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两会”中国人民的希望在哪里?
(2010-03-14 14: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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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两会”快要结束了,该举手的会举手,该表决的会表决,该圆满的会圆满,但是,热闹过后,冷静下来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发现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是:老百姓多年以来最为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是要年复一年的重复拖下去,仍然看不到妥善解决的希望。我们不妨理性的盘点一下“两会”留下的几个老大难问题,之所以说是老大难是因为这些问题拖得太久了,这些问题一年一年地在挑战着人民的心理存受底线。
第一个问题:“三公消费”怎么办?还要等多久?
据参加两会的湖北代表叶青透露:中国目前拥有公车超过230万辆。简单推算一下,按现有公车拥有量,一年的公车消费不低于3000亿:给公务车开车的司机,全国平均来算,人均薪水和其它福利开支不会低于5万元/人,车辆维护费(含保险、保养、修理、汽油)每台车不会低于5万元,因为公车的档次一般都相对较高,使用率也很高,实际有可能超过这个数字,据前不久公布的新公务车年购置量近两年都超过了18万辆以上,就按这个数计算,估计新车购置费也将达350亿元以上(新车按保守均价15万元/台,办完手续、做完装饰估计每台不低于5万元 /台),这样算下来,光公车消费一项,中国政府要支出大约2800亿元左右。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大概要多少呢?据2006年媒体披露的数据是不低于 6000亿元,总体加起来约为9000亿左右,财政部官员虽然承认数字很大但不承认有那么多,他们说自己心中也没数,从这些年来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当中没有将“三公消费”透明化的实事来讲,老百姓有理由怀疑这个数字是庞大的,否则,公布出来不是更好吗,既可以为官员正名,又可以封住造谣者的嘴巴。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另一组9000亿:全国义务教育经费约为1800亿左右(2009年),全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约为3000亿(2009年),国防支出约为4700亿(2009年)。
对比这两组9000亿,我们该作何感想?“三公消费”足可以抵得上中国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如果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够站以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是否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内疚?将官员薪水以外额外消费的9000亿用到国计民生所及需的那三件大事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正面效果呢?当然,我这种说法也是建立在社会整体清廉的基础之上,如果有人要贪污教育经费、保障经费和军费那是另一个要打击的层面,我相信如果政府能够堵得住“三公消费”也就堵得住国计民生领域的腐败,之所以“三公消费”二十多年来让老百姓深恶痛绝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浪费的是钱,更大的危害在于它腐蚀了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腐蚀了整个官场的道德体系,它腐蚀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今年的“两会”为什么还是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这场争论?我看主要还是反腐败的决心不够,多少好的成熟经验我们不学,中国的官员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不愿意与国际接轨,他们就是要用中国的“人之常情”和 “礼尚往来”为腐败开脱,虽然今年“两会”上有不少官员答应要尽量减少“三公消费”,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坚决刹住这股歪风,但是,估计很难让人信服,因为这样的狠话又不是第一次放出来,听多了也就腻了,该吃的吃,你不吃还不行,该玩的玩,你不去玩还当不上官,该游的游,你不去游纯属浪费指标。
为什么“三公消费”久治不愈呢?我分析了一下,大至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原因是政府的预算权力过大,预算由政府执定本是权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但是,合不合理就不能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人大代表讨论了几十年,为什么就不能把“三公消费”的预算给砍下来呢?在“两会”中,还没有看到通不过的财政预算;第二原因是政府的行政权力过大,行政权力过大并且得不到有效约束,腐败就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想腐败政府官员的人其实都是看上官员手中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钱和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他消费多少,谁能奈何于他?第三原因是“人大”缺位,如今的“人大”在很多问题上放弃了《宪法》赋予给他们的监督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政府的预算不亏待“人大”的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它合不合理,如果真是依法履行了自己职责的话,如此巨额的“三公消费”岂能年复一年的放任不管呢?我可以肯定地讲,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有这种现象,而是不愿意、不敢面对这种现实,甚至自己也已经参与到这个进程当中了。
胡总书记可以亲自包饺子、可以只吃“四菜一汤”,温总理可以餐餐几碟小菜,而那么多的昏官为什么要“海吃海喝”的呢?你们对得起党和政府、对得起人民吗?
