，这样中国的都变成韩国的了）。韩文是注音文字，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很容易导致歧义，汉字不得已又小范围恢复使用，最终于1999年8月7日，金大中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各方言确实更象语言，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互能听得懂尚且算作两种语言（这也是西方学者动辄会十几门语言的原因，并不比掌握十几个中国方言难度高），何况我们的方言之间完全不能沟通。
不过，鉴于中国官方的立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将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等中国周边语言统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么都算语言，要么都算方言。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特征。
没有自己的语言，不能否定一个民族，但有自己的语言，肯定是一个民族，这就带来一系列荒谬的问题：
汉语五大方言区照这个理论应该算五个民族，可现在大家都称自己为汉族，那么哪一种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汉族？读者会说，这不是废话吗？中国70%的人操北方话，当然是北方话喽。
这又产生两个问题：
一、北方话真地能代表汉语吗？
二、北方话内的差异也不小，初分为八区方言，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到东北官话，各有各的调，哪一种官话最能代表北方话？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来研究一下目前中国的官方语——普通话的来由。
“普通话”是中国官方标准话最近的称呼，中古时期的标准语称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称作“官话”，清末改称“国语”，1956年最后命名为“普通话”。
现代普通话最早发端于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设立的“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官话正式定名为国语。
那么当时的官话是什么话？是满蒙贵族说的话。换句话说，那根本不是汉人的语言，而是满人的语言，确切地说，是满人说的汉语。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说黑龙江人（尤其是哈尔滨人）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为什么我们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话个个字正腔圆，比北京人说得还溜？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语音嘛。
将普通话定为汉语的标准音，产生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滑稽现象：
汉语说得最标准的区域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居住区黑龙江和内蒙古，而绝大多数的汉人说不出一口标准的汉语；继承汉民族文化最多的东南沿海民众说的是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的语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话。
这是哪一茬对哪一茬？
现在的官话事实上是完全游牧民族化的汉语，那么游牧民族对汉语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
首先，发音越来越简单。古汉语的发音较为复杂，至今闽南话有七个声调，粤语有九个声调，还有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
游牧民族南迁后显然发不出这么复杂的音，于是北方的语音越来越简化和胡化，同音字愈来愈多，要保证语义的准确，只能将复合词大幅增加，导致语言越来越啰嗦。
学过古汉语的都知道，古文言简意赅，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要多费不少口舌。
由于中国灌输式的教育，国人对普通话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事实上，普通话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过挑战。
第一届民国议会的议员半数以上是广东籍人，当时要投票选择中国的官方语言，孙中山怯于北洋军阀的势力，一个一个去广东籍议员那里游说，要他们放弃粤语，投北京官话，最终粤语以一票败北。
这一票使游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标志着汉人已完全接受了游牧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那个彪炳青史的汉民族已不复存在。
现在读者会问：北京官话之前中国的“雅言”、“雅音”是什么话？答案很出人意料，最起码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官话!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洛阳）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之后洛阳雅语和南京吴语融合，逐渐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话，以金陵雅音为标准。
从东晋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历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国语音的正统。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当时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韵》，沿隋《切韵》；宋编《广韵》，袭隋唐《切韵》、《唐韵》。
因此唐宋虽然没有普通话，但从韵书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标准的。
元朝蒙古人说蒙古语，汉人说汉语，互相之间要翻译，乱七八糟。明恢复汉统后，“一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話为国家标准语音。
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说的都是南京话，甚至到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依然以南京音为标准，这实在是个讽刺，老外坚持汉统比汉人坚持的时间还长。南京话对中国周边国家也产生过巨大影响。
