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电影明星冯喆，由于电影界宣传的不够，再加上他个人婚姻所出现的较为复杂的原因，知晓这个名字的年轻观众大概不多。但是，只要一提到《南征北战》中的有勇有谋的解放军“高营长”、《金沙江畔》中英勇而充满斗志的“指导员”、《羊城暗哨》中的虎胆英雄“侦察员”、《铁道游击队》中睿智老练的游击队政委、《沙漠追匪记》中为革命献身的“骑兵班长”，还有《桃花扇》中的多情却又变节的一代名士“侯公子”，那么热心和痴情的观众定会对这些中国著名的影片中的著名角色记忆犹新，且津津乐道。这些使我们一代又一代影迷朋友熟知非常的银幕角色的扮演者，正是鲜为人知的冯喆。
不难看出，冯喆的戏路非常宽广，且人物反差极大，既能演文人，又能演武将；既能演现代革命青年，又能演古代多情公子，可以说是古今纵横，工农商学兵皆有，“性格演员”当之无愧。刻骨铭心的思念，时常张开人们记忆深处的风帆，遥远而广袤的宇宙间，是天际星转斗移那永远不变的日月。然而，冯喆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在偏僻遥远的大西南，默默无闻地含冤死去，他留给人们的只有生前在银幕上音容笑貌的永久定格。
关于冯喆的悲剧命运，在一些报刊杂志上最近几年才陆续看到过，然而关于他人生的悲剧、特别是他在“文革”初期的1969年的6月2日非正常死亡的前后过程，目前却没有一篇做过详细的文字记叙，往往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冯喆之死，成了难解之谜。笔者怀着对冯喆的敬仰，在他去世三十周年以后，终于联络到冯喆唯一的在世亲人，即他的胞妹——香港前凤凰影业公司演员、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前副会长冯琳女士。从冯女士的往事回忆中，我得知了许多冯喆生前的演艺轶事，特别是他在“文革”中悲惨的遭遇，最终死于非命的不幸结局，再一次在我的心头激起情感的涟漪……
时光倒流到1961年，由于“大跃进”运动带来的后遗症和自然灾难的无情来临，国家重新调整经济方针，开始压缩、改建、合并和撤销在“大跃进”中纷纷上马、遍地开花的各省已成立的地方电影制片厂。上影的天马厂决定与四川的峨眉厂进行合并，厂址仍定在成都。冯喆由于不久前“街头追女”的风波，被名列第一批入川援助峨影厂建设的人员之内，但美其名日是照顾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在此之前1957年，他的妻子张光茹为了重新找回失去的川剧事业，已经调往四川成都川剧院。冯喆在峨影厂英雄无用武之地，因无片可拍，只能全身心投入到新厂的各项建设之中，仅在本厂参加《人民公社万岁》等纪录片的解说的幕后工作。倒是在上影厂来四川外景地拍《金沙江畔》时，临时借用他主演了指导员；同一年的1963年又被西影厂盛情特邀主演了《桃花扇》。
然而，来势汹猛的“文革”风暴，彻底改变了冯喆一生的命运，使他陷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文革开始后，峨影厂当然是紧跟形势，全厂上下开始深入揭批“文艺黑线”，冯喆遵照厂里决定，对这场触及灵魂、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自是不敢有丝毫怠慢。他匆匆告别当时借调工作的珠影，返回峨影，参加运动闹革命。然而，等待冯喆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刚一入厂即被戴上“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将”、“特嫌分子”的大帽子，遭到厂里造反派的围攻和批斗。这场来势凶猛的打击，给冯喆猝不及防，当头一捧。他解放前参加的由党的“左翼”文化运动领导的“同茂”剧团的演出，还有解放前夕赴香港拍片的经历，本是他一生都引以为荣、感到自豪的历史，却在其时是非颠倒。冯喆极力申明，极力表白，极力解释，极力辩护，然而一切都是无济于事。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冯喆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为自己极力申诉，但是给予他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的批斗游街，一次比一次更残酷的拳打脚踢。冯喆身陷囹圄，随时随地、随时随刻都会被失去人性的造反派招之即来，进行肉体摧残和人身凌辱。这是冯喆一生最为沉重而悲凉、凄惨而恐惧的日子，也是他始终难解郁闷而最感痛苦的日子。
此时，冯喆的妻子张光茹自然也是被作为“专演才子佳人的旧戏子”，强行送进了成都市文艺系统学习班，整天就是不断地反省自己。由于她与冯喆早在上海就已情感破裂，尤其对冯喆在调来成都之前所做出的“街头追女”一事大为愤怒，更是对他眼前的处境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而且还由此产生强烈的报复意念。她由于从来没有原谅过冯喆，早已与他同地分居，甚至还向峨影厂造反派密报了冯喆和一些同事以前谈论形势的事情，结果使他招来一场装进麻袋里的毒打。冯喆的肉体在遭受摧残，他的内心在默默地流血。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倾情恩爱过的妻子，会这样无情无义。
