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革初期和大人物的几次交道
老丈人是1942年参加新四军的抗战老兵,第一批离休干部。近来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之际,被请去几十次讲抗日故事。官方并请人帮他写回忆录出书。但其中一段不给官方讲的经历,给我讲了,我记叙如下。
1967年3月14日 体育场召开上海川沙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为全市第一个建立的“县革会”,我主管大会保卫工作。当时川沙县公安系统已砸烂,保卫工作由当地驻军来做。驻川沙的6398部队(独立团)的团长、政委都已临时调去支左,我作为参谋长主持工作。接到上级通知后一方面布置会场保卫,一方面安排市里来人的接待和安全。已于2月5日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改称革委会)是当时全国首个造反夺权的市政当局,来人有中央文革兼上海书记张春桥、姚文元等,发表了讲话。他们是从浦东的南线,经北蔡来川沙的。我在大会现场接待,临结束前团部值班人员向我报告,接到一个询问电话,当时能打来电话的都有来头,值班人员不敢打听对方是谁。对方问的是,来开会的首长,春桥来了吗?文元来了吗?洪文来了吗?这些中央大员的行踪不能随便告诉,值班员只含糊应对,嗯嗯哈哈。随即将电话纪录报告给我。
我感觉事有可疑,当时的情况,当时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一月革命”刚刚夺权,而另立山头的“北上返沪二兵团”与王洪文明争暗斗已做过多次手脚(二兵团领导耿金章曾指挥偷袭,扣压了被打倒的原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势成水火。
于是我向张春桥、姚文元建议临时应变,改走北线(蔡路、高桥方向)返回市里,张春桥了解情况后,认为这样比较好。我遂派两位部队干部和团部吉普车,带路护送来人车队回城。
1968年我随部队在崇明岛进行国防施工刚一个月,就被抽调去安徽调查小三线的文革情况。1968年8月12日,由我向上海市汇报调查结果,听取汇报的有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因在青岛附庸康生儿子而被重用,派到上海)、徐景贤、王成龙(常委)五人。汇报从当天下午2点起,中间他们闭门商量后再出来提问。
记得提问中问道三线工厂生产什么军工产品?回答是有步、机枪和子弹等。
马天水问,生产这些东西是放给谁管?南京军区管还是上海警备区管?是军队管还是地方管?
还说安徽和上海相互支援很大,安徽很富,地下有,地上有。意思是想推脱给安徽。
王洪文打断马的话,反斥说:我们讲现实,地下的还没有开发出来呢。意思是要担当起来。
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表示要由上海政府来管,由军队配合。接下来讨论方式,是军管还是民办?要派工作队吗?
最后以当天日期而命名成立812工程指挥部,总管安徽小三线工程的全盘领导,由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挂名当主任,后勤部副部长张克宽当副主任并实际主管,另一副主任记得叫董连成,原来是个团长。下设办公室(行政)、政工组、生产组。
办公室主任是由79团政治部主任来当,政工组组长是原静安区武装部政委,姓宗。我当生产组长。接管小三线当时73个工厂约二万余人。
刚刚8月12日成立小三线指挥部,马上接通知参加由130人组成的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全国国防工业会议。史称815会议,由粟裕主持,江青讲话。会后全体代表等候毛泽东接见,却等了整整5个多月,到1969年1月25日才得到包括毛、林、周、朱、陈毅等的接见。这五个月在北京的等待,还发生了有人在接见厅私带刀片,划破皮椅的事件。
回上海后受到隆重欢迎,不到一个月就在春节后去了徽州小三线指挥部就职。当时总部一共有30多人,工作了半年多,抓生产很有成效,至1969年的8月,调任江苏建设兵团任团长。
附注:小三线的来由:
起因是1965年起组织了近70家与军工生产有关的上海单位,转移到安徽以徽州为中心的皖南十县地区建设“小三线”。2万多上海人转入山区工作,创业阶段比较艰苦,厂址定了,干部不齐,文革开始时管理混乱,人员不安,要求回上海。开始南京军区要求当地建军管会,即徽州军分区来管,当地调了很多干部,但是进厂根本管不好。于是,安徽打报告给南京说他们管不了,南京军区转托上海市,当时上海市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觉得事涉军企,还是请上海警备区一起来管。为了解情况,当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派5人小组前往徽州地区调查,由警备区李副政委,带二个参谋,一个宣传干事方录水, 开一辆吉普车前往安徽。途中在芜湖附近遭遇造反派冲击车站机场,小车当机绕开。后来知道造反派封了路,包围了芜湖军用机场,是李德生用宣传办法和平解围,得到毛泽东亲自表扬,据说毛问:你是怎么办到的?李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宣传造舆论。毛赞扬说他发明了造舆论解决问题。
五人调查小组考察了一周时间,由我归纳情况,绘制布点地图和路线,提出布局和管理建议,回到上海。然后于1968年8月12日,在警备区领导的陪同下,由我向市里汇报情况。警备区一行五人前往,有司令廖政国,正副政委(一位是李兵山,另一位也姓李),后勤部长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