六朝时期中国传入日本的语音就是吴音（金陵雅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国语都是南京话，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
那么北京官话又是怎么来的？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与不懂汉语的庞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京，搭乘一个大太监的船，临别时这位太监将一个从南京买来的男孩作为书童赠送给两位传教士，告诉他们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他们纯粹的“南京话”（《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大利原文为“中国话”，同时代的传教士金尼阁将之翻译成拉丁文时译作“南京话”）。
可见直到明末，南京话依然是中国话的代名词。利玛窦到北京后作出一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第一个用罗马字母拼音汉字记录下当时的北京官话，从他的记录中后人惊讶地发现：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与现在的北京话根本不是一码事，而是与吴语类似，确切地说明代的北京话就是通行全国的南京官话。
满清入关造就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最后一次退变，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
内城的满人说满语，外城的汉人说明朝官话即南京话。很快满人发现满语在老林子里打猎伐木还能凑合着用，一进城面对花花世界词汇量远远不够，靠满语没法生活，只好硬着头皮学汉语。
问题是满人学汉语有先天缺陷，入声字发不出一下子全部丢弃，造成现代汉语同音字急剧增加，语言表达能力大幅下降。
满人发音象老外说汉语那样不伦不类，但满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国的统治者，这种蹩脚汉语在北京内城定形后，迅速向外扩张，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而遍及全国。
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首次确立以北京内城官话（满式汉语）为国语正音，大力推广满式发音。
但南京话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话最堪嘉”的美誉。满式汉语的国语标准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终确立。从此蹩脚成为正统，这种对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破坏的满清官话被定义为“国语”。
清267年统治将汉文明彻底地从地球上抹去，到民国时已搞不清哪些是满，哪些是汉，国人将被满人强暴过的汉文化视为正统，汉民族彻底地堕落，沦为任人宰割的鸭子。
我也是近期闲暇时研究方言才知道的这段历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南京话的辉煌过去，甚至南京的乡土教材对这段最值得荣耀的历史也只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将相就是值得怀念的全部，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
说实话，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为自己那土里土气的南京腔而犯愁，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说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发不准游牧民族的语音而烦恼。原本我已不准备让儿子再学南京话，毕竟那是一个正在流失的方言，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先学南京话吧，那是汉文明的最后一点血脉。
随便提一句，正规的历史剧似乎都应该用南京话来对白，当然胡人进京还是可以说普通话的。
现在有人会问：南京话和北京话到底有什么区别？说白了还是前面提到的入声。
中古汉语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前三声保留至今，入声游牧民族发不出，因此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入声在华北等地的官话中消失。结果是用普通话读古诗词，经常不押韵，而东南沿海方言大多还保留入声，因此用上海话念古诗词就比用普通话读顺溜得多。
而目前八大官话方言中，唯一保留入声的就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的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北沿江地带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因此北方语系中，只有江淮官话还保留了唐宋语音的特点。
说到底，从政治上讲，普通话是最正确的语音；从文化上讲，普通话是最垃圾的语言。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哪怕你认为自己的发音再土，再羞于见人，都比普通话要更具底蕴。中国目前一方面在大力拯救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另一方面在汉语区内却罢黜方言独尊京腔。这一看似怪诞的政策本质上是清以降对汉文明（或中国传统文化）摧毁性打击的延续。
好多年不说南京话都不大会说了，不行，我得重新操练起来。
啰里啰唆讲了半天，汉语这一部分总算说完了。文明的特征除了语言还有什么？服饰。
好，下一章就讲汉服，问题是有人见过汉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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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揭秘：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了三颗原子弹 | 2007-08-12 10:05: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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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揭秘：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了三颗原子弹
一、长崎两颗
1945年8月6日上午9时15分17秒，美国空军的一架B-29重型轰炸机向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45秒后，它在离地600米的空中爆炸，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徐徐腾飞……于是，广岛成了地狱。二十万人死于爆炸中和后来的原子病。