1966年到1969年，是“文革”风暴最为猛烈之时。1969年新春刚开始，省“革委会”就迅速作出决定，把整个省级文化系统单位的人员全部赶到著名的“阶级斗争教育展览馆”所在地——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也就是所谓“刘文彩庄园（“收租院”就在这里）去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全班人马一千多人都进驻安仁镇中学，当时名称叫“四川省级文化系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千余人全部按连队编制，集体居住在各大教室内，室内安置上下铺木床，仅留过道通行。而对那些重点管制的“专政对象”，则集中在与一般人员居住的相隔一片草坪的一排并列的大教室里，即后来称为的“红色牛棚”。当时，“专政对象”共分为三类，即“走资派”、“当权派”、“黑线人物”和“三名三高”，冯喆被列为后一类。这个学习班的活动首要任务是“天天读”，然后是没完没了的“大批判”，以及并不叫人好受的体力惩罚。在学习班里，冯喆对造反派强迫自己所干的重体力劳动，只有默默地干好，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对他所渴望的“精神枷锁”的解脱和人身自由的解放。《桃花扇》作为“大毒草”影片在“集中营”的大操场上放映，造反派们边看电影边振臂高呼“打倒”口号，随后，又把从剧团抄来的戏服强行给冯喆穿上，拉到街上对着高音喇叭，又是一通响彻云天的批斗口号，使冯喆的身心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摧残。
1969年的初夏悄悄地来到，“集中营”里对“重点管制对象”的历史问题和现行表现正在进行综合定论，所以令人倍感恐怖的“大逼供”全线铺开。这些“重点管制对象”，一个个被单独带走，重新进行提审，令其交待以前所谓的历史问题，过去的批斗、游街和毒打，现在升级到更加残酷的严刑逼供，穷凶极恶的造反派为了完成市革委会下达的命令和交派的任务，开始变本加厉地再一次用非人的手段和肉体折磨来试图查出“专政对象”新的线索。6月2日这一天，“集中营”院里的高音喇叭地猛地传出凶神恶煞般的声音：“冯喆，你在哪里？赶快回来！如不回来，后果自负……”这种声音反复叫嚷了十几遍，十几个专政队员来回奔跑，像是在上天入地般地搜查“逃犯”。第二天下午，造反派把大家全部集中到操场大草坪上，口气生硬地宣布说冯喆已畏罪自杀。就这样，一代著名影星自此永远消失于人间，他死亡的时间是1969年的6月2日，年仅四十八岁。
然而，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以真实的本来面目，冯喆的死因从定性的“自杀”中却出现了几处明显的疑点和破绽：其一：冯喆在学习班里性格还较为开朗，且与大家能团结一片，“自杀”之前还在学习班和大家一起学习，丝毫没有流露出半点的厌世情绪。尽管人们都或多或少知道他自身的不幸，但从他外在的情绪上看得出来还是很乐观的，突然“自杀”来势蹊跷；其二：据见过冯喆遗体的峨影厂的同事说，冯喆绝非上吊自杀，因为他表情从容，不是上吊死后的面部变形和突出的舌头外伸症状。后来冯喆的妹妹冯琳前往峨影参加冯喆的追悼会，一位同情冯喆的同事曾悄悄地暗示说：“你哥哥人长得很漂亮，死的也漂亮”；其三：冯喆在死亡的头天下午曾被造反派几个头目叫去训话，至此有去无回，显而易见，冯喆的死因与这几个造反派头目有直接关系。据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忍不住对冯琳说，他曾亲眼见到冯喆与造反派头目发生争执，被一气之下的头目用一个三条腿的板凳猛击后脑勺打死；其四：冯喆在死后被伪造成上吊自杀，其现场即安排在他生前负责给学习班一千多人烧开水的茶炉房的煤堆旁，似乎符合情理，但随后又在宣布他死亡的当天下午送到火葬场马上火化，进行焚尸灭迹，以便查无凭证，死无对证。一个鲜活旺盛的生命就此销声匿迹，人世间又多了一个死不瞑目、飘散不灭的亡灵冤魂。
嗨！可叹一代著名影星冯喆，他的人生悲剧正是由他的爱情悲剧所酿造，如果说夫妻两人能志同道合，在逆境中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话，冯喆也许不会过早的碧落黄泉，死于非命。“文革”中又有多少像冯喆这样的冤魂不散啊！
1978年7月13日，峨影厂举行全厂追悼会，公开为冯喆平反。
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冯喆被国家文化部列为126名“中华影星”之一。
记不清是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活人是可以在活人心中死去的，而死人却可以在活人心中活着”。细品此话，不无道理，而且含义深邃。冯喆正是这样一个人，他虽然距今已经故去整整三十个春秋了，但他所主演的影片还时常放映、播出，看到围绕他的银幕形象展开的话题，足可表明广大观众、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对他引发起的深深缅怀和长久追忆。这久久挥之不去、浓郁深厚的“怀旧情结”，不仅仅只是欣赏和哀惋他昔日的银幕风采，更多的是影迷朋友对一个已故多年的著名演员有一种发自内心由衷的爱戴，这也是对一个不该过早凋谢的生命所倾注的真情表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