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凌晨2时-5时，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主要是成立治丧委员会，起草并发表告人民书，举行群众吊唁和召开追悼大会活动等。江青在会上又哭又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做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叶剑英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认为，毛泽东主席去世了，党现在处于困难的时刻。当务之急是治丧。于是，会议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会议接着研究了如何保存毛泽东的遗体问题。
下午4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有关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
9月9日，迟群在清华大学讲话，要民兵特别提高警惕，“一旦有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斗争想得激烈一些，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
1976年9月10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杜修贤在人民大会堂布置悼念毛泽东的吊唁活动的拍摄工作，杜修贤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困了乏了，就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几个小时后，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至这里，明天还要拍摄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场景，想到这里，他准备坐在大厅的沙发里休息一会。朦胧间，耳边有一个声音对他说“老杜，你带上相机跟我走”，他睁眼一看，是汪东兴。当时，杜修贤身边没有带照相机，但他想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任务，他向其他同志借了一个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匆匆赶往汪东兴处，汪东兴问他，“你带了几个卷？”杜修贤说三个卷，汪东兴又说，“不够，多带一些胶卷。”杜修贤又去找别人借了几卷。随后，汪东兴对他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杜修贤跟汪东兴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杜修贤坐上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
车子快速地驶进了中南海，但汽车没有驶进游泳池，而是停在另外一处院子里，下车后，杜修贤才知道，这里是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另一处住宅，和游泳池相邻。杜修贤被安排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里面只有沙发和茶几，不一会，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给杜修贤端来一杯热茶。
大约有四十分钟的时间，杜修贤突然听见一声门响，随后几个人悄声走来，他看见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等人从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华国锋一边走一边剔牙，看样子他们刚刚吃完饭。这时他才意识到，已是9月11日的凌晨了。姚文元看到他时，对他说：“老杜，我们到处打电话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你来了太好了，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儿就来。”姚文元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杜修贤跟着这个工作人员，穿过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的门口，工作人员停了下来，对杜修贤说，“就里面，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过去了。”
杜修贤应了一声，就一个人往房间里面走，一进门，杜修贤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他怔住了，毛泽东躺在一张宽大的床上睡着，周围一片宁静。杜修贤想，是要他来拍摄毛泽东的最后遗容？因为他知道，一旦毛泽东的遗体运到人民大会堂的灵堂里，毛泽东的遗体就要放进无氧罩里。杜修贤轻轻地调好焦距，小心翼翼把镜头对着毛泽东的遗体拍了一张半身的，又拍了一张全身的，他正拍着，身后传来门的响声，他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进来。
杜修贤放下相机，等待指示，这时，房间里已陆续进来了几个人，还是江青、张春桥等他们八个人，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商议什么，随后，他们几个人排成一排，脸上很是悲伤的神情。一个接着一个围绕毛泽东的床缓缓行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低头站立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直到这时，杜修贤才明白，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给他们拍照……出人意料的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一个紧挨着一个，手挽着手在毛泽东遗体前站立着，他又按动了几次快门。
杜修贤想，叶剑英为什么没有来呢？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剑英副主席，如果说只是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医疗组成员。回到摄影部后，值班记者告诉杜修贤，说姚文元来过几次电话找他，杜修贤联想起汪东兴为此事亲自找到他，又想起江青的“你怎么就带来了一个闪光灯？还是平版光”的话，可见这次合影是计划好了的。
（朱琴《“红墙”里的摄影师杜修贤》，《传记文学》2003年第八期）
9月10日至12日，王洪文不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擅自指示秘书米士奇在中南海紫光阁另立办公室，设 17部电话，并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一、在毛泽东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在此期间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各省、市的报告、请示，均与王洪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系。
11日晚和12日上午，各地省委陆续接到该通知。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直接打电话给华国锋(华国锋此时仍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问道:“这是不是中央的决定?”华回答:“中央根本没有这样的决定!”得知上述情况后，华国锋、叶剑英两位中央副主席立即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了气，大家十分震惊，并决定马上采取两点紧急措施：其一，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其二，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华国锋和党中央请示报告。
9月11日，在中南海值班的华国锋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说身体不好，以要去北京医院检查身体为由，出来转到西黄城根九号李先念临时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华国锋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检查身体到你这里，只能坐几分钟。”接着谈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的简要情况，他说：“‘四人帮’在紫光阁架了电话和各省联系，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先念问：“你下决心了吗？”华国锋说：“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他们（指‘四人帮’）很注意我，我不能到叶帅那里，现在中南海有事，请你到叶帅那里去一次。”李先念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说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
同日，华国锋又找到汪东兴征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汪东兴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