这天，杜鲁门总统向日本发出一份通牒：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从空中以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毁灭武器将日本毁灭。可是，等了两天，日本却还沉默着。杜鲁门想，广岛的那一颗力量还小，还需要对日本进行第二次打击。这样，在第三天头上，即8月9日中午时分，日本又挨了第二颗原子弹，地点是长崎。
事后，美国战略轰炸统计局匡算，约有3.5万人死亡，6万人受伤。负责原子弹研制计划的格罗夫斯将军说：“这个数字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少得多。”
那么，“原来估计”的是多少呢？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为什么这么讲呢？原因很简单：“原来”是按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估计”的；而现在的死伤数字只在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效果之内。事情说穿吧———美国当初对长崎投放的是两颗原子弹而不是一颗。也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当死亡数字出来以后，格罗夫斯大失所望。而倘要对此予以深究，那原因不外两个：其一，两颗原子弹都比较偏离目标；其二，两颗中的一颗为哑弹。
当然，美国方面宁愿相信第一种原因而不愿看到的是第二个原因所致。因为第二个原因所带来的附带影响实在不可想像———它会使人吓出一身冷汗的。
二、一颗哑弹
不过，现在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当年美国在长崎投放的原子弹到底是一颗还是两颗？
后来披露的一份私人材料则证明：哑弹的“可能”是存在的，或者就是事实。因为提供这份“私人材料”者不是别人，而是当年“曼哈顿”计划的官方负责人，后来的陆军退役将军格罗夫斯。
1945年7月24日，格罗夫斯在给马歇尔将军的报告中就拟就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四个目标，它们是广岛、长崎、小仓和新舄。7月底，最终确定了三个目标。格罗夫斯回忆录写道：“广岛是第一个目标，小仓兵工厂和小仓是第二个目标，长崎是第三个目标。”为此，格罗夫斯为执行投掷任务的空军第509飞行大队准备了三颗原子弹。
当8月6日对广岛实施了轰炸，杜鲁门向日本发出通牒之后，空军便积极准备着对下两个目标的轰炸。
对日本的第二次原子弹打击被安排在8月9日进行。这天早晨3时49分，两架“B-29型”轰炸机各载一枚“胖子”(“胖子”是以丘吉尔的昵称来指代内爆式原子弹)从美国提尼安空军基地起飞，随同的有两架侦察机。
当飞达小仓上空时，只见这里阴云翻滚，浓烟弥漫，用肉眼根本观察不到目标。恶劣天气挽救了小仓和它的成千上万的市民。
在经过45分钟的无效努力后，“B-29”只得转飞第二个目标———长崎。这里依然是云雾紧裹，难辨目标，于是决定改用雷达导引投弹。但这时天空中突然掀开一片云雾，显出一个清朗的大洞。透过大洞，机组人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飞机场的跑道……他们没有犹豫，果断地按动开关，两颗带有降落伞的“胖子”发出刺耳的啸声扑将下去；接着便划出一道闪电，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三、罹难记录
事后，日本长崎知事将当天罹难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递交日本防空总部长官、九州地方总监、西部军管区参谋长。主要内容有三：
一、本日10时50分“B-29”飞机两架，自熊本县天草方向北进，经岛原半岛西部橘湾上空入侵长崎市上空。11时2分投下附有降落伞的新型炸弹两个。
二、上述炸弹断定为攻击广岛类型的小型炸弹，估计虽发生相当多的负伤人员，但较之广岛被害程度极轻，很少发生死亡与倒塌房屋事情。
这里，长崎知事显然有意回避“新型炸弹”所造成的具体伤亡。这同当时日本官方的口径是一致的。因为如果如实描述，势必动摇民心、军心，所以军政上下一律采取“驼鸟政策”，不让国民了解日本国所处的形势其实已到了气若游丝的地步。
三、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中，有一颗没有炸响，而且也未受损伤，现已将其监控起来。
据介绍，当时日军大本营接到长崎知事报告，对“没有炸响”的那颗高度重视，当即派出特种军警予以严密看管。这时候的某些强硬派，以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获得了原子弹实物标本，依日本人的智慧，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四、转赠苏联
无奈此时苏联的百万铁甲已涌进中国东北，铃木内阁正与裕仁天皇一道酝酿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何况东京帝国大学的原子加速器已经遭到美机轰炸的破坏，作为战败国，更不可能制造原子弹；还不如借花献佛，将这颗美式原子弹进献给苏联人———这是当时日军大本营经过紧急会议之后作出的决议。或许他们当时还想到了“借刀杀人”、“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的古老智慧？
据说当时日军大本营代表通过在东京的苏联情报人员转告苏联情报总局局长依瓦舒金将军，称：“我们完蛋了，美国使我们屈服了，美国将把日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我们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了。但是如果原子弹为美国和苏联同时掌握，那么，我们深信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定能重新站立起来并在世界大国之列占据适当的位置。”
就这样，苏联人不费吹灰之力，便获得了美国耗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物力才研制出的四颗原子中的一颗(第一颗于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本土试爆，后两颗则于8月6日、9日分别爆炸于日本广岛、长崎)。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从那时起，苏联人便在西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侧畔地下200多米深处构筑起巨大的地下核工业城，由3万多人日夜开动着三个巨大的核反应堆，大踏步地奔上了与美国为敌手的核竞赛舞台。
1949年8月29日4时，苏联成功地试爆了一颗原子弹，其代号为“首次闪电”，当量比此前美国人爆炸的任何一颗都大。
（原载《异域觅踪》陈世嘉编著） | | | | [打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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