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楼莺声为谁啼？将妓院开在考场的对门，不愧为生意人一项精明的决策。
古代的妓院，招待的多是读书人，常见的称呼是“士子”。当时的“士子”，地位很高，人数也少，他们口袋里揣着银子与诗稿。银子和诗稿，这两样当然是好东东，是青楼大院最好的通行证。对妓院的老板来说，有银子的就是大爷，是活菩萨，故而其热情如冬天的一把火，恨不得将南极的冰雪都融化。而对青楼的妓女来说，她们多数是文学爱好者，因而面对满腹诗文、锦绣文章的才子，便不时秋波暗送，做做佳人会才子的美梦。所谓“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都是青楼千古不变的真理。
旧时的考场叫贡院，尤以人才辈出的江南贡院为最。江南贡院的历史非常悠久，屡经变迁。据史书记载，东晋丞相王导建议“治国以培育人才为重”，故立太学于秦淮北岸，是为江南贡院的前身。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江南贡院正式建立，起初供县、府学考试之用。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集乡试与会试于此。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仍留作乡试考场。后经不断扩建，至清同治年间已形成一座占地三十余万平方米、仅考生号舍就达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成为明、清两代苏皖两省的科举考场。
明、清时代的江南贡院，相当于三个北京的故宫大，是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科举时代共产生过八百多名状元，而半数以上，都出自这个考场，众多历史名人如唐伯虎、郑板桥、李鸿章等更是由江南贡院走上历史舞台。在考生眼里，贡院是他们通往富贵功名的必由之路，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因而每当开科取士之年，自然引得四方士子纷至沓来。既然考生云集，他们的吃住玩乐都要有人照应，这便给商人发财提供了机会，许多青楼、酒楼、茶馆应运而生，而贡院边上的秦淮河，也因为这些设施而变得妩媚动人，形成“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的一派繁华景象。
中国的士子与青楼有不解之缘，从古至今，关于才子与佳人的风流韵事便经久不息。从唐代开始，参加科举几乎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唯一选择，一旦高中进士，便意味着锦绣前程，因而需要庆祝，而向钟情的妓女写情诗，炫耀才华，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雅事。对于大部分“士子”来说，面对科考失意，无奈之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此时，醇酒佳人，又成为减轻他们落榜痛苦的安慰剂，所谓“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是也！
但到了明代，在朱元璋的铁腕政策下，“士子”与青楼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妓院，称大院，朱元璋亲自为大院题写对联，作嫖娼的动员报告。他的上联是：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话。 下联是：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皇帝劝嫖倒也新鲜，只不过皇帝劝嫖的对象是“商贾之士”这样的大款，美其名曰为国家增加税收。只不过皇帝的好意，商人并不领情，反倒是引得一帮官员文人趋之若鹜，以致每天下朝之后，文武百官第一件事就是到青楼报到，形成一片百官争嫖的“壮观”景象。如此一来，官员每天的公务变成了谈嫖论经，哪还有心思放在政事上？一向勤政的朱元璋自然非常不满，为此下达了严厉的法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这样的法令不可谓不严，但依然挡不住百官向青楼前赴后继的勇气，朱皇帝无奈之下，国家税收也不要了，下令撤销国营妓院，希望就此将官员“士子”嫖妓的恶习压制下去。然而结果却令朱皇帝大失所望，国营妓院停办，私营妓院却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秦淮风月一时呈欣欣向荣之势。
秦淮风月之所以兴盛，当然与“士子”们的大力捧场有关，而“士子”们捧场的原因大致有三：首先，青楼为士子紧张的考试生活提供了一个舒缓的空间。为防止作弊，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机制，有些部分甚至有人身侮辱的味道。据余秋雨先生的《十万进士》里介绍，到了清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为防止作弊，考生们皆身披羊皮做的袍子，满眼望去白花花一片。科场检查十分严格，有着严格的搜身。进考场前，两列兵丁夹道搜查，头发都要打散查，衣服夹层都要摸过；盛食物和笔墨文具的是考场统一发放的竹篮，食物要切成一寸以下，使其无法夹带入场；如果一旦发现夹带，夹带人将遭受毒打，捆绑在考场前石柱上示众一月之久，并终身不得参考。进入考场之后，考场即封号栅，须等三天考完之后方才打开。三天之中，考生不能动弹，一切吃喝拉撒，都在两平方米左右的号房内解决。一旦天热之际，号房内屎尿泗流，臭气熏天，在这样的环境下答题做卷，没有惊人的毅力，是很难完成的。因而考场三天，对士子们来说不啻于蹲三天地狱，因而放榜之日，他们如释重负，如获重生，到青楼潇洒便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其次，寻找爱情与知音是他们涉足青楼的另外一个原因。既然是读书人，对精神的需求便比一般的百姓高些，因而他们到青楼中来，主要是抱着寻求爱情与知音的目的，肉体之欢倒在其次。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的“士子”，出门在外，少则半年，多则数年，须忍受青灯墨卷与孤独寂寞，故而特别希望遭逢“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遇，而现实又不是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有狐女与仙女以身相许，他们的理想只有在青楼实现。此外，由于远离家庭，又没有家族的“监督”，不用担心给列祖列宗蒙羞，所以出门在外的“士子”不用承担太多的道德负担，这与当今社会出差在外的人容易泡“三温暖”是同样的道理。
