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算的政治冒险—— 潘汉年案 新解
潘汉年早年曾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左联成立前， 已经颇富文名。 其著者如加入郭沫若等发起的创造社， 围攻鲁迅， 讥鲁迅“满口黄牙”，鲁迅则反唇相讥：“革命文学家，要年轻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后因中共“团结鲁迅尊重鲁迅”的明确方针， 又主动与鲁迅修和， 获鲁迅谅解， 此也为鲁迅成为左联盟主之契机。
潘汉年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与博古等当时著名的28个半交从甚密， 1933年， 因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被捕，潘汉年有暴露之虞， 遂撤出上海转至中央苏区 。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 ，红军在云南某地休整时，博古找来潘汉年与谈遵义会议 ， 称中央重新起用毛泽东是为了借重毛之独特军事才能， 摆脱当时困境。博古并强调说：“交权不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他们批准张闻天接班。这个工作必须由你作。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为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决定让陈云也去。你们分开走，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据云此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历时近四个小时， 激切之际， 双双落泪， 可见两人相交之深。后潘遂赴莫斯科。
当潘汉年身负新的中苏联络密码返回延安途中， 因完成王明任务迟返延安数月之久，1936年8月， 毛泽东曾就此事专门评论潘汉年道：“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他，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潘汉年之结密王明集团， 固然有当时王明集团权势独大的原因， 此外，同为文人的 意气相投， 也是重要因素。 也因此， 潘汉年终其一生， 绝非毛之亲信。
潘汉年后来即被长期任派 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主要负责在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的特工工作。在抗战时期， 准确说是1943年， 潘汉年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历史： 秘访汪精卫。
颇有世人谣传潘之访汪， 系得自毛之密令。 毛后来翻脸不认人， 置潘政治生命断送。略为分析， 便知荒谬。此谣最大漏洞， 就是无法解释为什么潘汉年会主动坦白交代此事。 试想， 如果潘密访汪得自毛之密令，而毛又曾为国民党传扬此事亲自辟谣， 则潘密隐此秘， 方为合理。 坦白此事， 除令毛陷入无法自解的难堪之外， 对毛绝不可能有其他良性影响。 其时毛的威信如日中天， 潘为自己政治生命， 绝不会行此蠢事。
然而， 以情理论， 潘之访汪， 又绝不可能是个人头脑发热的莽撞行为。 略有政治经历的人都知道， 私访敌国， 互通有无， 属于确凿的通敌间谍行为， 放到任何时代， 都是不可宽怠而有失人格的行径。 潘作为成熟的政治家 ，如果真的私行此事， 缩头龟尾不露行迹还来不及， 何愚蠢至自露其丑， 遭人唾骂之余， 还要身受终生沦丧之祸。 关键之处在于， 当年毛在延安已经专门唯此辟谣， 潘并没有暴露此丑的危机。
所以， 潘所以坦白此事， 断然因为潘有推诿之由： 就是说， 潘可以把访汪精卫之主要责任， 推给别人。 这个别人， 当然不会是毛泽东， 也不可能是任何如日中天的其他人物， 而只能是潘曾经的正在倒霉的某位领导。
这个领导就是饶漱石。
抗战期间新四军，深陷蒋军、日军、汪伪军之中， 可谓腹背受敌，处境 远比八路军困难， 可谓危如覆卵， 皖南事变就是其集大成者。 时新四军因为全力防范蒋军， 饶漱石作为新四军新任掌门人，为利于新四军生存， 欲与汪日密达成“和平共存、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 而潘汉年正是身负如此重任的使者。 潘汉年曾说：“新四军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要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方面要给新四军有一定的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袭击和破坏铁路交通线。”—— 这正是这个协议的条件。
然而国民党情报机关不是吃闲饭的， 潘汉年秘密接触过汪日之后，国民党特务很快就得到情报，并在报端披露。 时潘汉年矢口否认。 毛泽东也因之而批发了中央的辟谣电报， 文称：“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后来中共建政 ， 此事遂为云烟，如无潘之主动坦白， 几绝无可能再有人翻此旧账。 然有趣的是， 何以潘却非得要坦白此事呢？
原因就在于， 饶漱石是潘的上级， 潘属于饶系列。 当是时也， 正是高饶集团被揭露之际。 一荣即荣一损即损是官场的定理， 饶漱石之倒台，必将累及潘汉年，则潘之丢官降职也势在必然。
然而， 潘也并不是没有丝毫的翻盘机会。 反戈一击就是政治逆境中脱困的常见招数。
鉴于毛对国民党揭潘会汪的态度， 很显然， 饶漱石令潘会汪之事， 并未请示中央。 则饶漱石此举， 可谓不可见人的隐秘， 揭露出来， 无异于对政治困境中饶漱石又下一重石， 因而博得其政敌之欢心。 当然， 会汪日之事， 虽令出于饶漱石， 潘汉年也脱不了干系， 因为他毕竟是执行者。 所以潘汉年此举， 实在是有冒险的成分的。 然而潘历搞特工政治，素来习惯了冒险， 也 深知冒险是搞政治的必修课， 况且此事主责在饶， 面对丢官降职的必然命运，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 ！
应该说， 潘的坦白确实改变了饶漱石的命运。 本来， 在高饶败事后， 毛泽东与中共高层最初研究的对高岗、饶漱石的处理，还是相当宽的， 不过是撤销高岗和饶漱石在中央的职务，保留党籍，降级使用， 给予相当待遇和出路而已。
待潘坦白之后， 饶漱石定性顿然升级， 饶漱石从此众生软禁， 宣布了政治生命死亡。
然而， 潘最终还是失算了。 潘的失算， 在于误判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高饶的政敌刘少奇， 其实并非毛的队友。 打倒高饶， 毛实出于不得已。因此， 潘对饶漱石之反戈一击， 并非对毛的支持。 而毛虽在高饶问题上有失算之处， 但毛并未因此而失去掌控中国政治的权威。 政治走势， 还是取决于毛而非刘。 毛素来极为重用胆识之士， 而对下属结团成伙自行其事极为警惕， 更厌恶政治上的投机和不敢担当。 比如张春桥敢冒政治巨险而否定中央决议， 私自承认上海工人入京请愿为革命行为， 毛立即青眼有加， 终生看重。 而一旦毛看到投机和政治不能担当的下属， 虽亲信毛也不惜剪灭。 比如文革中曾经得势一时的姚登山王力， 就是因为火烧英国大使馆代办处危机时甘做缩头乌龟不敢担当， 而立遭剪除。 潘的坦白， 恰恰犯了毛的这两个大忌， 其冒险失算， 实也必然！ 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 此之谓也！可发一叹！
（本文是参考多篇网络文字， 尤《高岗事件始末》一书脉络， 敷衍成篇， 不敢掠美， 特为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