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后，一段时间内，林彪集团中有一个人在公开的报刊文章中被称为“林彪在江西的那个死党”，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否定文革以后，就直呼其名了，林彪在江西的那个死党——程世清。程世清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死党？现在看来，至少是极具争议的。
1972年初，程世清即失去自由，但直到 1978年10月才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1982年1月获释。在程世清获释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向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予起诉决定书》。 全文如下： 被告人程世清，男，现年六十四岁，河南省新县人，汉族，小学文化，一九二九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五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程世清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予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程世清犯有以下罪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告人程世清在济南军区任二十六军政委期间，串连他人联名写材料，诬陷许光达同志“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中央文革一次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对许光达有怀疑，叶群当即说：程世清给林彪写了一份检举许光达的材料，林彪很赏识。于是便决定对许光达进行专案审查，使许光达同志惨遭迫害。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程世清，诬陷许光达同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诬告陷害罪。鉴于被告人程世清犯罪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予起诉，予以释放。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五日 我们从这份《免予起诉决定书》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这份《免予起诉决定书》中根本没有提到程世清参予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程世清不能够算作是林彪的死党。至于诬陷许光达一事，用“事实清楚”四个字是否妥当，也值得商榷。 1963年夏，公安部给装甲兵政治部发出一份绝密通报，内容是关于时任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之子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有往来。此时，程世清正任装甲兵政治部主任，这件事想躲也躲不过去。程世清按照组织程序将许光达之子的事情报告给了当时的中央军委负责人贺龙、罗瑞卿（林彪此时因病请了长假休息）。世事难料，文革还未开始，罗瑞卿就被打倒，林彪重新主持军委工作。一九六六年中旬，贺龙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许光达也受到牵连。八月，已经任二十六军政委的程世清和济南军区装甲兵政委罗通联名去信给当时的总政主任肖华和代总长杨成武，旧事重提。根据当时规定，凡写给军委首长的信，均应抄送林办。这样，林彪处也就有了程世清和罗通联名信的抄件。的确，对于程世清写信的动机可以提出质疑。虽则程世清可能是想让军委新领导班子了解此事，但他难逃对许光达落井下石之嫌。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程世清没有无中生有，而且并非直接到林彪处诬告许光达，信的转交程序符合当时的组织原则。程世清写信一事无论如何构不成诬告陷害罪。 1967年夏季，江西武斗愈演愈烈。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紧急调时任济南军区二十六军政委的程世清带领26军76师和坦克团到江西制止“武斗”。当时的决定是这样说的：一、江西省军区及部份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大批枪弹，打死打伤了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作认真的检查。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要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三、中央决定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酬备小组。四、斗争的大方向是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走资派。 由上可见，当时的江西非常混乱，各类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弹药，省军区军队干部又深深地卷入到了江西地方两派争斗之中，局面基本已经失控，因此程世清可谓是“临危授命”。 程世清一到江西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8月23日，江西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份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五人，打伤五十七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受到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还公开宣布他们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九个县，不经允许任何部队不准进入。面对这样的局面，程世清仍然冷静以对，没有以“武力”强行开进抚州地区，而是专门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上的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当作“最高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向抚州地区人民宣传。抚州军分区政委王玉义在听到毛主席的批示后立刻“反水”，表示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过去自己受骗了。他在紧急关头坚决反对再向“支左”部队开枪。王玉义站出来后，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的力量开始分崩离析。以后，毛泽东还专门表扬了王玉义。程世清对抚州地区对抗“支左”部队的群众组织没有报复，而且还特别注意了“一碗水端平”。从1967年9月开始，翻了身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要大举报复，从南昌去赣州串联的五个红卫兵头头，煽动赣州“造反派”的人抓捕了一批各单位的保守派头头（联络总站）游街，极为恶劣的是，他们竟然当场枪毙了一个厂的武装部长，并声言还要枪毙一大批。如何处理这五个红卫兵头头?当时赣州“支左”部队有些畏难情绪，害怕背上打击“造反派”的“罪名”。程世清则毫不手软，他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指杀人的红卫兵头头)就像纸老虎，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我命令立即把那几个枪毙人的红卫兵头头拘留起来，不得有误。”?程世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得人心的。从8月到10月，短短两个月内，江西“支左”部队在程世清领导下，收缴上来了五万多条枪，初步稳定住了江西的局势。 然而，程世清这样理智稳妥的做法并没有维持多久。时间进入到1968年，程世清已经在江西站稳了脚跟。随着文革进入到了最高潮，程世清紧跟形势，在江西也以“阶级斗争”开路。从8月5日起，，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会。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大搞阶级斗争，掀起一个新的对敌斗争的高潮。