还有青楼还为“士子”间的交朋结友切磋诗文提供了绝佳的“宴游之所”。“士子”应试之余，诗文酬酢，交朋结友，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高中者可以多结交几个患难之交、诗文知己，落榜者也可以凭借高中者的关系捞个差事做做，二者皆有所得，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士子”间贫富有别，有钱的公子可以携家财万贯，找高级的小姐作陪，住豪华套房，无钱的只有逛逛眼科，住招待所与地下室，但丝毫不会隔断他们成为朋友的愿望，这与《海上花列传》中达官贵人与店伙西崽一起吃花酒是同样的道理。因为对“士子”来说，学问文章往往是衡量他们高低的主要标志。一个腰缠万贯的公子，如果胸无点墨，也会成为青楼小姐嘲弄的对象；而一个学富五车的穷书生，一样可以凭他高雅的谈吐赢得佳人的芳心。因而在秦淮青楼里，穷富并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富家公子因为想学几句唬弄情人的诗句，反倒会有意与吟词咏诗的书生结交，或许是为了沾几分文气吧！
进入青楼的“士子”，最大的愿望是考场与欢场两不误。这一愿望在杜秋娘《金缕衣》中得到应证：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前面两句是劝年轻人珍惜时间，努力学习，科举高中，功成名就；后两句便有暧昧的味道，虽然一般人将其解释为珍惜光阴，把握机遇，但以杜秋娘妓院老板的派头，恐怕用劝人及时行乐来解释更为合理吧。杜秋娘做过妓女，又做过王妃，后来又干起老本行，当上妓院的老板，大起大落之间，对人间的冷暖世态自然是深谙于心，再加上平日里结交些读书人，对他们的心思自然是了如指掌。 然而对读书人来说，要做到考场与欢场两不误，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古代的读书人，人生有若干愿望，最大的愿望莫过于“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由于沉溺欢场，导致考场失意者，则比比皆是。
据俞樾《右台仙馆笔记》记载，咸丰乙卯科浙江乡试，头场有个绍兴书生，在考卷上大书一首七绝：“绣鞋踏遍几回寻，相会当年未了因。记否红栏明月夜，楼头偷占一枝春。”旁人问他为何写这等“淫词艳句”，他只是摇头不言。缴卷以后，同考的考生相互对答案，该书生对答如流，其他三科考试都回答得很好，只可惜其中一门因为写了淫词艳句，违反了考试规则，故没有被取中。同考的“士子”都为他惋惜，认为可能是在温柔乡里呆得太久，故而考试时都在做春秋大梦吧。 俞樾将绍兴书生的落榜归咎于“温柔乡中失足”，但这样的失足并不意外。就像开在小学旁边的网吧会对小学生形成强烈的吸引力一样，开在考场对门的青楼，对读书人同样拥有极强的诱惑力。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当那一群群文弱书生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时，面对秦淮河对岸的“芬芳罗绮，嘹亮笙歌”，他们真会默念着 “非礼勿视”的孔子语录吗？
青楼确实是个迷魂荡志的地方，更何况是青楼中的极品——秦淮青楼呢？对读书人来说，眼前佳人们花团锦簇，顾盼生情，一个个潘郎曹郎地叫着，让他们充分享受到顾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乐，不减王公”之叹。关于秦淮风月的盛况，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段话可窥见一斑：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这样的盛况当然是极尽精致奢华了，不过，如果腰包里没有足够的银子，光玩弄诗文，恐怕是堆不起来的。
二、青楼选美是文人雅士们泡制的一壶醇酒，余香盈口，回味无穷
青楼选美有个很优雅的名字：“花榜”或“花案”。花榜，便是品评妓女的等级优劣；花案，即指评定妓女优劣的名单，这可能与古人喜欢以花喻女人有关。既然是花，必然是美艳的，因而不论绿肥红瘦，她们都必须才貌双全，是牡丹与月季的比拼，而非野花与稗草的较量。 中国的青楼选美有较悠久的历史，据说早在宋代就有民间组织的妓女选美比赛，叫“评花榜”。所谓花榜，是花界的选美活动，是歌妓们的声色大比拼，通常由当地的文人名士和富商担任评委。文人名士，看重的是他们的评花鉴色的眼力；而富商，则更多是因为他们是赞助商的缘故。明代中叶以后，品艳风气盛行，一时金陵、苏杭为其中翘楚。明嘉靖年间，金坛人、嘉靖进士曹大章创立“莲台仙会”与当时社会名流吴伯高、梁伯龙等品藻名妓，一时称为盛况。当时甚至有人评选出了“金陵十二钗”，只不过她们不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之流，而是分别姓刘、董、罗、葛、段、赵、何、蒋、王、杨、马、褚的十二个金陵青楼名妓。
此后，万历时期冰笔梅史以燕都妓乐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曹大章复作《秦淮士女表》，判别诸妓才情色艺，分别划分等级，有女状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学士、太史之称。清军入关以后，因整顿世风的需要，花榜一度沉寂。顺治年间，苏州有个叫沈休文的浪荡文人，终日浪迹于青楼楚馆，对青楼女子多有阅历，于是选定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选举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另外列优胜者二十八人，一时盛况空前。可惜清初的社会风气没有明末那么开放，最终，沈休文被当地的地方长官李森先以有碍风化的罪名“毙于杖下”。如此一来，青楼选美便成为文人雅士们不务正业有碍风化的标志，花榜便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不过，随着享乐思想的流行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晚清至民国期间，青楼选美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同、光年间，前兔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海上，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续花品》之后，又有公子放所定《上海书仙花榜》，列名妓二十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妓，如王逸卿被喻为芍药，独擅风华，可谓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真正将青楼选美做成品牌的是李宝嘉与奚燕子。1897年至1899年间，上海《游戏报》主笔李宝嘉仿效朝廷科举制度，开艳榜三科：一为花榜，以色取胜，类似于现代的世界小姐与中国小姐选美大赛，共评出一甲张四宝、金小宝、祝如椿三人，分别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其余则为三甲。二为武榜，以歌擅场，类似于现代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出一甲王秀兰、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蔼卿等十八人。三为叶榜，以丫环侍儿为对象，取红花还须绿叶衬之意，也评出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宝钗等三十六人，其余皆属三甲。现在看来，李宝嘉这一举措意识超前，现代意义上的选美大赛和歌唱大赛，恐怕便要追溯到他这里。
