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一篇辩证逄先知反驳戚本禹的文章， 题目是 《看逄先知如何反驳戚本禹——比较特权逻辑和草根逻辑之间的歧异 》， 作者老田。 原文出处： http://www.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31618
因原文过于冗长， 故笔者做了删节， 但看起来还是太长了一点， 但如再行删节， 就再难体现原文的精髓， 所以也只能如此， 用以就正网友 所转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一文。
文中标题是笔者总结原作者文意而加的。 标题下文字属原文， 欢迎大家对此文进行批判。 ）
一、逄先知文章呈现的居高临下的审罪心理优势并无根据
逄先知等人一开篇就气势夺人，说戚本禹是一个罪犯，“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还说“戚本禹犯罪事实，人所共知，件件落实。”（上部分P20）通过宣布戚本禹为犯罪分子，然后就逄先知获得了对待罪犯的空前心理优势，
不过，逄先知先生应该能够接触到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其中明确规定：对于当时政策和法律不认为犯罪的事实是不能够作为犯罪来看待的。坛 - "http://washeng.net"
而逄先知因为其对法律的无知， 而造成的不尊重论敌人格的心理， 必然延伸到对于事实和逻辑的不尊重
二、能因为毛看了曾希圣的电报流泪，就确定戚本禹说谎邀功吗？
戚本禹回忆录说毛主席是看了他上送的材料之后，为毒蛇咬死的农民而流泪了。逄先知的反驳说这是看了曾希圣的电报流泪的，这个反驳在逻辑上不够周延，为了推理周延需要增加一个小前提：毛泽东只为此流泪过一次，而这一次流泪是在看到曾希圣电报时流泪的，据此才能够得出逻辑周延的结论——戚本禹说了假话。因为推理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小前提，因此就不足以驳倒戚本禹，在逻辑上还遗留了这样一个空白：毛主席可能不止一次流泪。（上部分P22-23） ..
三. 戚 参与编辑毛选集问题
由于极度忽视逻辑要求，在反驳戚本禹参编毛泽东选集时也一样出现了漏洞，戚本禹说自己参加过1-3卷的文章编辑过程。逄先知的反驳却说直到1953年才出版完毕，在时间上戚本禹有着“不在场”的证据，这个不在场的证据其实是无效的，其间的逻辑漏洞是：如果假定编辑过程是在编完一卷（或一篇）之后才进行下一卷（或一篇）的编辑作业，否则的话，完全有可能是先全部过一遍再逐次完成。逄先知要进行逻辑周密的反驳，需要指出一个从头到尾都只存在着严格按照顺序进行编辑作业的史实，某月某日只进行到某卷某篇，此后戚本禹就没有参加了，我们很遗憾地看到，逄先知先生没有提供这样的史实。
四、小人物大人物问题
（月潜按： 国人盲目否定小人物而盲目崇拜大人物的奴性痼疾非逄先知所独有！）
在另外一处，逄先知等人似乎说“没有权力就没有智慧和发现问题的能力”，这个说法很容易在草根读者那里激起反感。逄先知等人是这样说的：“在戚本禹笔下，在解决群众失业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连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还有那么多中央委员，都不如戚本禹这个‘小秘书’，太狂妄了吧！”（上部分P27）这段话的言下之意，好像只有大人物才有慧眼能够洞察世事，真理永远是跟着权力和地位走的，逄先知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真很让人疑惑不解？！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1973年推动解决知青问题的肇因，就是基于一个比戚本禹还要小的人物——福建一位小学教师李庆霖来信。
更何况，毛主席自己始终坚持中央决策机关只是一个加工厂而不是设计院，只能够加工来自群众的材料，而逄先知等人在决策方面如果真是持有这个观点的话，应该说是与毛泽东本人的认识是尖锐对立的。这一次由逄先知领衔的作者群体中间，还有几位的工作性质都是要将来自民间的“加工材料”上送毛主席，难道每一次上送的材料都是在周总理等老革命家和中央委员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才上送的吗？如果接触到一件老革命家和中央委员未能及时知情的材料，是不是就会坚决拒绝上送呢？
逄先知还把自己的观点，不加甄别地当做事实推荐给读者，他根据自己的想象认为刘少奇不可能以“将军”式的口气对毛主席发问，并把这个作为事实去反驳戚本禹，应该说这是违背草根逻辑要求的。更进一步，逄先知说毛主席也没有在回答中间提到张霖之等名字，还说戚本禹是根据不实的材料“演义出”一个毛刘对话内容。（下部分P5-6）但根据刘源的回忆，这个事情是切实存在的。逄先知说戚本禹是依据“不实的材料”——大概是指刘源的回忆内容不真。鉴于刘源的材料在国内公开出版已经十多年了，逄先知及其文献研究室的手下都没有出面反驳，无疑已经赢得了部分社会公众的信任；这一次因为戚本禹回忆录提到相关内容，就轻描淡写地还不加辩驳就说这是假材料，这可能会给读者留下不好的印象，要是假材料一出来逄先知等人就立即公开反驳，显然就能够赢得读者更高程度的信任。
