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圃：杞人毁天
北场客
骄阳似火，十几辆大小汽车浩浩荡荡行驶在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新乡县境内的一条黄沙泥土路上，扬起扑天的灰尘，引得路两边田里的农人好奇地驻足观望。
这是1958年8月6日下午，车上载着的是前来巡视的毛泽东和他带来的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武装警卫、新华社特派记者团等随行人员以及前来陪同的河南省和新乡县负责人，他们正前往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该县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虽然天气炎热，大家一个个挥汗成雨，但毛泽东仍然兴致勃勃，因为这年中原大地风调雨顺，地里的农作物长势很好：春小麦金黄的麦穗随着微风起伏作浪，棉枝上绽开的棉桃连片如雪……这景象，使正全力推进“大跃进”的毛泽东的胸中更增添了豪情。……最后，他们来到七里营人民公社大门前，毛泽东仔细看了一会儿门口挂的“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就这么一句话，不久后就掀起了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狂潮。
在毛泽东视察的过程中，一直紧跟在毛的旁边、不时殷勤做着介绍的是一位五十岁出头、个子不高、身材微胖的人，他就是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其时，吴芝圃升任河南“一把手”还仅三个月，正踌躇满志着，而更让他感到有“衣锦”之荣耀的是他就是本省人——他的老家在杞县。
杞县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的惠济河上游，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分封诸侯国时这里曾被封给姒姓为杞国。关于杞国，流传下来的史料很少，但因了“杞人忧天”这个典故，它就知名度很高了。然而谁能想到，二千多年后从这里走出来的“杞人”吴芝圃又一次使它名声大震，不过这位“新时代”的“杞人”不再“忧天”，而是以他的政治疯狂把河南的天捅了个大窟窿，让河南老百姓口口相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的民谣，变成了“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的痛苦呻吟。
吴芝圃1906年3月出生于杞县赵村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考入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2月，他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有意味的是，吴芝圃入的这“农讲所第六期”是唯一由毛泽东主持的一期，这显然使他今后与毛的关系中添加了师生般的“亲切”。）1926年9月，他被派回杞县任中共杞县县委民运部部长，不久又担任县委书记。1927年5月，他参与领导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从事“秘密革命斗争”。1931年2月他被逮捕，但不久又获释，与中共组织失去了联系，辗转于南京、上海、北京和河南洛阳等地，在中学里教书。1936年秋，他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恢复了党籍。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在豫东和淮北新四军中从事军事活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转入地方，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兼华中八地委书记、豫皖苏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副书记和豫皖苏行政公署主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平原省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9月，他被任命为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1955年2月任河南省省长。
这番履历表明，吴芝圃在中共组织中没有过“坐直升飞机”式的超迁，但在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地成为“高级干部”的过程中也基本顺利，没有什么大的波折，这显然主要是由于其人在中共党内还算是一个在基层活动的“实干家”，为人处世比较谨慎平和，不轻易树敌。关于吴芝圃的为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曾回忆说他接触到的吴“人很坦诚”，而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在她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文革”时她们“串联”到广州，曾和当时任中南局文教书记的吴芝圃谈过话，吴“对我们的态度和蔼亲切，几个小时坐着听我们批评广东省委，还建议为我们安排一次‘接见’，当面对广东省委领导进行帮助”。虽然这两份材料提到的吴芝圃是在上司跟前或炽手可热的“小将”面前，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其为人性格之一斑。
由于吴芝圃参加中共以来一直在河南活动，关系深厚，加上以谨慎平和的姿态处世，其人在河南“威信是高的”。但这么一个人，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露出“峥嵘”来，就震惊天下。
吴芝圃的“峥嵘”首先在1957年开始显露。这年8月，在中共河南省委五次全会上，当时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突然发难，指责由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批判它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顿时在全省引发了政治地震。潘复生1949年任中共平原省委书记，1952年平原、河南两省合并时潘、吴在人事安排问题上就产生过分歧。1957年春，河南省临汝县出现反对农业合作化的“闹社”风潮，吴芝圃闻讯后命令县委逮捕了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中央的意见说“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才不得不放人。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借着“反右倾”运动总爆发，吴芝圃毫不手软，凭着自己在河南三十年打下的深厚基础，硬是把潘复生和与其有相同观点的省委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而实际上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这就是震动河南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事实上，吴芝圃是摸准了1949年以后毛泽东急欲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反右倾”的脉搏，他的举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作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揭发”潘复生的“严重右倾错误”，毛在随后的讲话中就称赞吴的发言“很好”。八大二次会议撤销了潘复生的职务，任命吴芝圃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随后，吴就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使得河南的官员一时人人自危，为避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顺着上级的杆子爬，“睁着眼说瞎话”。这为后来吴芝圃把河南的“大跃进”推向高潮扫清了障碍，更为后来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的发生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吴芝圃在权力斗争中尝到了甜头，深切体会到“跟上毛主席走就不会错”，因而后来他对毛发动的“大跃进”全力支持，推波助澜。吴芝圃没有柯庆施那点儿墨水，组织不出类似于“乘风破浪”的长篇大论的报告文字，但他是个“实干家”，他把河南这个农业大省做为向毛泽东“效忠”的工具，以强悍的手段在全省实践“大跃进”的狂想，而且过犹不及，说大话，走极端，有时甚至狂热到连“大跃进”的“始作俑者”毛泽东都感到吃惊，不得不半是欣赏半带劝告地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不过吴芝圃摸透了毛希望“多、快”的真实内心，因而一马当先，急冲猛进，成为“大跃进”的“标兵”。
