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71年8月下旬，也就是庐山会议批判陈伯达一年之后，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把部分省市的领导找去谈话。谈话内容对外绝对保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9月3日，毛主席的专列到达杭州，汪东兴、张耀祠把我和南萍、熊应堂（当时，南萍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熊应堂、陈励耘任浙江省委书记——雕塑佛注）叫到毛主席专列上，毛主席批评了我。直到9月10日下午，毛主席才离开杭州。
送走毛主席后，我心情非常沉重。9月19日晚我回到家里，跟爱人和9岁的小女儿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到警卫处。刚跨进门，南萍的电话来了，说接上海王洪文电话，中央有一个重要文件到上海，不发到省里，叫我和他一起去看。我忙问：“什么时候走?”他说：“下午3点。”我又问：“要带什么不?”他说：“不必带，反正看完文件就回来。”
到上海，已是晚上8点，车在锦江饭店门口停下。王洪文的秘书出来接我们，他跟南萍握了握手，当我伸过手去时，他却把手缩回了。
我不由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
王洪文的秘书领着我和南平进屋。跨进二门，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王秀珍跟我和南萍都握了手，我悬着的心又稍稍放下了一些。
进入礼堂，王洪文说：“中央有个文件，不发下去了，请你们来看一看。”说着，把文件递给我，并对南萍说：“你就不用看了吧。”
我屏住呼吸看下去。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冶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
我浑身的血快速凝固，双手微微发抖。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王洪文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略带嘲讽的口吻说：“看完了吧?现正式宣布：根据毛主席指示，逮捕你。”
我脑袋“轰”地一声炸了，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旁边跳出两个人，一边一个捉住了我的手，并摸了一下我的腰。见没有手枪，便把我架起来。 、
王洪文说：“陈励耘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王洪文是没有权力逮捕你的。”
我苦笑了一下，没有吭声。
我被押到舞台后面一间地下室。房子不小，中间放着床，没有床架，直接搁在地上，床上有被子，床头有一只马桶。
我痛苦到了极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被抓，又想到这一切南平是早已知道的，我有些恨起他来。
半夜时分，两个看守我的人忽然叫我起床，他们抛过一件军用雨衣蒙住我的头，把我往窗外塞。外面已有两个人等着，把我往一辆卡车上搬；幸好雨衣终于露出了一条缝隙，我一看，车上全是兵，还架着两挺机枪。前面还有一辆卡车，也站满了兵。
车子开进了南京通讯学校。我被关进了一间面积约8平方米的小房子，一天24小时都有人守着。
第二天，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来见我，他指指身后两位中年干部说：“这是中央来的温副处长，这是南京军区保卫部长，你的案子由他们负责。”从此，我进入了频繁的受审阶段。
第二年春天，吴大胜、温副处长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在这儿说不清楚了，中央指示，让你去北京说。
到北京后，他们把我押进一幢楼房底层的一间屋子。后来知道这是中央专案组，我的案子由他们审查。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我怀着几分侥幸：自己的命运是不是会有所改变?因为我在庐山会议上赤膊上阵，主要是针对张春桥。
12月的一天，北京军区一位保卫科长把我押上一辆小卧车，驶出北京。过了通县，见二座大桥，路上标着“秦城”两字。我顿时明白，我是被送往秦城监狱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给胡耀邦同志和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一些问题也作了申诉。
1980年冬天，监狱的医生对我说，“狱领导意见，你身体不好，就去住院。”于是我住进了复兴医院。1981年2月，总政检察院院长于克法签署了一个文件，大意是我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但考虑我的实际情况，决定对我免予起诉。
总政检察院宣布后，组织上就安排我到安徽一个空军疗养院疗养。那里风光秀丽，且有温泉洗澡，但我却坐卧不安，刻骨思念自己的妻子儿女。
我向组织提出了申请，组织上很快满足了我的要求。
妻儿们终于出现在我的门口。尽管十年不见，儿女们还是认识自己的爸爸。他们一下子扑过来，抱住我放声大哭。 ·
妻子站在一边，默默地流着泪。十年不见，她头上已经染了白霜，瘦弱的身子也有点佝偻了，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英姿飒爽跟我辗转南北的妻子。
晚上，妻子给我讲述了家里的一切：
我被抓后，妻子也被关押，先关南京，后关北京，最后去山西果园劳动。不久前刚刚落实政策，回到杭州。
大儿子、大女儿也先后受到批判审查。
9岁的小女儿无人抚养，由一个朋友的女儿收留。一年后，当医生的大女儿从看守所出来，下放到一个小县当护士，才把小女儿带去。小女儿读书很好，但由于政审不合格，几次高考都名落孙山。去年全县招工考试，她名列第一，终于当上了工人……
泪水打湿了我的面颊。我有罪，我对不起妻子儿女，尤其是我那可怜的小女儿。
1981年底，中央军委政治部、空军政治部、劳动人事部、民政部对陈励耘的待遇联合下了一个通知，大意是：退出现役，由民政部门管理，并拔款为他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县城里买了一套住房。
陈励耘终于过起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陈励耘简历：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校，1962年11月晋升空军大校军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中共九届候补中委。汪东兴回忆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泽东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1968年3月-1971年9月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68年3月-1971年1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1971年1月-9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中共九届候补中委。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行动。198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1982年5月按一般干部待遇退出现役。