据刘源等人回忆：“根据刘少奇向刘源的简述，以及‘文革’后安子文同志对刘源的三次回忆来论述。”“刘少奇仍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王光美，刘源等著;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15-116页】
五、戚本禹到底在四川种过试验田问题
为反驳戚本禹说毛主席吩咐他们下去种试验田的事情， 逄先知提供了另外的说法：“当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带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调查，了解农村情况，整顿人民公社，贯彻刚刚闭幕的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压根儿就没提过什么种试验田的问题。”（中部分P23）对于这个说法，逄先知还搜集了的其他证人和证言，并使用了很大篇幅选载了自己当时的工作日记。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逄先知反驳说根本不存在种试验田一事，优势是有其他人的证言。戚本禹说毛主席要求下去种试验田，优势是时间方面存在着无法伪造的“情理”——一个小地方的调查和落实政策工作无论如何都不需要花费半年时间那么长，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第二例那么长时间的单纯调查——下去的时间从2月-8月持续半年之久。当然，如果逄先知先生能够找几个五六个月时间“只”进行调查和落实政策的例子，就能够更好地让人相信：戚本禹在那里呆了半年不是种试验田。四川人士王东渝先生2012年曾经陪同戚本禹回访当地，当地人还带戚本禹去看过当年他种的那块试验田。[ 东夫：一个“中右”眼中的戚本禹，网址：http://www.wyzxwk.com/Article/cpers/2016/12/374195.html]
逄先知反驳了半天，浪费了大量的篇幅，并不能改变戚本禹在一个地方呆满了半年而且也种过试验田的事实， 当地农民的证人和证言，使人不免认为戚本禹的说法更为可信。至多， 认真的读者 也不过存疑：毛主席可能说过种试验田但除了戚本禹其他人都没有去种吧！
六， 戚本禹成名是因为投机取巧问题
逄先知说戚本禹“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这上面做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连篇累犊地发表言词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跃升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高位。”逄还说邓小平说戚本禹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下部分P3），经查邓小平说这个话是在1965年3月，此时戚本禹还只公开发表过两篇批评罗尔纲等人甩开关键文献捏造“李秀成伪降说”的文章。这就十分让人疑惑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罗尔纲等人的伪降说是站不住的，而戚本禹从关键文献出发认定李秀成晚节有亏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一点至今没有看到有人在学术上完成“翻案”。逄先知作为正部级党史国史研究机构的长期负责人，在发表议论的时候完全以人划线——戚本禹是坏人所以他说的一切都是错的，缺乏对史实的起码敬畏之心，如果带着这种心态去研究党史国史，那天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顺便说一下，所谓投机一般是指“试图只花较少的功夫就想要获得较大的收获”，像戚本禹那样在工作之余积十数年的苦读功夫，才获得与拥有最顶级话语权的教授们对话的初步资格，这种付出极高投入且收益没谱的事情，还要说成是投机就太过分了，说明逄先知先生对于投机的概念过于不尊重，因为当了大官说起话来就有点信口开河了，戚本禹这种情况只能够作为好学精思的榜样。顺便说一下，戚本禹用自己的漫长一生，准确地阐释了什么叫做坚决不投机，逄先知还这么公开随意地攻击他，只能够有害于自己的声望。在草根逻辑看来，追求低投入条件下的高产出那是需要条件的，例如很多太子党或者依附于权势的人，就是为了获得这个条件同时也表现出这个德性，反过来，愿意为低收益付出极高投入的人，意味着他愿意接受相当数量的“无收益的投入”，意味着他必将是一个有助于同伴的人如同雷锋那样，也就是德性相对完善的人。
对于草根逻辑而言，历史长河中间的时间是单向流动的和不可逆的，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够成为在先事件的原因。但是在逄先知那里，在历史长河中间时间是任意可逆的，后面发生的事情可以用以解释在前事件的原因，上面这段话就非常典型：似乎戚本禹预先知道要搞文化大革命似的，所谓连篇累牍发表文章的事实也是发生在他成为文革小组成员之后的事情，邓小平在1965年3月恐怕还不可能关注到只公开发表两篇文章的戚本禹吧，逄先知把这些在后的事实都罗列起来说明在先的事项，这种学风实在是叫人遗憾。
七、 逄先知反驳文章以细节纠缠而掩盖实质歧义