延续三年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大跃进”又是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始的，而吴芝圃治下的河南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1957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吴芝圃雷厉风行，在10月召开的河南省水利工作会议上就要求全省“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在11至12月召开的河南省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报告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12月，河南省委在报给中共中央的《情况演示文稿》中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1958年元旦刚过，吴芝圃召集河南省、地、巿、县领导和农林水负责人开会，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不久，“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也一个接一个地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河南省“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当时把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称为“四害”，要“彻底消灭”），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而在2月2日河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上述“决定”又“跃进”成了“一年实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
吴芝圃的这一连串言行在政治上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1958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在1958年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对吴芝圃的“高指针”有所保留，但对河南工作中的“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仍是欣赏有加，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
应该说在“水利化”运动中河南省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水库、修灌溉渠、开挖人工运河，据说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亿公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亿公方……灌溉面积共达到一亿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全省投入水利建设的地方资金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同期中央投入2.75亿元），至于群众投劳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但如此巨大的投入其效果如何呢？实际上，河南省直到1980年代末的蓄水能力才达到150亿立方米，到1990年代末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不到耕地总面积的一半。当时开建的那些水库大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1960年代后期或1970年代才得以竣工，还有许多工程因规划设计失误和抢进度而建成后即报废，甚至不得不炸掉，而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严重次生盐碱化的田地1961年就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了农业生态。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这些水利化的“成果”也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河南全省农作物产量仍然大幅度减少。可见，为了吴芝圃“一两年实现水利化”的口号，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为吴芝圃换来一时的荣耀，却让河南百姓遭受了多年的痛苦。
河南省在“水利化”运动中拔得了“头筹”，在接下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抢在了前面。195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吴芝圃闻风而动，马上在豫南试点。4月20日，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1958年4月底，刘少奇在从广州返京的火车上与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火车到郑州，刘在车站对前来接送的吴芝圃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在中央领导的鼓励下，吴芝圃更是热情高涨，开始在河南雄心勃勃地进行起“共产主义”的大试验来：5—6月，遂平、平舆的合作社都并成大社；7月中旬，并社在豫南地区迅速铺开。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巿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把嵖岈山卫星大社叫作“共产主义公社”。受了表扬的吴芝圃在会后抓紧部署，全省掀起并社热潮，到8月底，河南就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 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这些“人民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曾为此自鸣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从上述可见，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对“人民公社”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形式”津津乐道，这对吴芝圃的影响不小。不过，吴芝圃其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同凡响，他在河南把“共产主义试验”推向了极致，从而为中共中央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准备了最实际、最宝贵的“经验”。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开幕第一天，毛泽东就指示将《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案）》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员手中。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嵖岈山公社简章。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农村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并一直持续二十多年，对中国农民的生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此，吴芝圃“功”不可没。