在李先念和陈锡联等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著去了。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9月12日，迟群、谢静宜用清华北大两校师生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效忠信”。信中说:“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他们还秘密串连一些人写“劝进书”，要江青当中央主席。
9月12日，在参加为毛主席吊唁和守灵中间休息时，叶剑英到了福建厅，主动和汪东兴打招呼，对他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去说它了。而政治局竟有人（按，许世友）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了主席治疗的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汪东兴赞同叶剑英的看法。
两人一起具体分析了北京、上海、辽宁、天津、广东等省市的情况，感到“四人帮”在这些地区都有势力，有基础。因此，形势不是很好，需要引起注意。
（1999年3月9日华国峰回忆说：
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
9月14日，李先念到西山见叶剑英。叶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李先念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李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写了陈锡联等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了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谈话的情况和叶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还告诉华国锋，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要搬回中南海住，并约定每天晚上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
华国锋回忆说：“我请先念同志找叶帅后，我们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了。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我讲了要解决 ‘四人帮’的问题，话刚落，有的同志（按，纪登奎）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这使我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
（1996年11月4日汪东兴回忆说：
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指解决‘四人帮’)，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
有两个事例，可以帮助理解华当时的想法和态度：
事例一：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讲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指“四人帮”)搞马列主义，我们也可以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作。
事例二：9月11日凌晨，华国锋等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加毛远新，专门在毛泽东遗体旁站成一排，摄影留念。这件事叶剑英当时并不知道。
9月15日，在京外国友人和专家同首都群众一起瞻仰毛主席遗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遗体旁守灵，并在吊唁大厅（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接见了前来吊唁的各国朋友。会见外宾后，叶剑英约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进行了第二次交谈。两人先谈了江青等人这两天的动向，接着谈了同“四人帮”斗争的认识问题。
叶剑英说:今年我们党先后有三位领导人与世长辞了。“四人帮”乘机作乱，要夺权。他们是一个阴谋集团。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的斗争。
汪东兴说:主席生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讲过周勃、陈平平吕氏之乱、巩固汉室这段历史。我看主席这话是有所指的。
叶剑英说:“四人帮”的罪恶比吕氏尤甚!他们迫害致死多少老同志!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眼下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啊!
9月15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他想要直接插手毛选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过了一个星期，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五卷的文稿送给他。李鑫还是不给。9月24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经过商量，9月25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华国锋，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并要求面见华国锋。
9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社论中首次出现了"按既定方针办"。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二是毛远新要不要回辽宁。江青带头发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跟着起哄。华国锋、叶剑英联手迎击，汪东兴配合默契，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支持华、叶。会议作出决定：毛的一切文件、手迹、文稿、各种材料和书籍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保管，目前先把它们封存起来。
9月17日，王洪文赴上海。
9月18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9月18日下午毛泽东的追悼大会结束后，华国锋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同意前一天常委会的决定。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多次找张玉凤（毛的机要秘书）索要毛的文稿。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江青拿走了1974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两次谈话记录稿，涉及到毛对林彪和江青的意见。江青走后，张玉凤立即向汪东兴报告，汪东兴下令追回文件。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张玉凤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揭发材料）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不要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并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都不是常委)必须列席会议。华国锋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说：有紧急事情，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并要求立即答复。华国锋随即把江青打电话的事告诉汪东兴，汪说：这个常委会不能开。管理主席的文件问题，听汇报就行了。如果常委会一开，他们一参加，身份就合法化了。他们是要夺权。华国锋给叶剑英打电话，叶剑英说：常委会不能开，听汇报可以。
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了部分人员参加的会议。江青要求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书籍交给毛远新清理。华国锋和汪东兴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文件、材料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江青正要反对，张春桥阻止了她。张又建议先让毛远新帮张玉凤清理，华和汪没有同意。张不想和中间派的关系搞得太僵，就不再坚持。叶剑英未参加会议。
晚上，毛远新去看望江青。一见面，江青就向毛远新发牢骚。她说：“昨天开追悼会，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人和我握手。华国锋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不尊重我。”
毛远新说:“主席逝世了，他是主席了，应当尊重他。”
江青说:“他是主席谁承认?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毛远新问:“为什么?”
