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额图：海归的意义

海归的意义

 

索额图

 

中国留学事业始于容闳，如果建庙认祖，容闳应该是我们供奉的祖师爷。容闳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不好讲，但绝不是替曾国藩买了几台机器那么点儿贡献。踏着容闳开创的路走出去又回国的中国人，是近现代中国几乎所有大事的主角，是缔造现代中国的主要智慧泉源和组织力量。如果认为袁世凯或者蒋介石毛泽东是近现代中国的主角，那就是读书人的食顽不化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都是踏着别人的肩膀站起来的，这个“别人”就是一大批海归人仕。不论做教授或做将军，海归们把现代知识和民主或者革命思想化为社会实践，构建了中国近现代经济结构和基础以及社会主流思想，他们辅佐本土的领袖人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更何况，蒋介石也是日本学炮兵出身的。

 

海归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早有人在研究。不论台湾学者或者大陆学者，他们大多从“报效祖国”的角度看海归，好像回来的就是爱国的，只有回来的才是好的，不回来的大概就是天朝弃民了。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些鼓励海归的政策，设了高高的门槛，非教授级或者成功人仕莫入，让人望而却步。这其实是传统的帝王本位思想的延伸，或者是范宗淹爱国法则的滥用，笼统消极，缺乏人性，不符合现代人思想行为习惯，待归人仕不积极，不希罕，不待见，也就难怪人们说，只有混不下去的人才海归呢。

 

在美国各地的街头，各名胜景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出国来考察的团队。不能说都是公费出国旅游来的，他们还是学到了看到了许多东西，并且在中国的许多政策管理中体现出来了，但是，走马观花式的考察，能淘回去多少真正有用的东西是个问号。举个例子，中国现在也搞社保和法定最低工资，和美国的如出一辙，学得像模像样，但是缺胳膊少腿，矛盾百出，全然不得要领，执行起来还是各地各搞各的，面目全非，这就不能怪“政令不出中南海”了，而要怪政策制订者的两把刀水平。其实，一个简单的办法，中国政府就可以拿到西方有关的政策精髓。像万维网一样，中国政府可以向海外学子们发出有关命题的征文启示，我们这些智力过剩闲得慌的业余专业人仕，花上个把月的时间，完全可以拿得出比出国团队质量高得多的研究报告来，中央情报局也不能因为我们写篇应征论文就把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也可以挣点儿外快，至少一篇论文也值一趟回国的机票钱吧。国内的人为什么想不到这个捷径呢？因为他们的决策团队中没有海归，或者只有一些半拉子海归在那儿混名混利而已。

 

没见过有人否认海归们拥有中国社会缺乏的先进的知识和思想。但这是海归的全部意义吗？近现代那么多海归们，他们确实给中国带去了这些先进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的呢？在中国，洋人买办也不少，他们同样也拥有中国社会缺乏的先进的知识和思想，可是为什么改造中国、成为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不是洋人和买办呢？西太后的生活里很早就有许多先进的洋玩艺如相机、汽车、发电机等等，它对中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索额图以为，海归们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并不是他们拥有的中国社会缺乏的先进的知识和思想，而是海归们所特有的把外来的知识和思想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实践能力。这并不是咬文嚼字，其中的确切含义在中国并不一定那么容易为社会或国家认识到，即使在今天的中国还是这样。许多归国才人们的落脚地选择（也许就是指定）了大学，以为先进思想和科学可以度化更多青年，为国家造就更多人才。其实归国人仕们所有的未必是先进的，更不一定是有用的，十个杨振宁讲课，也不过是讲了二十节课，纵使是世界前沿课题，可是在到达前沿前的中间一大段的路还是要靠青年们自己来走，杨振宁帮不了那么多，而中间这段路才是青年们最需要帮助、最难走的路，谁来帮助他们呢？靠腐败教授们、还是闭门造车的学究们吗？

 

海归们跨跃了双重文化，结合了中西知识和思想，他们的知识并不一定也不可能是最先进的（最先进的东西外国人接触不到），但是，他们面对中国现实的时候，他们知道现实的落后与不足，以及别国类似的好的做法，他们可以很自然地找出改进的方法和途径，这就是他们优于本土人仕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能力。海归无须一定是博士教授，即使是普通的程序员工程师，见多识广，办法多，在同等学历水平下，能力必然超出本土人仕，你承认不承认或者愿不愿意承认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玩阴的，海归派当然不是本土派的对手，从袁世凯到毛泽东，从来都如此；从近年海归又铩羽而还者们的经历看，都是如此。

 

