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五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演变进程。无论其行为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是和平的还是战争的，是贡献的还是掠夺的，当今世界的面貌基本上就是西方国家塑造而成，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也是以西方的“启蒙价值观”为基础。
例如，我们所说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就是大西洋两岸的欧美国家；所谓的“国际秩序”，就是美欧倡导和制定的国际机制；所谓“现代化”，说到底就是西方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实在无法设想的是，假若不是西方文明主导全球数百年，人类社会又会是怎样一种面貌？
欧洲实力下降是前兆
然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非无远弗届，更非无所不能。冷战结束之后，欧美国家管理世界事务的权威和能力虽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依然不能超越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盛极而衰的规律。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发展事态之一，就是欧洲老牌工业国因发展模式遭遇挑战而逐渐失去自信，结果导致其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都在明显下降。
欧洲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美国是欧洲文明的延伸地。欧洲的衰落，固然凸显了美国鹤立鸡群和傲视全球的地位，但同时更意味着，以此为开端，美国越来越难以借助欧洲的力量来维持世界秩序。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欧洲一直是国际秩序的两个支撑点，两者合为一体，缺一不可。美国尽管雄心勃勃，实力强大，但从来没有独自承担过国际责任，而是依靠欧洲的支持来发挥影响力。一旦欧洲分担责任和义务的能力减弱，国际秩序的架构就会失去稳定性。毋庸置疑，美国的实力今天依然十分强大，甚至依然盖世无双，但若变成孤家寡人，那终究会陷入独木难支的困境。
美国实力和威信都在减弱
欧洲实力的下降，只是一个前兆。最近几年来，美国管理世界事务的能力其实也在下降。这是国际秩序“去西方化”的真正开端。
很多历史学家把九一一作为“美利坚帝国”走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也有一些学者把伊拉克战争形容为压死美国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无论如何，美国用来主宰世界事务的资源在减少，是客观事实。这不只是因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也不只是因为次级房贷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而且还因为，由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和外交政策不得人心，它的朋友和敌人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它敬畏有加。
美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在下降，有关事例可以说俯拾即是。反恐战争虎头蛇尾，多数盟国早已是半心半意，甚至是离心离德；多哈回合谈判已经启动七年，美国作为全球化的首倡者和领导者，却始终没有能力和意愿去打破僵局；美国在中东地区原本最有发言权，但现在对以巴争端既提不出新主张，又拿不出新办法。还有伊朗、朝鲜、缅甸和苏丹，美国在这些问题上都已经露出力不从心之态。
必须再次强调，美国依然十分强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与其比肩而立，任何新兴的强国都不敢公然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
但是，相较于其他大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黄金时代正在黯淡。在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的七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了一倍，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中国甚至也成了美国几家投资银行的救星。曾几何时，西方国家对主权基金还是说三道四，但现在已经变得饥不择食。可以这么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资金、信贷和廉价商品在支撑着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拯救资本主义。
世界政治日程制定权
所谓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制定或者参与制定世界政治日程，二是能够促使国际社会共同实现这些日程所规定的目标。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就是因为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在两个方面都得心应手；之所以说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减弱，是因为它不再那么应付自如。美国依然有能力制造国际议题，制定世界政治日程，例如伊朗核问题，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控制这些日程的演变方向。
这就是本文题目所言，国际秩序已经进入“后西方时代”。在“后西方时代”，虽然欧美国家的传统影响力依然巨大，但由于中国和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复兴，西方原本掌握的绝对主导权将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