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清

白首闲士

程世清同志，1918年生于河南新县，1929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原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委革委会主任，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因受林彪问题牵连，于1972-----1982年，被隔离、收押审查，实无大错，作内部处理，撤消一切职务，但却以很低的生活待遇，安置在福州养老至今。惜哉！
这里，让我们打开程世清的一段尘封了三十五年的历史，奇特而苦涩，耐人寻味，令人感叹。
1971年8月31日，毛主席南巡从长沙到达南昌，驻“828”招待所。毛主席这次南巡，意在为最终解决庐山会议问题（实质是林彪问题），继续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当时毛主席把南昌作为这次巡视途中的一个节点，召许世友（南京）、韩先楚（福州）赶到南昌，对许、韩、程一起进行谈话教育。
南昌“828”招待所在向塘机场附近，是在原空24师师部的住址上，仿照武汉东湖和杭州刘庄的“行宫”而新建的，环境和设施很好，宜于居住。所以，汪东兴在九月一日晚餐时，对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说，这两天，主席休息得很好，这里的条件不错，主席要在这里多住几天，你们多弄点野兔和斑鸠。程世清和江西的同志听了很高兴，以此为荣，随即对毛主席的生活保障事项作了相应安排。
九月一日下午，毛主席召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开会，直指庐山会议问题，点名批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暗示根子在林彪，并以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引导与会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讲清各自的问题，跟林彪划清界线。
毛主席的谈话极大地触动了程世清，当晚他彻夜难眠，联系种种情况，反复思考，决心讲清自己的问题，并突发奇思，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决定冒死向毛主席报告。
第二天（九月二日），程世清先面见了汪东兴，对汪谈了他自己的问题和对林彪问题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并请汪东兴代为向主席报告。汪听后说，你说的这些，应当亲自去向主席讲，我不替你转达。我刚从主席那里来，他还没有休息，你现在就可以去。随后，程即到主席处，向主席讲了以下内容：
一、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电话叫我到他住处，要我跟他去见了叶群，谈了华东组讨论的情况。我觉得叶群对黄、吴、李、邱四员“大将”搞得很紧，好像抓住了他们什么把柄。因此，要解决四员“大将”的问题，还得从叶群着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专机将一辆苏制水陆两用坦克运到南昌，要我们仿制一辆，说是为林彪、叶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制成后，又来专机把原车和仿制车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驰亲自驾驶法制云雀直升飞机到南昌。当时，我们省委正在梅岭开会，周要见我，由空八军（驻南昌）副政委李登云带他到梅岭，我在午睡前和李登云一起见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约半小时，他就走了。后来听李登云讲，周驾机离开南昌后，到了庐山和井冈山，再飞往广东。我觉得周宇驰独自驾机到处飞，很不正常，不知要干什么。
四、林豆豆曾两次来南昌采访，到过我家里，她跟我爱人交谈时，流露过对叶群的不满，并说她家里的情况很复杂，请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会杀头的。林豆豆为什么把她家里的事情看得这么严重，难以理解。
最后，程世清对毛主席说，我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从北戴河坐水陆两用坦克往南朝鲜跑，也可能坐飞机往香港跑。程讲完后，毛主席说，程世清呀，你说的这些只能跟总理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讲。
九月三日吃过中饭，大家刚躺下午睡，突然传来命令，主席现在就要走，立刻启动警卫和护路等工作。不一会，主席在汪东兴和程世清的陪同下，从一号楼的内室来到门厅，与江西人员招手，登车而去。
过去，毛主席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规律的，保障工作依预案进行。这次却很反常，突然决定离开南昌，经杭、沪返京。这是为什么？，从逻辑上判断，应当是九月二日毛主席听了程世清的汇报，引起了深思长考，对林彪和四员“大将”的问题及动向，作出了新的判断和决策，必须紧急返京，抢得先机，从容应对。实际上，正是毛主席的英明举措，打乱了林彪一伙发动军事叛乱的阴谋，最终彻底解决了林彪问题。
程世清“九。二”汇报的影响所及，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佐证。如，1971年11月，周总理在一次为查清洪都机械厂生产的七十多架强五飞机疏散问题，打电话给文道宏（省委副书记、省军区副政委）说，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没有问题，就好了。此事是韩先楚同志向我提出来的，我不得不亲自过问，望你们理解，不要有什么压力。这次解决林彪问题，你们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电话转告程世清同志。（总理的电话原本是打给程世清的，因程已下乡，经总理同意由文接听。）总理说的“起了作用”，无疑是指程世清九月二日在南昌向主席的汇报。又如，1972年3—4月，在中央为解决江西问题（主要是程世清问题）而举行的有七位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程世清在检讨自己的问题时，讲了当时在南昌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怀疑，并说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证。汪东兴当即插话说，这个事是这样的，你当时是把这些问题对我讲了，我可以作证，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转达，我说我不转达，你应当直接向主席讲，你是不是跟主席讲了呢？我不知道，这个我不能作证。程世清接着说，我讲了，当时离开你以后，我就到主席那里讲了。对于程世清讲的这些情况，在场的十几位中央领导及有关人员，都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就连阴险刁钻的张春桥也没有吭声。这说明他们对此已心中有数。再如，80年代初，有传闻说，周总理逝世后，在清理总理办公室的文件资料时，发现在一个本子中，总理记载了主席谈到程世清当时在南昌对林彪问题的汇报。若非重大而敏感问题，总理不会有这种记载。这也与当时毛主席对程世清说“此事只能对总理讲”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程世清在关键时刻，一语惊天，怀疑林彪可能要逃跑，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果断地解决林彪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功不可没。凭心而论，兹人兹事，历史应当书写一笔，予以褒扬，以示公正。至于程世清最终未能免于被打倒的命运，则是另有孽缘，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一个时代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