逄先知的反驳文章，纠缠于细节和事实，实际上他与戚本禹的实质分歧在于方法论的分歧。
在文革的系列政治博弈演变中间，是先有了彭真为“死保吴晗”（毛泽东语）拉着中宣部为吴晗个人出台政策，要搞“有计划地造成一场混战”（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陪斗）和“对左派整风”的《二月提纲》，然后才有《五一六通知》把他们称为党阀和学阀；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先领着高官们和工作组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然后才有文革小组出面支持造反派组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先有了“二月逆流”时期的许多省区军队出面搞镇压反革命，然后才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逄先知与戚本禹的主要分歧是方法论的分歧，逄先知不承认矛盾是内在的，尤其是不承认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文革乃至于整个毛时代的黑暗表现，因而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批判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成员对于群众批评权的支持。正是因为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黑暗表现一笔勾销了，逄先知等人才能够心安理得地宣传那个“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文革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对矛盾论的方法论背叛。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间，贯彻全书的思路是对于官老爷蜕化变质的格格不入，反过来，官老爷们看不惯戚本禹也毫不奇怪，对于这一点，只要认真阅读回忆录就不难发现，逄先知等人在反驳戚本禹的文章中间，多次强调戚本禹不得宠，这是从反面证成了回忆录的真实性。但是，逄先知等人只要是逮到了机会，就说戚本禹如何不怎么样，好像这就反驳了戚本禹似的，这可能反映了一种他们自己完全不同于戚本禹的心态：有且只有得到上级的倚重才算是成功的官场生涯，而戚本禹回忆录的自我肯定完全不符合这个标准。其实，选择成为官场中间的“不合群人士”，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人呀，后来官学机构里头的学官们不是长期强调毛泽东背离了八大领导集体，发展了个人专断么？文革史学者徐海亮曾经当面对戚本禹说过：按照官场的标准你就是右派，因为你总是损害官老爷们的利益，1958年打你右派没有打成是被毛主席破坏了，后来那些人当权你还是回到右派和反革命的正确位置上了。 ..
戚本禹回忆录的史学旨趣非常明确，作为亲历者需要对重大政治和历史事件的各种流行解释进行回应。戚本禹回忆录的力量及其能够让人信服的原因也在于此。戚本禹通过对反右扩大化的记述，让读者看到了共产党高层对于群众的批评权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毛主席欢迎群众的批评权并把这个视为保证执政党服务方向的唯一纠偏力量，但是，党内高层许多人却反过来前后一贯地对群众的批评权进行镇压。
在1957年毛泽东《正处》讲话前后，中国政治生活中间的大事是：先有毛主席号召开门整风，后来出现的恶劣情况是反右扩大化——各级各地的当权派把给自己提意见的人打成了“扩大化的”右派。事实表明，开门整风经过反右扩大化之后，完全走向了反面。对于这个转折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反共自由派人士认为：所谓开门整风是假的，毛泽东一开始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目的就是要打击右派。这个说法流传了很多年，戚本禹回忆录中间通过对正处讲话的回顾，提出一个解释：毛泽东对于开门整风是真诚的，而反右扩大化乃至于反右本身来自于另外的政治动力。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逄先知等人的反驳文字，没有回应那个广泛流传的推测，而是强调正处讲话及其修改都出自毛泽东本意，这个反驳无法回应各种对开门整风到底是真还是假的疑问。逄先知等人反驳的重点，想要抹杀开门整风和反右扩大化之间的巨大差别，表面是争论关于正处讲话的修改问题，背后的实质是追问反右扩大化是从哪儿来的？戚本禹提供的解释空间是党内高官对毛泽东的压力，逄先知等人则竭力否定这一点。逄先知这种反驳特别缺乏说服力的原因还在于：共产党执政时间很长，高官们的态度不只是在反右扩大化问题上表现过一次，后续的文革中间又有更多更集中的表现，镇压群众的批评权应该说是文革十年前后一贯的重大事实。由于文革参与群体的广泛性，很多人亲眼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是支持群众批评权的，反过来，逄先知所竭力为之辩护的高官们则反过来对群众进行强力镇压，这个后来重大历史过程中间昭示的差异，反过来能够帮助人们理解1957年高层是否存在着不同政见，文革甚至还能够帮助人们思考和权衡：与大多数高官的意见对立会造成多大的后果，1957年是否存在着毛泽东把支持群众批评权进行到底的条件？