有了“人民公社”这种“共产主义创举”，当然要有与之相称的“伟大成就”：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 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103亿公斤（实际只有50亿公斤）。接着，西峡县先锋社的6494斤、西平县和平社的 7320斤、跃进社的7201斤、邓县岁营社6541斤等“卫星”相继见报。到秋季水稻收获，信阳鸡公山公社亩产48925斤、光山县钢铁公社31302斤、商城县跃进公社30009斤的“卫星”也“上了天”，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就在这“大好形势”下，农民正被干部们威逼着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毛主席1955年合作化时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吴芝圃在河南的“创举”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全民大办钢铁”运动中，他继续“跃进”：1958年3月18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钢铁工业会议再次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 月河南省委第十次全会传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研讨高速度发展钢铁，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9月12日，省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17日《人民日报》发出《祝河南大捷》的社论，高调称赞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河南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河南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所谓“鸡窝炉”土法炒钢法。
吴芝圃的作为使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而他的“大跃进功劳簿”也越记越厚，但其实，全省各地大量农民被逼着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山区的林木被砍伐殆尽……河南农民正在向那惨绝人寰的灾难一步步靠近。
伴随着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全省刮起了一场“共产风”。当时吴芝圃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得意地说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公家”。但其实，这种“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共产风”，其主要内容是“一平二调”（“平”，即把“公社”内不同“生产队”之间的贫富拉平；“调”，即把“公社”乃至“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比如嵖岈山公社为建立牛场、“万头猪场”和“万鸡山”，就强令各“大队”替“公社”建设305间畜舍，从农家“调”去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只鸡。当时河南省几乎形成了“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的局面，吴芝圃在1961年1月作检讨时也不得不承认河南“大办水利、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电等花用的劳动力和资财，十之八九都还是靠一平二调才办起来”。
当然，当时也不光是从农民那儿“取”，也有对农民的“予”，那就是所谓“公共食堂”：农民们自家都不开火，都到“公共食堂”里去吃饭，可以“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毛泽东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公共食堂”大加赞赏，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据许多人回忆，“公共食堂”刚开始时倒还真是如此，大米白面管够，颇有“共产主义天堂”的意思，但不久就每况愈下，饭菜质量越来越差，也越来越难吃饱了。究其实，前期“敞开肚皮”吃的不过是被“公共食堂”集中管理的农民的口粮，这有限的口粮一吃完，“公共食堂”就难以为继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公共食堂”的建立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以致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农民根本无法自救，必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灾难很快来临了。1959年河南大旱灾，使“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的灾祸开始显现，全省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97.45亿公斤，下降22.9%，尤为严重的是密县在1959年上半年已经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事件。然而，深知这些情况的吴芝圃在当年夏天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仍然高唱“巩固公社、食堂、丰收和大跃进”的“喜”歌。1960年河南继续大旱灾，农业产值再下降11% ，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河南城乡民众陷入饥饿中。由于高指针、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几无糊口存粮，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吴芝圃仍然谎称“形势大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仍维持72.58亿斤的高“征购”，甚至还坚持外调粮食8亿斤。1960年1月1日，《河南日报》仍然发表《开门红，春意浓》的元旦社论，坚持要“全面跃进”。
由此可见，如果说“大跃进”前期吴芝圃的言行还有想更快地发展经济的成份的话，1959年以后他简直就是为保住自己的“标兵”地位而不顾本省乡亲的死活了。这方面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信阳事件”。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等一帮人积极推行吴芝圃的“公产主义试验”，遇到旱灾、粮食大面积歉收或无收时又“狠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开展反瞒产工作”，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强行搜刮来交了征购，致使很多地方老百姓没饭吃，纷纷外出逃荒要饭，路宪文等人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命令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农民，不准外逃。这种种丧心病狂的举动导致信阳地区农民大量饿死，据信阳地委后来报告，1959—1960年冬春，正阳县死人8万，息县死人10万，新蔡县死人10万，“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总人口的10%，有的队的死亡率达30%。这后果使路宪文也绷不住了，1960年2月他向吴芝圃报告了饿死人的问题，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后来信阳地区的许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闹到了省里，吴芝圃坚持不主张处分他，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仍然一味报“喜”，对饿死人的事隐瞒不报。吴芝圃的倒行逆施使河南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据研究者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字推算，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中河南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达两百多万人，其中信阳地区就饿死近一百万人。