不砍掉“三公消费”就难言“重视民生”。不砍掉“三公消费”就搬不掉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
“三公消费”怎么办?是一年一年往下砍,还是快刀斩乱麻,彻底跟腐败说再见?人民瞪大双眼看着,一年一年的砍,我看要砍多少年?快刀斩乱麻,谁又敢挥出这一刀?
第二个问题:“官员财产申报”是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
虽然我也多次提到过“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但是,从内心来讲,说实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本次“两会”的讨论大家都看到了,什么“时机不成熟”啦,什么涉及面太大影响稳定啦,什么计时点不好确定啦等等等等,反正就是现在不想搞,当然,令人稍带安慰的一件事情是全国人大有官员出来说有可能要对公务人员财产申报立法,这是失望之中的一点希望,但是,各位朋友,你们不要太高兴,我先提醒你们,立法并非就解决问题了,也许他们所立的法根本就不是老百姓想要的法,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官员财产申报”必须一步到位》,如果搞循序渐进的立法绝对是空欢喜一场,1995年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作用?循序渐进了十多年就是不见进一步,你怎么办?如果想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立法考虑上必须与反腐败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的《财产申报法》完全接轨,在这个问题上搞不得“特色论”,一搞“特色”就变形走样,一搞“特色”就会让老百姓大失所望。再说要立法,争论如此之大的立法,你知道得花多少年?“马拉松式”立法能行吗?我希望法学专家不要出来说:先一步步来,以后取得经验再修法、再完善。我可不喜欢听,等它十年八年再完善,老百姓心都会气肿去,谁去闹还可能闹出个“刁民”戴在头上,还有可能被跨省......谁敢闹啊?只有“良法”才是利民的,“恶法”不但不利民,反而害民,不要也罢,《物权法》有了,能敌得过《拆迁条例》吗?
有人说要等到时机成熟,什么叫成熟?腐败现在是前赴后继的,没有一个断点,你怎么判断时机成熟了?至于起点的问题更荒唐,腐败就是腐败,如果没有腐败,从什么时候起点有关系吗?腐败如果存在,该从何时起呢?该从谁切断呢?这只是个笑话。从来都没有一个所谓成熟的时机,只差一个敢下决心的时机。原审计局长李金华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有些官员财产不多但子女财产很多。
有人说法不责众,一旦真的涉及面太广了,会影响稳定,我就不相信这一点,道理很简单:中国不缺人,不能说贪官倒下了,中国就乱了。老百姓不会因为众多腐败被亮相了就要故意搞出乱子,倒下一个腐败分子,就有一个良民机会来了,倒下一群贪官,就上一批清官,老百姓何必要自己坏了自己的好事呢?老百姓是没有那么笨的。按某些专家的理论,中国永远都不要反腐败,既然人太多了,就腐下去算了吧。这些专家其实是坏透顶的人,他们实际上想让中国坏掉,他们想把中国绑架在贪官身上,这一点是很恶毒的。
我以后会逐步少谈这个话题,因为没有解决“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根本性问题之前,申报不申报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申报了又能怎么样?你能奈何谁呢?人民没决定权,申报了也就多受一场气而已。
这个问题需要党中央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做一个让人民满意的决定。
第三个问题:“两会代表”的产生什么时候可以回归正道?
本次“两会”提到过修改《选举法》的问题,强调了多个方面的公平性,斩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进步,值得庆贺一下,但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不是以后的进步到底有多大,我想说的是,就算按现在的《选举法》,是否就真实依法行事了呢?这些“两会代表”到底是如何进到北京开会的?他们到底是谁投票让他们当代表的?老百姓看的“官员比例高、明星比例高、资本家比例高”是不是正常现象?难道说这些人都是通过选票上去的吗?至少北京大学的丁伟岳院士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被选出来的,因为他自己当选代表自己都不知道,这叫什么回事?不管是你运动员还是演员,只要你一出名,你就可以上北京开会了,这又是谁决定的事?企业老板,不管你怎么想的,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只要你钱多了,你就自然可以上北京开会,这又是现行《选举法》中哪一条规定的?