逄先知的反驳，漠视官场对于群众批评权的一贯态度，试图把一件事一件事孤立起来看待，这特别没有说服力而且也很难让人相信。因为反右派及其扩大化事件，民间的亲历者非常多，现在还活着的武汉水院的张建成老师就是亲历者，他当时在北京的华北水电学校任职，据他当时所了解的情况，竭力搞反右扩大化的高官就是邓小平和彭真，到处作报告推动反右，还搞了按单位下右派指标。刘少奇的秘书邓力群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间，也强调了书记处的责任。（邓力群：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1999年6月21日）
在逄先知那里，共产党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权组织，其执行层次的作用为零，领导人的偏好或者思路就足以决定事情本身的最后结果，这种解释范式很难让人满意。邓力群在回顾反右扩大化时，就比逄先知思考问题多了一个执行监督的层次，对照一下邓力群的看法是有价值的：“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4千人，后来扩大到8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10万人，实际上搞了55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更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毛主席始终主张群众有着对于干部的批评权，1930年就在红军连队里搞过整风——让战士起来批评连排长（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这一点戚本禹是发自内心支持的，这还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始终见之于行动的。1958年他因为批评自己的上级，因此差点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起来之后，他作为文革小组成员始终是出面支持群众对于当权派的批评权的，这一点前后一贯，毫无疑问。在思想上，戚本禹是不相信毛泽东发起开门整风是为了引蛇出洞的，因此，根据他个人的体会，认定毛泽东号召开门整风的和正处讲话都是真诚的：需要群众的批评意见来帮助共产党官员改正错误和作风。而逄先知等人没有读懂这些关键事实，陷入为反驳而反驳的浅薄语言游戏，完全不回应重大历史和政治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推测。
在批评权问题上，逄先知显然是有着不同政见的，在这个不同政见里，没有了群众的批评权的地位，所以逄先知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无法理解，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江青和文革小组要支持群众的批评权，尤为搞笑的是逄先知竟然把群众行使批评权的局面说成是“万马齐喑”，这只能说逄先知打心眼里认定：凡属损害官员绝对话语权的一切都是绝对的不正当，因此群众批评权因其客观上损害了官员话语权所以需要彻底否定——彻底否定的逻辑含义就是等于零：“从上述戚本禹的一系列‘回忆’中，人们会感到很奇怪，一个掌握‘文革小组’实际大权的江青，一个搞极‘左’大批判的急先锋戚本禹，怎么忽然都‘开明’起来了，说什么毛主席《正处》的原来讲话，造成一种宽松的气候，出现了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好事；什么毛主席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什么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等等。说得多么好听啊！请问戚本禹，这些话，不管是你自己的，还是借江青之口说出来的，怎么在‘文革’中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呢？那时，全国被你们这些人搞得万马齐喑、人人自危，哪里有什么‘双百’方针，哪里有什么宽松的政治气候。”（上部分P31）
我个人相信逄先知先生是真诚的，真诚在于他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改变，打心眼里认定只有权力才有智慧并认识真理，普通老百姓都是阿斗群氓，因此，只要是让老百姓发声哪怕是音量惊天动地，也是一文不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戚本禹作为文革小组成员支持群众组织起来对当权派行使批评权，完全是罪大恶极。
八、戚本禹的历史责任感和古君子遗风
在戚本禹回忆录中间，他虽然批评了很多人，但并不是因为私仇，而是出于公义，这是他的历史责任感所在；在老田访谈时，追问出很多真正具有爆炸性的材料，这在回忆录中间并没有收录，这是其古君子遗风所在。