9月3日，毛主席的专列到达杭州，汪东兴、张耀祠把我和南萍、熊应堂（当时，南萍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熊应堂、陈励耘任浙江省委书记——雕塑佛注）叫到毛主席专列上，毛主席批评了我。直到9月10日下午，毛主席才离开杭州。
送走毛主席后，我心情非常沉重。9月19日晚我回到家里，跟爱人和9岁的小女儿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到警卫处。刚跨进门，南萍的电话来了，说接上海王洪文电话，中央有一个重要文件到上海，不发到省里，叫我和他一起去看。我忙问：“什么时候走?”他说：“下午3点。”我又问：“要带什么不?”他说：“不必带，反正看完文件就回来。”
到上海，已是晚上8点，车在锦江饭店门口停下。王洪文的秘书出来接我们，他跟南萍握了握手，当我伸过手去时，他却把手缩回了。
我不由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
王洪文的秘书领着我和南平进屋。跨进二门，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王秀珍跟我和南萍都握了手，我悬着的心又稍稍放下了一些。
进入礼堂，王洪文说：“中央有个文件，不发下去了，请你们来看一看。”说着，把文件递给我，并对南萍说：“你就不用看了吧。”
我屏住呼吸看下去。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冶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
我浑身的血快速凝固，双手微微发抖。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王洪文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略带嘲讽的口吻说：“看完了吧?现正式宣布：根据毛主席指示，逮捕你。”
我脑袋“轰”地一声炸了，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旁边跳出两个人，一边一个捉住了我的手，并摸了一下我的腰。见没有手枪，便把我架起来。 、
王洪文说：“陈励耘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王洪文是没有权力逮捕你的。”
我苦笑了一下，没有吭声。
我被押到舞台后面一间地下室。房子不小，中间放着床，没有床架，直接搁在地上，床上有被子，床头有一只马桶。
我痛苦到了极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被抓，又想到这一切南平是早已知道的，我有些恨起他来。
半夜时分，两个看守我的人忽然叫我起床，他们抛过一件军用雨衣蒙住我的头，把我往窗外塞。外面已有两个人等着，把我往一辆卡车上搬；幸好雨衣终于露出了一条缝隙，我一看，车上全是兵，还架着两挺机枪。前面还有一辆卡车，也站满了兵。
车子开进了南京通讯学校。我被关进了一间面积约8平方米的小房子，一天24小时都有人守着。
第二天，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来见我，他指指身后两位中年干部说：“这是中央来的温副处长，这是南京军区保卫部长，你的案子由他们负责。”从此，我进入了频繁的受审阶段。
第二年春天，吴大胜、温副处长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在这儿说不清楚了，中央指示，让你去北京说。
到北京后，他们把我押进一幢楼房底层的一间屋子。后来知道这是中央专案组，我的案子由他们审查。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我怀着几分侥幸：自己的命运是不是会有所改变?因为我在庐山会议上赤膊上阵，主要是针对张春桥。
12月的一天，北京军区一位保卫科长把我押上一辆小卧车，驶出北京。过了通县，见二座大桥，路上标着“秦城”两字。我顿时明白，我是被送往秦城监狱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给胡耀邦同志和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一些问题也作了申诉。
1980年冬天，监狱的医生对我说，“狱领导意见，你身体不好，就去住院。”于是我住进了复兴医院。1981年2月，总政检察院院长于克法签署了一个文件，大意是我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但考虑我的实际情况，决定对我免予起诉。
总政检察院宣布后，组织上就安排我到安徽一个空军疗养院疗养。那里风光秀丽，且有温泉洗澡，但我却坐卧不安，刻骨思念自己的妻子儿女。
我向组织提出了申请，组织上很快满足了我的要求。
妻儿们终于出现在我的门口。尽管十年不见，儿女们还是认识自己的爸爸。他们一下子扑过来，抱住我放声大哭。 ·
妻子站在一边，默默地流着泪。十年不见，她头上已经染了白霜，瘦弱的身子也有点佝偻了，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英姿飒爽跟我辗转南北的妻子。
晚上，妻子给我讲述了家里的一切：
我被抓后，妻子也被关押，先关南京，后关北京，最后去山西果园劳动。不久前刚刚落实政策，回到杭州。
大儿子、大女儿也先后受到批判审查。
9岁的小女儿无人抚养，由一个朋友的女儿收留。一年后，当医生的大女儿从看守所出来，下放到一个小县当护士，才把小女儿带去。小女儿读书很好，但由于政审不合格，几次高考都名落孙山。去年全县招工考试，她名列第一，终于当上了工人……
泪水打湿了我的面颊。我有罪，我对不起妻子儿女，尤其是我那可怜的小女儿。
1981年底，中央军委政治部、空军政治部、劳动人事部、民政部对陈励耘的待遇联合下了一个通知，大意是：退出现役，由民政部门管理，并拔款为他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县城里买了一套住房。
陈励耘终于过起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陈励耘简历：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校，1962年11月晋升空军大校军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中共九届候补中委。汪东兴回忆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泽东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1968年3月-1971年9月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68年3月-1971年1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1971年1月-9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中共九届候补中委。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行动。198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1982年5月按一般干部待遇退出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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