未来的新《选举法》如果不能解决好“什么人才够资格当代表,代表应该代表谁”的问题,无论条文上规定得多么公平,最后都是形式而已,老百姓想选的人总会“被选不上”,不想选的人反复投几次票就上去了,新的《选举法》最核心的要素应当是还权于民。
“一当官就代表、一有钱就代表、一出名就代表”何时终结?我们只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不爱看这“三个代表”。
第四个问题:对“两高”的失望和对“打黑”的叹息!
无论是中央的“两会”代表还是普通人民群众,近几年来对“两高”的工作都是极度不满意的,今年还不例外,到底是为什么?有多少领导愿意直面这个大问题?
看 “两高”的工作,无须长篇大论,只要看两个方面足矣!一方面看社会现实:黑、恶、拐、毒、贪、淫、抢、杀等日益猖獗说明司法的威慑力在一步步滑向失效的边缘,人民对司法的信心在一步步减弱;另一方面看高官的表态,今年的两会我想通过“两高”的两位副院长的话可看出很多端倪,一位最高检的副检查长(不点名,大家可查两会记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这样的对话:记者问他对重庆打黑除恶有什么看法,他的回答是中国司法的重点维稳,当然也支持打黑,并且中国打黑已经有七八年了。一位最高法的副院长在谈到网民表达观点时有这样一个说法:网民通过网络表达意见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不重视司法就是最大的悲哀。听到两位副院长的话,不知道大家作何解读,听起来不很难听的话到底透露出什么样的指向?我不妨为大家分析一下:
最高检的那位副院长被问及重庆打黑时,他不是正面谈对打黑的态度,而是强调“维稳”才是司法的重点,如果我是中央领导,我会毫无疑问地要批评该官员缺少起码的政治大局观,他的话听起来好象是从大局着想,实际上至少有三个漏洞:一,他把“维稳”放在中国司法的重心有点不正常,中国除极少数地区的确有不稳定的因素,但并不是全国性的,如果说五千年来最和谐的盛世还是把“维稳”放在第一位,那算什么和谐盛世?那媒体天天吆喝的是什么盛世?历史上有哪个盛世是最不稳定的吗?二,如果中国真的现在是把维稳放在第一位,那就说明中国司法这些年来是太失败了,媒体上渲染的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居然让中国人不稳定了,问题出在哪里?不正是司法的缺失吗?一个本该和谐稳定的中国,在“两高”的努力之下怎么就变得要以为维稳为首要任务呢?难道中国的老百姓真的都是刁民?三,那位副院长的回答间接表达了“最高检” 对重庆的态度不是非常积极,如果是积极的,那么,即使司法的重点是维稳,也用不着在回答重庆的问题时要先强调重点是维稳,言下之意是重庆的打黑不是重点,没维稳重要,在某些地区维稳可能是第一位的,但不可能全国都一样,客观的讲法应当是就事论事,如果重庆是正确的,就直接高调支持,如果有不对,也可以直接指出其不对的地方,大可不必把重庆的事情轻描淡写,这是自己给自己留漏洞。再进一步讲,司法的重点为什么是维稳?社会为什么会不稳?原因是什么?不正是黑恶势力猖獗才导致的不稳吗?不正是黑恶势力与官商勾结才导致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吗?打掉了全国的黑恶势力和与之相关的腐败官商,社会能不稳定吗?还需要全国性维稳吗?如果老百姓都安居乐业,谁还想不稳定呢?谁还破坏社会稳定呢?那位副院长实际上是颠倒了“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他不是先治病而是先化妆,以为化妆可以掩盖病情。