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舞台上基本上是海归们主导的，从北洋到国民政府再到红色政权和新中国无不如此。人们习惯于把钱学森、华罗庚一代科学大师们当成海归的杰出代表，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孤木不成林。远的从洋务运动和北洋时代时说起，不论是现代工厂中，还是在舰队领导中，起中坚作用的是一大批一个时期的海归们，而本土人仕们之于事业或战争，许多人居其位，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袁世凯并不保守，中国的的许多第一都是他创造的，包括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个警察局，第一条装电灯的街道，可他没有出国留学，没机会接触西式民主思想，装着满脑子的传统狡猾，放着大好前程的总统不做，走了回头路，让梁启超失望之极，大叹“异哉”。甲午海战中提督丁汝昌受伤，接替指挥的是刘步蟾。我们没有更多资料研究刘步蟾刘海归，但舰队的第二号人物，显然是刘步蟾，而不是邓世昌。而邓少保的打法实在不敢恭维，他不是不知道近战中鱼雷的厉害，他只是把陆战中拚命的打法用到了海战中，结果未及拚命身先死。如果他活着回来，他至少应当受处分的，太后把他树了典型，不等于他做得对，有头脑。如果北洋舰队的管带们都是邓大人这样的本土出身，血液奔腾起来，北洋舰队恐怕当天就会输个精光。不论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的军队中，海归们仍然是骨干，虽然像李云龙们一代战将了得，却是少数，没法提倡，没法推广。刘伯承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自认校长，开始重新训练他的将领们，和当年蒋介石做得一样。蒋介石的留学经历必然使他会认识到，靠传统的计谋与勇猛是打不赢战争的，只有学习外来先进的东西才能立军立国。更不必说新中国本土派与海归派们的天壤之别，本土派们不相信煤只长在山西不长在江苏，新中国的许多工业奇迹都是留苏海归们创造出来的。

 

中国传统社会有个巨大的毛病，重理论，不重实践，尤其不重视两者的结合，师傅总是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门最难课程留给徒弟学生。中国社会并不缺乏智慧，可是有智慧的人太爱惜他们的智慧，大多不愿意把他们陶冶智慧的过程教授给人们，所以我们的知识系统中总是少数高级人才呆在上面，下面是一大片懵懂的、半生不熟的、不中用的“储备”人才。近现代的大批海归们打破了这一陋习，他们重实验，重学科的创立与系统化建设，重教育的过程控制，近代学科的基本门类，如历史、政法、教育学、外交学、军事学、农学、矿务、工艺、商学、船政、理化、数学、地理学、博物学、卫生学、美术、哲学等大多由海归们奠基的，而这些海归并不都是“学成归国”的教授啊！可是在今天的中国教育科研系统，这个传统的问题依然存在，究期原因，恐怕是由于改革没有改到问题的根子，太久了没有注入海归人才，特别是海归中级人才的缘故吧！

 

中国的IT人才不可谓少，可是IT工业为什么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可以行销世界的产品呢？我们缺的还是大批的有实战经验的中间人才。本土人才虽然从课本上学到了技术，可是没有应用需求，许多商业模式见都没见过，你怎么做得出先进的产品？没见过，没做过，又从哪里学来项目管理的经验技术？工业又怎么能上得去？同样是程度员，大陆的和北美的，怎么能是一个水平呢？

 

即使在中国的决策层，封闭隔膜、隔靴骚痒的决策比比皆是，这并非因乏智，而是因为缺乏中西皆通的智囊人才。拿我老索做例证，早在2002年，老索即作文主张从非洲下手找资源，但我们的石油系统反应极慢，迟至2004年才有动作，可是好油区都已被西方石油公司瓜分完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祖宗之法他们不懂吗？就在这一年，当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000亿的时候，老索作文建议，“三千亿外汇储备，留20％做经常外汇结算用，用30％购买欧元，余50％换黄金白金，运回中国”，可那时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决策者不知在想什么，连中美关系的大趋势都看不清楚。如果中国早早动手分摊外汇风险，怎么会有今天的一日丢“四艘航母”的憾事？现在国内反腐，腐败者反腐败，可能吗？如果把反腐进行到底，恐怕没有几个清官剩下，也没有足够的人来管理国家了。可是如果打开政府的大门，让想当官的海归们进来，他们个个两袖清风有余，还有报国的热情和先进理念，心无私小杂念，一旦一代海归形成气候，反腐与效率公正的社会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当年的海归没有把中国变修，难道今天的海归就那么让人不放心？

 

黎叔说：“廿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材”可是雄心勃勃想崛起的中国真得把人材放到国家战略中了吗？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出国留学人数约120万，四分之一回国，这个比例着实低了一些。中国不单支持了美国美元，还支持了美国大批人材！即使中国聘请回去一千个重量级教授，这个比例也不会有多大改变。不改变歧视性的海归政策，海归就不可能多起来。没有大批海归回国，先进的理念就形不成气候，健康的学术和政治气氛就创造不出来，产业商业就走不出内斗的圈圈，传统的倦怠的社会精神面貌就不可能改观，即使人们都发财了，落后愚昧的沉疴烂痒还会翻腾，娶妾未必不是时尚，当官也可试试当皇帝，中国社会即使不出戈尔马乔夫，但也不能保证不出袁世凯。

 

二十世纪，如果没有大批海归回国，中国恐怕早已为洋人买办控制，成为帝国主义的完全的殖民地了。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二十一世纪，如果没有大批海归回国，中国会不会再次为洋人买办控制，成为新帝国主义的赚钱热土？

 

 

 索额图于北美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