如果说李宝嘉以超前意识取胜，那么奚燕子便以规模宏大取胜。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戏场为扩大影响力，别出心裁举行花国选举，他们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创办群芳选举大会。具体操作办法是：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选票上填写妓女住址及优点。该年12月23日在新世界开票， 1918年元旦公布人选，最后选举出花国大总统冠芳，副总统菊第、贝锦，花务总理莲英。因此时是民国时期，故而青楼选美也紧跟时髦，由原来的状元榜眼变成了总统、总理。本次选美惊动沪上，普通百姓均加入其中，成为旧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青楼选美。
青楼选美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一种雅好，不过是好事文人的嘲风弄月之举。但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如此一来，参评的妓女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博得个榜上有名，如果能成为花魁，那是再好不过。而最好的契机，便是请自己的相好出面帮衬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楼选美便暗藏许多猫腻，黑幕重重。
青楼选美的评委很重要，参评妓女的命运便操纵在他们手里，而评委们又是主办方花钱邀请的，故而选举的最终结果由主办者来圈定。不过，主办方有时也要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因为只有他们肯出钱了，选美活动才会有可靠的资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选美活动，其实是主办方与赞助商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反映了他们较量的胜败。
余怀《板桥杂记》曾记载过一次颇负盛名的选美比赛。这次比赛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时间选在传说中天上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相会之日，正好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地点则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八百居水阁”；再加上当地的戏台班子也来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携幼前去观看，以致当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阁”的路上车马喧嚣，甚至连秦淮河上的船只都挤得个水泄不通。经过预赛层层选拔，决赛时选出二十位佳丽。最终，名妓王月拔得头筹，成为本次选美比赛的花榜状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发现其中的猫腻：状元王月是主办者孙武公的相好。看来，比赛的名次只怕早在赛前就拟好了，其他的佳丽，只不过做了王月的陪衬，这倒和现在的某些选美比赛如出一辙。 最初的青楼选美主观性很强，大多由某个文人拟定一个选美名单，是为“花案”。这样便会影响评定的公正性，因为任何一个评判者，即便他再大公无私，终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后来的青楼选举普遍公开进行，但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因为一旦由评委决定结果，便不免有评委被收买的可能，王月之所以当选，便是评委被主办方收买的活生生例子。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选举办法，由大众投票来选定，如此便可反映大众的心声。不过问题又来了，选票需要钱来买，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个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选举，每张选票要一个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薪水。如此，参加投票的多是巨贾士绅，故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审美标准的反映。青楼选美当初源于文人墨客们的雅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后，青楼选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普通大众所认同，并津津乐道。这当然与娼妓业在近代的兴盛有关，当金钱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旧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建立，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多元真空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空虚无聊。青楼选美的出现，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再加上小报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澜，狎妓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与喝酒打牌无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青楼选美因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以致每逢青楼选美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盛况空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