江青说:“还要看一看。”
毛远新审慎地说:“那是你说的，毛主席没有这么说，毛主席交待要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毛远新1980年交待)
9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始封存毛泽东的文件。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质问为什么要封主席的房子？华回答说：这是政治局的决定，你参加了讨论，是知道的。江青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干我走啊！华说：办公厅封的是主席放文件的地方，怎么是赶你走呢？你有你的房子嘛。
在收回被江青拿走的毛泽东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上，发现文稿已被江青改动。
9月21日晚，江青、张春桥以推荐李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曾是康生的秘书）出任中央警卫团长为拉拢手段，让李详细汇报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配备、警卫布置情况。张春桥对政治局委员居住地点和警卫情况询问得尤为仔细并一一记录，还要求李鑫把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警卫部队的动向整天向江青报告。李鑫满口答应但随后即把江、张找他谈话的内容全部报告了汪东兴和华国锋。
华国锋提出以召开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汪东兴以赫鲁晓夫利用召开全会把马林科夫搞下台的教训告诫华国锋：“中央委员里支持他们的新生力量要比你的多。”李鑫明确建议华国锋：“采取特殊手段、学苏共中央抓贝利亚的办法，把四人帮秘密逮捕。”为保密，华国锋当夜亲自前往李先念家中，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我决心已下，请叶帅尽快下山来商定对策。”
9月21日，叶剑英与华国锋在华的住所密谈两个多小时。华国锋谈了自己工作的困难，谈了最近发生的几件麻烦事。一件是王洪文在紫光阁安了新的电话，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求全国有问题时和他联系，这等于另搞了一个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件是江青拿走毛泽东文件的事；最后华感叹地说：“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和他们共事实在是难。真要对付江青和那几个人，又怕影响了团结，影响了毛主席的形象，所以左右为难。”
叶建议华国锋参照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处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先动手、后开口”模式解决“四人帮”。周恩来当时的做法是：把“四大金刚”调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议上突然宣布他们的罪行，把他们当场逮捕，关押起来，然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
华国锋对叶剑英说:“叶帅，你讲的那些我都赞成。不过，党内还有那么多老同志，不知道他们的意见怎么样?”叶剑英说:“你应该多到老同志那里去走走，多找他们谈一谈，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华国锋有点为难地说:“叶帅，我这个人在老同志面前，论党龄，我是晚辈。论年龄，我也是晚辈。我去找他们，他们不理怎么办?”叶剑英明确地说:“我支持你。你去找他们，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能站出来斗争，老同志们不会不支持。”听到这话，华国锋“嚷”地一下，从沙发里站了起来:“只要你支持我，老同志支持我，我就干!”
当晚，叶剑英回到西山，立即打电话把粟裕、宋时轮两位将军叫到住地，高兴地对他们说:“今天我说服了华国锋。先给你们吹吹风，打个招呼。”他用手指着粟裕说:“华可能找你，你做好准备，好好同他谈谈。”
9月21日，已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说：“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既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叶剑英听了，很高兴，让杨成武转告聂：“告诉聂总请他放心。他取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他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不久，叶由西山搬到了玉泉山9号楼，并跟其他几位中央主要领导人打招呼，要注意变动住地。
在玉泉山期间，叶剑英行踪不定，独自往来于西山、五泉山、军事科学院2号楼、城内后海小翔风之间，行踪莫测，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谈。有时一天之内要交谈多次。有时借垂钓之机与倪志福等交流情况。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谈到解决“四人帮”问题，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毛泽东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对避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康克清也特意从城里来看望叶剑英，向他转达了朱德临终之时的愿望。
张对徐说：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
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上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
现在形势紧张，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
徐问：“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张回答：“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
毛远新说:“过去我是主席联络员，主席交待我一些工作，参加一些会议。现在主席逝世了，我又不是中央委员，留在中央干什么?”
江青劝他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前段不是这样吗?”
毛远新没有同意江青的意见，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马天水同志并市委有关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斗争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也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大有人在的。
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张春桥把写好的信交给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要他亲自送给上海市委。
王洪文在打给王秀珍的电话强调说："你们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不久叶剑英搬到玉泉山9号楼居住。王洪文发觉叶剑英走了，就去质问汪东久“为什么让他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9号楼是周总理住过的。他生前交待让剑英同志住那栋房子。王洪文跟踪不得，无可奈何。
张玉凤问江青:“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江青说：“党的主席未定。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
张玉凤说:“知道。”
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
张玉凤说:“我想是你的。”
江青听了很高兴，满有把握地说:“不错!”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
“怎么个复杂法?”张玉凤问。
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这之后，江青又把毛主席从前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接到钓鱼台11号楼，嘱咐他说:
“你是老红军，主席的警卫员，跟毛主席，拥护主席的。主席逝世后，你跟谁?拥护谁?”
不等陈昌奉回答，江青接着就说:“要跟我，拥护我!”