纸终究包不住火，河南农民大量饿死的情况还是透露了出去，“震惊了中央领导”，开始派人前来调查。1961年1月，吴芝圃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认河南发生了“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他总结的主要原因却是“阶级敌人、蜕化分子”的“破坏”。而中共中央在随后就批转了信阳地委的报告，要求全国“迅速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复辟势力”。一场人为的“惨绝人寰的大惨案”，似乎只不过为“反革命复辟”的“阶级斗争”做了个注脚。
不过，“阶级斗争”的借口是平息不了沸腾的民怨的。1961年元月，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2月，中共中央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降为第二书记。1962年4月，中共中央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吴芝圃的“共产主义实验”终以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折损河南工农业元气而结束，他自己也成为“大跃进”的政治失败者而离开了河南政坛。他在省委做“检查”时曾说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在“大跃进”中像他一样闹出“大惨案”的高干不少，但似乎只有他说出这种话来，也许他真有点儿“良心发现”了。不过，他最终所受到的“处分”与那两百多万条生命相比，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
吴芝圃死于“文革”中的1967年。当时，河南人借着“造反”的狂潮开始清算1959—1961年“吴芝圃的罪行”，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并打算派人赴广州把他“揪”回河南来“批斗”。这一计划看来最终没能实行，吴芝圃最后是死于广州的医院里，不过死前他还是被当作“走资派”而受到了冲击。然而，他在“文革”中的被冲击后来竟成为他“被迫害致死”的根据，1979年他被“平反昭雪”。到了2006年4月7日，河南省举行“吴芝圃百年诞辰座谈会”，把他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赞扬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经历”，并“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精神”——不知1959—1961年河南那两百多万“饿死鬼”在九泉之下对此会有何感受？
据说现在在河南郑州北郊黄河岸边还留有“吴芝圃时代”的一处“遗迹”：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这是1958—1959年吴芝圃为了让中共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用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的，内中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给当时中共的七位领袖每人建了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当年建成后因“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共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也就长年闲置，无以利用，逐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尤其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我想，应该把这别墅群保护下来，辟为河南“大跃进”纪念馆，以永远警示后人。
2006.5.4
本文参考资料：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韩泰华：《探索与代价：1956-1966》，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北京党建”网“党史资料·党史人物”栏“吴芝圃”条。
张树藩：《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载《百年潮》杂志1998年第6期。
张雪峰、彭泽成：《运摇篮播圣火——访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载2001年6月22日《解放军报》。
杨瑞：《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8年8月号。
附2006年河南某大报新闻一则：
本报讯(记者熊飞)4月7日上午，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在郑州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原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诞辰100周年。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李清林在座谈会上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柏拴主持座谈会。原河南省政协主席林英海、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志英、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志广出席座谈会。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特意发来书面发言表示缅怀。
李清林在讲话中回顾了吴芝圃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经历，高度评价了吴芝圃同志的革命精神。他指出，我们纪念吴芝圃同志，就要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就是要像他那样，不怕牺牲、勇挑重担、开拓进取、乐于奉献，勇敢地面对改革和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李清林指出，当前我省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迈入了新的阶段。我们一定要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紧紧抓住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机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和谐社会，按照“十一五”规划的宏伟目标，振奋精神、扎实工作、真抓实干、开拓创新，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促进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而努力奋斗。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登紫、原中共开封市委书记邵球、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于吉林、中共杞县县委副书记陈英利，以及吴芝圃的亲属代表吴谦和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梁同印先后在座谈会上发言。
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吴芝圃同志的部分亲属也出席了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