比如， 在田家英自杀问题上，逄先知先后提供了两个意涵完全相反的说法，先说“戚本禹故意回避问题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两个错误。在当时来说，这两个错误对田家英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经从别人那里知道，中央已经将彭、罗、陆、杨定为反党集团。他很紧张。”照这么一说，好像田家英是因为政治压力大才自杀了；但在后文中间，逄先知引用他所得知的毛主席看法“田家英要是不自杀，也没有什么。”（下部分P7）这个意思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政治问题或者责任，需要以自杀来逃避，这是很符合政治现实的判断，第二号走资派因为没有大的历史问题，不是在赋闲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出来当大官了吗？
老田曾经当面问过戚本禹，田家英自杀到底是不是政治原因，戚本禹说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只有田家英自己知道，不过，当时确实有其他方面的巨大压力，因为田家英的倒台有些非政治方面的问题有可能被揭发出来，这在当时会很严重，导致一个人无颜立足。戚本禹提到：后来有一位田的亲密下属在揭发田家英时特别积极，这个人在揭发田家英时说：古人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他就是怀着与田家英的不共戴天之仇来揭发问题的；据戚本禹回忆，此人揭发内容在政治上没有被完全采信，但产生的非政治后果极为严重，有一位初中生因为有人向其泄露了揭发内容而自杀。这些可能会有的揭发内容及其严重后果，田家英应该是能够预先估计到的，这应该是他决心弃世的重要因素之一。出于尊重逝者，戚本禹没有在书中写入这些爆炸性内容以赚取眼球，还嘱咐笔者不要轻易公开这些内容。
自2006年与其相识，老田曾经数次访问过戚本禹，以期对文革这段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对于逄先知这样一位后来非同等闲的老同事，戚本禹甚至怀有一定的悲悯和同情，他说不管一个人怎么样随着历史转折而变化自己的观点，但是其基本的尊严都应该得到尊重。戚本禹还提到，逄先知和他自己都算是毛主席的书童出身，都有近距离接触主席思想的条件，但是选择了非常不同的走向。戚本禹很赞成毛主席临终之前的说法：一百年一千年之后还要不要革命，学生、小官不愿意大人物压他们，还是要革命的。逄先知本人就是受到大人物严重损害的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有必要，就是与大人物欺压小人物，让小人物甚至怀有不共戴天之仇这样的事实分不开的。戚本禹自己说，除了未遂的八司马事件外，他在官场中间受到的损害远没有个别同事大。
缺乏公平和正义，这有时候导致一种机会主义选择，在阅读《胡耀邦传》的时候产生强烈的感慨；1965年胡耀邦在陕西坚持正确的“四清政策”，批评刘澜涛等人跟随刘少奇搞极左，结果反而受到批判并被边缘化，他回到北京之后想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在上级那里获得正义，结果在邓小平那里受到冷遇，这一次的经历促使他想到一个高招“加入强势群体的圈子”，然后就能够像刘澜涛那样获得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正义，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1975年“拼了一点老命”去搞右倾翻案风，成为所谓的“四大金刚”之一。今天很多都认为这才是聪明人的选择，胡耀邦就这样被成功地“规训”过去了，这是一个人寻求个人处境改变的例子，但是这样一种解放思路也不是完全靠谱的，古人有言：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有效的规训产生一种世界观的革命，就像毛主席在1942年说的那样：思想感情起了变化，此后有些人就认定唯权力和权势者是从，恶性发展到最后是在认识论方面把所有的价值都赋予给权势。
在戚本禹看来，不管是尊严受到权势人物的损害，还是反过来，个人因为权势地位的诱惑而迷失本心，都不是正常的社会生存条件，都是需要“拨乱反正”的。孟子说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其实是一种心灵得到解放的状态，但是，个人创造条件求得个体解放是难于达到和维持的，因此，革命及其对于矛盾主要方面的黑暗面的批判，都是为多数人求得解放的努力方向，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巨大的投入甚至是牺牲。据戚本禹回忆，他当时的直接上级陈伯达，就因为文革小组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出面支持群众的批评权，老是得罪官场权势人物，担心自己受到官场大人物敌视最后没有好下场，为规避风险计，最后陈伯达作出了投靠林彪的选择。与陈伯达和胡耀邦的聪明选择不同，戚本禹做了一个愚蠢的选择，加入毛泽东一边，走上为所有人求得解放的事业，这一事业风险巨大且道路漫长，最后，他成为一个在这条路上跋涉一生而至死不悔的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