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生途中的很多事情的重要性是当事人在当时无法知晓的。几年或几十年后，我们通常有两种情绪，一是觉得自己当初为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打破头撞破脑袋地去争感到可笑和不值得。另一种是为自己当初轻描淡写地放弃了对自己人生影响如此深远的机会感到惋惜。所以，当我们成熟以后，吃过苦头的我们开始教育比我们年轻的，告诫他们如何如何。可是，有多少年轻人会听你？如同我们当时对待成熟者的劝告一样。
如果中国社会的改革早10年或20年发生，或者这个过程拖迟20年发生，我和杜鹃关系的发展一定很顺利。就像我们研究所的上一辈人，轮着评职称，轮着分房子，轮着换更大的房子。你要混得好，可能轮着等公家给你配车配其它东西。你顺着这个程序来，尽管有时有些怨言，比如和你资历相同的，他住了小三居，而你还是大二居。他评了正研究员，而你还得等几年才能评，因为名额有限等等。可是，这些差异带来的不平不足以动摇你生活的基本东西，例如职业，爱情，甚至生命的取舍。
就在我和杜鹃尽情享受爱情的时候，一个你无法逃避的进程在等着你，那就是如何为以后的小日子做打算。
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子问题。杜鹃在部机关工作，如果她是男性，结婚后拿到住房（不一定是独立单元房）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时北京有个非常不合理的规定，那就是结婚要按男方分房。这样，房子的事情自然是我要奋斗的东西了。
我们研究所文革前院子很大，后来经过和其它部研究院合并，并于文革中期因所谓战备需要被下放到湖北省山区近十年时间。等研究所搬回北京后，发现原来那么大的院子已经被其他单位占去大半了。剩下的又被北三环上的一个立交桥工程切去不少，这样一来，除了办公楼和几座老的宿舍楼外，就没有多大空间了。
后来建了几个高层，又被部里其他单位搞去不少。总体而言吧，住房极为紧张。我们室里有几位结婚好几年了，排队等房非常辛苦，最后才分到和另一家合住的二居室里。
这种两家合住一个单元的事情常有两种问题发生。一个是两家因习惯不同产生小矛盾，然后矛盾慢慢激化，最后两家在公用的客厅，厕所以及厨房领域开始激战。最后闹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有这个这样经历的人曾对我诉苦：“大仙呀，听哥一句话，宁可死，也别和别人合住。”
另一种情形恰好是另一极端。两家处得像一家一样。即使是两个私人领地的卧室也可以随便互串。我们所里就有这样两对夫妇，两个男的像向兄弟一样，两个女的像姐妹一样。后来干脆两家合伙做饭。然后，有段时间，一家的男的出长差在外地搞资料收集，另一家女的到上海去英语培训。剩下的两位不知怎么就勾搭上了。
如此一来，年轻人对单身宿舍楼打起了主意。你要是在宿舍楼搞一间房子结婚，绝对不会有上面在合住单元的事情发生。另外，宿舍楼里热闹，结婚以后你还可以继续享受单身的乐趣。
在我和杜鹃恋爱之前，就有不少人打起了在宿舍楼里独占一间房子的主意。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给总务科科长送礼。一种是本来两人住一间，后来另一个结婚走了，剩下的一个立刻就将媳妇弄过来住上了。
我那个室友是北京户口，所以那个宿舍基本是我的。周末周日，我和杜鹃有了这样一个空间是比较幸运的，尤其是寒冷的冬天。曾有朋友告诉我，他和女朋友由于没地方去，只好溜大街，最后女朋友脚被冻疼得哭起来。
不过，我明显感觉到这个小空间的不稳定性。我的室友比我大，已经在做结婚的准备了。如果他结婚了，所里一定会安排另一个人来。另一个威胁是有人曾想和我的室友说要和他换宿舍，原因是有人想将我的室友换到他房间，从而替代我的单间待遇。
对于第一个威胁，我曾告诉室友：“哥们，你如果要结婚的话，一定提前告诉兄弟。这很重要。”
对于第二个威胁，我也告诉室友千万别答应。这个似乎要安全些，因为我最后还有否决权。我要是不同意，新人不可能进来， 室友当然理解我，他说：“大仙，你放心，我会配合你将这阵地给你保住。”
第二年春天，正当我和杜鹃一同在老家欢度完春节回到北京的时候，室友告诉我他要在五一节结婚了。
祝贺以后，我自然流露了一些不安。室友安慰我：“大仙，别急，想想办法。不是哥们急，而是我女友要出国，必须得领证。”
办法一定是要想的。为此我首先想到结婚。只要我和杜鹃领证了，把新房安在这里，一切都没问题了。
我立刻给杜鹃打了个电话：“丫头，我们结婚吧。你先到你单位开个介绍信，然后我们登记去。”
杜鹃：“你没发烧吧？怎么突然想起结婚了？再说，你求婚也得浪漫点吧，打个电话算啥？还有，还得先征求老人同意呀。我爸对你春节期间和人斗酒很有意见，没准他还不同意你做他女婿呢。”
我说：“情况紧急，需要非常行动。再说我们只是领证，其它以后再说。”然后我把情况给她解释了。
她沉默了一下，说：“还是有点太急了，我心里还没准备好呢。”
“不就是领证吗。领完证你还可以慢慢准备呀。”
“哼，领完证，我还有什么可准备的？你得给我时间。周末跟你细聊吧。”