陈昌奉说:“拥护你!”
江青很高兴:“是嘛!我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
陈昌奉又问江青:“我该怎么拥护你呀?”
江青说:“你要做工作，做宣传。你有部队干部，有老战友，都可以向他们做工作，但不要在大会上讲拥护我。
华国锋回忆说：“9 月26日，我和先念、吴德等人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电影放映时，我上厕所，先念同志也跟出来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情吗？我说，看完电影，你和吴德留下，有事商量。电影放映结束后我们三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小休息室，我把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问题向先念、吴德讲……先念同志马上表示支持，吴德同志也表示支持。”
吴德回忆说：“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无非是两种，一是抓起来再说，二是开会投票罢免。开会又分两种方式:一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投票决定，“四人帮”顶多有4张半票。（这半票指的是吴桂贤，时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华国锋这一派占有多数；二是召开中央全会投票决定。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并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 ’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还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四人帮’在群众中是孤立的，在军队里是没有力量的。”“我们还讨论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问题。……我和李先念都同意华国锋提出的‘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地解决‘四人帮’的提议。”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治丧活动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的悲痛情绪还未调整过来，三人初步议定: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三人讨论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结束。华国锋再次委托李先念将他们三人的密商结果通报叶剑英，叶剑英获悉后，表示完全同意。
9月27日，张春桥在给上海的指示中说：一、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二、今后中央搞集体领导；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出了，可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分析，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人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要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现在批文件与过去不同了，没有人把关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作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江青来到苹果园。有人要给江青摘苹果，她说：“苹果留着吧，留在最盛大的节日时吃吧！”
拍照时，江青又说：“胶卷留着吧，留着照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吧！”
当江青离开清华大学大兴分校时，她说：“你们等着特大喜讯，准备学习公报！”
江青还带了1000元人民币和一把剪刀。她说，他们要害我，我随时准备着，剪刀是自卫的，钱在必要时可作路费。
李鑫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华国锋接着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会后，江青又向汪东兴索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回答说：要坚决顶住。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晚，华国锋找耿飚等人商量，让外交部负责人立即打电话给已在纽约的乔冠华，令其将那句话删去。叶剑英坚决支持华国锋。张春桥在同一份文件上批示：“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耿飚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伯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两人一直谈到吃晚饭的时间。汪东兴留叶剑英共进晚餐，叶剑英欣然答应。由于谈得高兴，吃饭时两人一边吃狗肉，还一边喝了几杯茅台酒。
晚饭后，叶剑英驱车到了东交民巷华国锋的住所，向华谈了他同汪东兴商定的意见，华表示完全赞同。两人决定由汪东兴先提出一个具体行动方案，再一起议定。
当晚，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两人沟通了相互与叶帅的谈话内容后，华要求汪赶快拿出一个具体执行措施，汪答应第二天拿出后再来向华汇报。
汪东兴立刻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建华等人到汪的办公室开会。汪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讲了中央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要求他们马上琢磨出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来。张耀祠等人忙了一个通宵，拟制出了一个具体行动方案。汪东兴同张耀祠、武健华一起商量，从中央警卫局机关局、处、科级干部和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师、团、营级干部中，挑选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都好又熟悉情况的人员，执行这一特殊任务。
吴忠回答：这个部队大门日就驻有警卫师的坦克团。卫戍区的坦克比他们只多不少，加上反坦克火炮，足以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
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由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华国锋认为很好，我们就是要高举毛主席旗帜，这样有利稳定形势，马上表示同意，拟将起草意见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由政治局公布。
10 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决然没有好下场的。"
范达人：“按既定方针办”，最早来自华国锋1976年8月的这个计划会议，他在那传达的，说毛主席有两条指示最近，一条是国内问题要注意，第二条是按既定方针办，就是他这个传达以后，新华社都用作内参了，8月份传达以后不久，我从《人民日报》一个朋友那里就告诉我，我说最近有什么新的精神啊，他说最近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了两条指示，按既定方针办，国内问题要注意，我那个时候知道了。
9月17日，《光明日报》前来约稿，希望梁效能为他们写作一篇“按既定方针办”，永远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章。
范达人：那么实际上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是没有起草第一稿，我当时因为心不在焉，我觉得《光明日报》一篇普通文章什么了不起，我们有点，当时啊，我们有点瞧不起《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约稿还,《光明日报》觉得还不如他们.后来我们三个人商量说，我有个组员，他说我来起草，他写，写了以后我来修改，他那些话是套话，当时一般规律性讲话，没有任何针对性，毛主席讲嘛，阶级斗争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修正主义以后也会有，路线斗争会不止的，以后还会有修正主义的，这是套话。