最高院的那位副院长的讲法也是不妥的,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在埋怨网友干预司法,埋怨媒体干预司法,实际并不是那么回事,每一次热点群体性事件和热点腐败事件,最后的结果99%都获得了印证,几乎很少属于谣言,即使有那么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网友和媒体揭露的问题官员最后几乎无一不是贪官恶棍,这样的结果说明什么?不正是说明网友的司法水平很高吗?不正是印证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这么高的命中率岂是不尊重司法可以解释的?这样帮助司法部门惩恶扬善还是不尊重司法吗?也许是给司法部门有些压力,但谈不上不尊重司法,更谈不上最大的悲哀!另一方面讲,对于每个事件的最终起诉和审判权都在“两院”,结果也是司法部门作出的结论,如果网友错了,司法部门能冤枉当事人吗?难道说司法人员会按照网友的意见下结论吗?不可能的,如果司法那么轻率,那错的也是司法本身,而不是群众。
对于重庆的“打黑除恶”,如果单从重庆市的领导表态来看,我是有信心的,但是,现在我并没有多大信心,因为从各方面信息表明:重庆很孤单,重庆缺少后盾,重庆也没兄弟声援,大部分资派媒体在想方设法的围攻重庆,想法设法的在为黑恶与贪官制造保护装甲,极力渲染重庆是在搞运动化、搞扩大化,他们借司法公正和人权平等的幌子在保护坏人、打压好人,这样的现实注定将使前期的打黑工作功亏一篑,也使全国的黑恶势力精神振兴,人民注定会面临更多的人身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的司法现状和打黑形势,真希望胡总书记能亲自表态,能果断地向黑恶势力发出总攻讯号,只有这样,人民才会得到一个和谐安定的生活环境,根本就不需要为了维稳而维稳。
第五个问题:房地产的问题到底能不能看到希望?
对于这个问题,之前我已经谈得够多了,2008年我就写了《只要经济不崩溃房价就不可能下跌》的文章,近期我又写了《读懂了任志强就读懂了中国社会的一半》的文章,都是强调在现实执政理念之下房价的顽固性,执政理念不变,多少次强调都是废话,房地产的后台不变,房地产就永远不可能正常。我们不妨再一次简单清理一下近几年来的相关决策:
2004年 2月19日温总理强调支持央行出台措施给房地产降温,但是,当时为了表明新政府与前任政府调控的不同性,特别提出经济不能硬着陆,所以,央行的措施不过是蜻蜓点水,之后房价继续高奏凯歌,2005年政府不得不推出《调控房地产八项措施》,本以为措施一出,药到病除,哪知道事情的发展与老百姓的想法是南辕北辙,房价还是不停的长,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又再次推出《六项措施调控房地产》(简称“国六条”),“国六条”的推出再次又延续了前几次的命运,一年之内,大多数一线城市的房价接近翻番,2007年3 月5日,政府高官又不得不高调要求各部门加强监管调控房价过快上涨,2007年5月17日,温总理亲自强调:房价上涨过快人民有很大意见。不过,结局仍然不理想,房价还是在快速上涨。2008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美国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国很多老百姓都轻松地笑了一次,大家都在想:这一次看你们地产老板能怎么样,不降价就死定了,老子不买看你们怎么样,世界都没有钱了,中国能例外吗?哈哈,中国的老百姓就是生活在一个特别的国度,世界都没钱了,就中国老板有钱,地产老板照样该贷的贷,该赚的赚,并且赚得比危机之期更容易、更猖狂,到了2009年,很多一线城市甚至一个月内都能上涨 50%,有些省份在某些概念的支撑下一个月房价翻一番,这就不是跌落眼镜的问题,而是可以把人震死的荒唐闹剧,怎么办?2009年底,中央又再次出手了,《国四条》、《国十一条》相继推出,更鼓舞人心的是2010年的“两会”,温总理亲自表态:有信心、有能力把房价控制在合理状态,有信心管好房价。当然,对于什么是“合理”我不太理解,但对总理的能力还是相信的,至少他也有“蜗居”的经历,相信2010年底,老百姓会看到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六个问题:中国的“会风问题”,改了几十年为什么就越改越糟?