省革委三次全会结束以后，各地迅速行动，立即掀起“三查”运动的高潮。程世清积极贯彻“中央文革”以“群众专政”的形式“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在江西实行“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实际上，所谓“群众”就是已经在在各基层单位掌了权的人，而这部分人大都是江西的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的人。他们自然把“三查”矛头指向了对立面，当然也包括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江西出现了泛杀滥捕的“大屠杀”局面。具不完全统计，“三查”运动才开展两三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五千。以后根据可靠统计，仅兴国县就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人。当时，江西瑞金县发明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名词：“民办枪毙”，就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如此一来，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他们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直到此时，程世清才感到局面有些不好收拾了，才下命令禁止乱杀人。应该讲，程世清对江西“三查”运动中的恐怖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到底如何？在一段时间内，程世清紧跟林彪是肯定的。 1969年9月2日，林彪重回井冈山，来到了黄洋界。程世清躬请林彪为“黄洋界”题字。林彪提笔写下了“黄洋界”三个字。然后，程世清又请叶群题词。叶群抄了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半阙词：“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 在林彪夫妇走后，程世清命令在黄洋界重立“界石”，一面刻上林彪题的“黄洋界”三个字，另一面竟把叶群抄的毛泽东的半阙词也刻上了，阿谀奉承之态尽显。在此之前，程世清下令炸掉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因为碑上这几个字是朱德手书。老的黄洋界“界石”上，“黄洋界”三个字也是朱德笔迹，程世清也令人搬走。 1970年“庐山会议”上，会议初期，林彪集团策动了对张春桥的批判，程世清积极地参加了。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张春桥神气活现。华东大组再开讨论会的时候，原来积极发言批判张春桥的空四军政委陈励耘只好检讨。那次华东大组会议江青也来参加了。陈励耘还没讲完，张春桥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此时参加会议的人都禁若寒蝉，不敢吭气。这时候，程世清却站了出来为陈励耘打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世清这一番话算是把江青、张春桥得罪到家了。当然，江青、张春桥以后也是不会放过程世清的。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南巡”。次此南巡目的就是发动地方“诸侯”，为彻底打倒林彪作“战前动员”。9月1日、2日，毛泽东在南昌单独两次同程世清谈话。据以后程世清回忆：“向毛主席报告主要内容是：1、庐山会议期间，8月24日晚12时，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向毛主席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要从林豆豆那里了解情况。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周宇驰两次来南昌活动，这次来很神秘、鬼崇，把过去江西改装的一辆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豆豆同我的家属说：程政委心直口快，以后少同我们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里的人是有矛盾的；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的病是不是叶群搞的。林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主席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你同我说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应该讲，程世清最终是要紧跟毛泽东的，他对林彪采取了“反戈一击”的态度。以后把他算成林彪死党的确冤枉，也许这和他在“庐山会议”（1970年）上直接得罪了江青、张春桥不无关系。 自程世清被认定是林彪死党后，他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了。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时代，有关部门曾对受“9.13事件” 牵连的人和事进行过一次“清理”，但程世清依然没有得到解脱，不在“落实政策”之列，比起也曾被算做是林彪死党的龙书金、王秉章等人，程世清以后的境遇要差很多。程世清的“霉运”大概和两个人对他的反感大有关系。这两个人非同小可，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决定程世清的命运,他们就是邓小平和陈云。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中央领导”一级人物（包括被打倒的和靠边站的）进行紧急“战备疏散”, 无独有偶，邓小平和陈云双双被疏散到了江西，接受程世清的“管辖”。从以后记述邓小平和陈云在江西这段岁月的文章中看，几乎没有任何对程世清有利的说词。然而，仔细读这些文章，也可发现，程世清没有“迫害”过邓小平和陈云。程世清对两人的态度基本属于不冷不热，或冷略大于热。但这不能够怪程世清，当时的大气候下，程世清做为江西的一把手不可能对邓小平和陈云笑脸相迎，那样做，他立刻就会被摘掉“乌纱帽”。平心而论，程世清还是为邓小平和陈云做过一些事情的。邓小平的次子就是由程世清拍板被当作“工农兵学员”保送进了大学。程世清对陈云也表示出了应有的尊重。陈云初到江西，根据程世清的指示，被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三号楼。这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来到南昌时，总是住在这里。以后是陈云自己要求迁出，住到了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程世清坏就坏在了嘴上。以后，程世清先见了陈云。他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接着，程世清竟拿陈云领导中央经济工作时的63、64年做比较，认为那时候发展速度太慢。陈云的不高兴可想而知，他牢牢记住了程世清这次“吹牛”。直到1979年，陈云讲起这件事，还揶抡地说：“程世清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其实，仔细想一下，程世清那时不把江西文革的“大好形势”拿出来当“官话”说一番，又能如何呢？邓小平对程世清的反感和陈云大同小异。邓小平和陈云掌权后，说到程世清，没有一句好话，正应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几个字。上面对程世清厌恶有加，下面的人办起事来自然就更“手狠”一些。因此程世清始终遭到“从严”处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待遇上，一直处于非常差的境地，和龙书金、王秉章这些也上了林彪“贼船”的人无法相比。例如，1988年中央军委特授“红旗勋章”时，龙书金、王秉章都在其列，但程世清没有。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倒是程世清的家乡人民记住了他。河南新县，这个“将军的摇篮”，把程世清的生平事迹放进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不过，给了程世清过多的溢美之词。真的是亲不亲故乡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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