范达人的写作小组很快就完成了这篇文章。这是当时《光明日报》刊登的《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的校样，校样上标明了《光明日报》最后定稿的日期是9月30 日。
范达人：10月1号，就是乔冠华的发言，送到华国锋那，华国锋一看，“按既定方针办”，这个对原来的那个好像毛主席的词，哎哟，不对呀，6个字差了3个字，毛主席不是说按既定方针办，毛主席是说照过去方针办，所以他批了一下，说6个字错了3个字，以后不要讲了。张春桥又把它压下了。
此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们和梁效的成员对于当时中央高层对这六个字的争论毫不知情。于是《光明日报》按照原定计划在10月4日发表了梁效的这篇文章。
叶剑英说:“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己经同陈锡联、吴德作了部署。我告诉陈锡联说，北京卫戍区部队，告诉他们归吴德统一指挥，负责维护北京的社会秩序，负责解决‘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死党，”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三人一致决定6日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华、叶、汪多次商量后确定的具体办法是：事先以在怀仁堂正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华、叶和王洪文、张春桥出席。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姚文元不是常委，预定在解决了王、张、江之后，用找他来做毛选五卷的文字工作为名，通知他列席。万一不来，再由北京卫戍区派人到他住地按院胡同捉拿。对江青及几个死党，也定了可靠的处置方案。解决以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
与叶、陈谈完话后，华国锋又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于当日下午亲自来到预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视察，重点检查了几个隔离点的准备情况。看着一切准备就绪，华国锋说:经过5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有把握的。
晚7 点55分，王洪文第一个跨进怀仁堂大厅。望了望华国锋、叶剑英，未及说话，就被第一行动小组的队员扑过来钳住双臂，形成低头弯腰的“喷气式”。王洪文嘴里说着“你们干什么”，竭力挣扎。突击队员们不容他动弹，把他牢牢地押站在离华国锋、叶剑英大约5米左右的正南。华国锋目光逼视着他，大声宣读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的决定:“最近一个时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四人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念完就把他押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反背铐上手铐。出小门塞进早已备好的汽车押到隔离室监管起来。
接着来的是张春桥。他进门一看华、叶端坐正中的架势，感到情况不妙，迟疑不前。第二行动小组的队员，快速夹击，把他押到华、叶面前。华国锋把中央决定宣读一遍。队员们给他戴上手铐，押解出去。
汪东兴随即让张耀祠、武健华带人速去中南海春藕斋拘捕江青。他们先到颐年堂后院抓了毛远新，然后再到春藕斋。张耀祠地向江青宣布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让她交出保险柜钥匙后，即由行动小组的女战士“请”她上了轿车，押送到隔离室去。
顺利拘押江青的经过报到怀仁堂西厅，华、叶和汪都很高兴。随即按预定方案由华国锋亲自打电话通知姚文元立即前来开会。8点25分，姚文元来到怀仁堂，行动小组人员示意让他进东房廊的休息室。姚刚一进门，就被拽住双臂，武健华宣读了华国锋刚写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姚文元即被戴上手铐，押上汽车，送往隔离室去了。完成任务，正好是晚上八点半钟。
9点，华国锋、叶剑英即按原定计划召来耿飚、邱巍高、迟浩田等，向他们分别下达了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的命令。将近10点，耿飚、邱巍高指挥原守备电台的一个营控制了直播室，接管了电台。迟浩田也带领一支部队接管了人民日报社，并逮捕了鲁瑛。
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与会者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会议完全赞同叶剑英、华国锋处置“四人帮”所采取的行动。
会议研究成立了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专案组。会议还安排了就粉碎“四人帮”问题中央政治局将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的日程，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政治局势的问题。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7日4时。
10月7日，吴德通知迟群、谢静宜到北京市委开会，把他们抓了起来。
8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8-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会议期间，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 “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叶剑英在会上说，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只是“初战的胜利”，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得长时间努力。
10月7日清晨政治局会后，叶剑英给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叶剑英随即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25号楼住下，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给他转送文件。王守江回忆说：“后来叶帅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现场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紧接着，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华国锋不表态。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机器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十月十六日你在电话中要我把我向你提的意见写给你，现已写出，并与王震、姚依林同志一起议过，他们也同意。特遵命送上，供你参考。妥否，请酌。”
在这份意见中，陈云说：“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
“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动。因为：八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七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
“防止这次运动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了断然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从21日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及解放军各部队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纵情欢呼党中央为国除了大害，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10 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参加。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