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得发也白了、牙也缺了,就是不见金灿灿的诺贝尔奖姗姗来迟。眼见“实在对诺贝尔奖没有期待”的美国九旬老头儿捧回奖章,我们心头怎能不五味翻涌?
没有期待,诺贝尔奖偏偏意外降临;望眼欲穿,却始终与诺贝尔奖天人相隔。这看起来似乎偶然的一个现象,其实正好揭示了我们的思维盲区,正好提醒我们思考一个过去很少注意的问题:在天成和矫取之间,到底应做怎样的选择?
诺贝尔奖从来成色不减,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到此失灵。为什么?因为诺奖只是对自由探索精神的一个荣誉认可,真正的精神成就只能是精神对自己的肯认,也就是精神通过自由自主的活动创造出一个科技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世界奉献给人本身。诺贝尔奖的诸奖项就覆盖了人类的这三个领域。因此,谁主动争取来诺奖并不意味着什么,主动颁发诺奖给谁才意味着什么。前者是矫取,后者乃天成。
矫取者,可以定计划、下指标、给任务、作指示,举国以克之。这适用于捞一把就走的机会主义,却断断乎对不上诺奖的胃口,更是对自由创造精神的扼杀。只可惜如今的中国学术文化圈子,已经走上这条不归路。例如,北大热心于修筑五星级酒店,它的教学楼却出了名的破烂不堪,可想而知,呆在那里的学生们会构思出什么样的东西来。所以,陈平原先生日前警告中国大学急速官僚化的颓势。学术GDP固然是蒸蒸日上,精神自主却岌岌乎殆哉。人们被驱赶着、禁锢着,匍匐在各色权威脚下,内心为偶像所蛊惑,无法轻装上阵。如此这般,怎么还会有人倔强地坚持精神探索呢?温家宝总理去年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清醒地发出锥心之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一语刺破虚假繁荣包裹着的脓疮。
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拿不到诺奖的问题,其实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自由的问题。谁都明白,大师只是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所有大师都善于学习,但都不善于学习循规蹈矩,因为他们个个性格独特,不可复制。在矫取者眼里,他们只是一段段扭曲的人性之材,必欲去之而后快。任何创造都勉强不来,只能靠精神自然生长而成。因此大师不可能被计划出来,诺奖也不可能被计划出来。也就是说,得诺贝尔奖是个自然天成的事。
天成者,不可以定计划、不可以下指标、不可以给任务、不可以作指示,更不可以举国以克之。所有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都得bye-bye。而这主要关乎培养和遴选人才的机制。如果机制僵硬得不容忍任何个性十足的个人,那么它必定淘汰优秀、提举平庸,甚至高捧顽劣。难道能拿这种人去竞争诺贝尔奖吗?如果机制容忍异彩纷呈的个性,必定会选出能撷取知识英华的大师。前者意味着对人的不尊重,因为它出于自己某些特定的偏好,拒不遵循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的普适原则。后者意味着对人的尊重,因为它公平正义,以平等对待一切人为圭臬。这无疑就是我们久久渴盼的文明。
频频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自然流露。获奖是无为而为、无心之得。所以拥有高度文明的美国人成了诺奖竞赛的大赢家。据说武功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在创新这件事上,是不是无奖也胜有奖?
北冥有鱼,化而为鹏,扶摇直上,徙于南冥,一日万里,须得飙风相送。庄子的寓言无非是说,毋以机心对待世事方可成就宏图大业。若我们能多些制度性宽容和超越精神,便是为身边沉默着的天才们鼓风造势。终有一天,他们会御风而行直达天穹。那一刻,远比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闪动的镁光灯更绚烂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