过去信息不发达,老百姓对“开会”是怎么开的不太清楚,现在时代不同了,基本上都能略知一二,有些会还没有开,网友大概就可以知道会上要讲什么话了,有些网友还在开会之前虚拟一份大会发言稿,与正稿相比差别不是很大,除开数据上的误差,其余部分都象套公式一样简单,有些地方的会是不是好一些呢,非也!各地方开会风都差,甚至发展到秘书根不用写稿子,直接从网上下载得了,这就是个大问题了。
本次两会,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委员勇敢地对“会风问题”作了很好的描述,我且引用一部分看看: “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 “投领导所好,说得好、写得好、唱得好、吹得好”; 不顾条件是否具备、社会是否需要,能否做到,什么都要高级、高端、高标准、高规格,什么都要最大、最快、最优、最佳,什么都要国际一流、世界一流;动不动就是"新口号"、"新概念"、"新思路"、"新规划",动不动就是中心、核心、龙头、高地,动不动就是集群、体系……”。
为什么与会者都要讲套话?为什么开会的人都不敢讲真话?讲真话犯法吗?不犯法,讲真话得罪人吗?有可能得罪,也有可能不得罪,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听真话,要让大家讲真话,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听呢?归根到底还是个“帽子”问题,大部分官员,不管他做到哪一级,内心里总是对上级有恐惧感,深怕说错话,深怕有闪失影响仕途,与其言多必失,不如讲几句套话应付了事,毕竟爱听奉承话的人还是多数,最差也不会导致掉“帽子”。
要想改会风,必须先改“用人制度”,如果让那些天天“三句半”的领导位置不保,自然他就不敢天天当演员了。
第七个问题: “三农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重视。
首先,“转基因主粮”的问题在本次两会上没有得到人民满意的答复,这个问题涉及的不仅是生命安全性问题,而且涉及到农业安全问题,支持转基因主粮的专家认为自己是在捍卫农业种子的安全,但是反对者又认为缺少安全评估和缺少核心技术的盲目推广转基因将会导致人的身体和主粮种子两方面危害中国的安全,到底谁对谁错,我相信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敢轻易下结论,如此剧烈碰撞的问题在两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很说明问题的,要么说明主管人员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么说明“三农问题”根本还没有达到国家战略高度。
其次,有关“农村城镇化”问题,我前期也写了《“农村城镇化”必须科学规划有序推进》的文章,指出了当前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可惜的是,两会代表中,三农方面的代表声音微弱,突出城镇化经济效应的声音远远盖住了那些理性声音,不顾一切的推进城镇化必将为子孙后代留下隐患,也必将使城镇化这项政策留下许多无法弥补的缺陷。
最后,我认为工业反补农业的步子太小,效益太低。“工业反补农业”这个提法已经有很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讲,情况并不理想,取消农业税、种粮补帖都不足以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无法让农民从这些政策中赶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步伐,支持农业决不能只限于 “我们比过去好多少”这个概念上,而应当放在“农民是否跟上时代的脚步”上,其实让我来强调农业到底有多重要是多余的,因为道理太简单了:人只要能吃饱、穿暖也就能活下去了。
工业如何反补农业呢?这个问题我留在我的书中介绍,今天不发表在本文中。
对于“两会”的盘点大概就是上述几点,其它的问题不是不重要,而是没有上升到“影响全民”的角度,所以,我不想逐个论述,来年“两会”是怎么样?大家能作何感想?至少我是很熟悉的,前年、去年的两会我也是这么过来的,所写的文章也几乎相同,为什么?为什么?
中央需要看清现实,需要痛下决心,需要就事关民族存亡的大问题展开讨论并下大力气解决,不能久拖不决,越拖越被动,越早动手得到的拥护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相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切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决策必将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个人坚决拥护党中央铁腕治吏,坚决拥护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人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党中央!
(作者:中南大学孙锡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