“没问题，五一之前我们必须搞定。”
我很高兴，心想，怪不得人说坏事能变好事呢。这下好，不仅房间保住了，媳妇马上也有了。
可兴奋的火焰没过几小时就被杜鹃的一个电话给扑灭了：“大仙，我们现在不能结婚。”
“啥？为啥？”
“知道晚婚年龄吗？北京地区男26周岁，女24周岁，不达这个年龄，单位不能开介绍信。你该知道你多大吧？”
我急了：“谁他妈这么规定呀，婚姻法里不是男20，女18吗。你哥和我一样大，孩子都有了，凭啥我就不行？”
杜鹃：“你先别急，急也没用。这样吧，我下班过你那里去。”
晚上我和杜鹃仔细研究了此事。相对于我，杜鹃显得平静些。她说：“别急了，尽管我对你这小空间很感温馨，但我从没想过要在这里过日子。车到山前必有路。”
可是，我不能甘心。尤其想到以后周末周日没有自己的小空间，就更接受不了了。 正路不通，只好走旁门了。
此事不能和杜鹃商量，我料到她一定反对。为此，我又找到张洪。先夸奖了他以前对我和杜鹃恋爱状态的分析，并对自己当时没能理解他那三个策略表示歉意。
张洪笑了：“小事啦，你知道吗，战争史上最伟大的战略一般都是在战争结束后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决策之时很难让人理解的。”
本想说他一通，但除他以外，别人还真不好去商量。所以我说：“这次，哥们又遇到难题了，还让你给分析分析。”
“啊？杜鹃又有变故了？正常的，根据我的观察，恋爱有三关，第一关是第一秒钟，如果第一秒就没看上，基本上就没啥戏了。第二关是第一个月，如果第一个月两人没擦出该有的火花，那也难了。第三是第一个半年，如果两人没有将对方的性格全盘接受，也够呛。”
我打断他：“你有完没完？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让你来，不是让你出主意，只是让你帮我想想细节。”
然后我就给他说了占宿舍的事。我说：“现在问题是，宿舍必须要占，还得用非常手段去占。”
“嗯，怎么去占，想好了？”
“屁话，想好了还找你？我有病呀？”
张洪想了一会：“哈，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对需求的满足有几种方式。一是乞讨，二是偷窃，三是抢掠。”
我心中一亮，但不能表现出来，立刻给他说：“你这人心里太阴暗了，行了，不跟你说了。对了，你要是敢将我占宿舍的想法说出去，别怪我跟你拼命。”
张洪满脸狐疑：“你不是让我给你出谋划策吗，具体策略我还没说呢。”
我一脸严肃：“告诉你别提这事了，你再要提，我真跟你翻脸！好了，我们找人打牌去。”
张洪的“讨”“偷”“抢”三招的头两招我都是玩不来的。管集体宿舍的是总务处。处长叫赵留根，是个转业军人。此人平时办事就忒让人不舒服，时不时到宿舍楼来给单身们找麻烦。曾有几次因查电炉的事情我还跟他吵过。让我给他送礼，求他可怜我，打死我也不干。
第二招“偷”的战略根本不存在。我已经住在这里了，我不需要偷。不过我必须得防止别人来偷我。
让我兴奋的是第三招“抢”，我理解过来那就是强占。为此我暗自做好了一切准备，单等五一节到来。
如果中国社会的改革早10年或20年发生，或者这个过程拖迟20年发生，我和杜鹃关系的发展一定很顺利。就像我们研究所的上一辈人，轮着评职称，轮着分房子，轮着换更大的房子。你要混得好，可能轮着等公家给你配车配其它东西。你顺着这个程序来，尽管有时有些怨言，比如和你资历相同的，他住了小三居，而你还是大二居。他评了正研究员，而你还得等几年才能评，因为名额有限等等。可是，这些差异带来的不平不足以动摇你生活的基本东西，例如职业，爱情，甚至生命的取舍。
就在我和杜鹃尽情享受爱情的时候，一个你无法逃避的进程在等着你，那就是如何为以后的小日子做打算。
第一个问题就是房子问题。杜鹃在部机关工作，如果她是男性，结婚后拿到住房（不一定是独立单元房）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时北京有个非常不合理的规定，那就是结婚要按男方分房。这样，房子的事情自然是我要奋斗的东西了。
我们研究所文革前院子很大，后来经过和其它部研究院合并，并于文革中期因所谓战备需要被下放到湖北省山区近十年时间。等研究所搬回北京后，发现原来那么大的院子已经被其他单位占去大半了。剩下的又被北三环上的一个立交桥工程切去不少，这样一来，除了办公楼和几座老的宿舍楼外，就没有多大空间了。
后来建了几个高层，又被部里其他单位搞去不少。总体而言吧，住房极为紧张。我们室里有几位结婚好几年了，排队等房非常辛苦，最后才分到和另一家合住的二居室里。
这种两家合住一个单元的事情常有两种问题发生。一个是两家因习惯不同产生小矛盾，然后矛盾慢慢激化，最后两家在公用的客厅，厕所以及厨房领域开始激战。最后闹到不共戴天的地步。有这个这样经历的人曾对我诉苦：“大仙呀，听哥一句话，宁可死，也别和别人合住。”
另一种情形恰好是另一极端。两家处得像一家一样。即使是两个私人领地的卧室也可以随便互串。我们所里就有这样两对夫妇，两个男的像向兄弟一样，两个女的像姐妹一样。后来干脆两家合伙做饭。然后，有段时间，一家的男的出长差在外地搞资料收集，另一家女的到上海去英语培训。剩下的两位不知怎么就勾搭上了。
如此一来，年轻人对单身宿舍楼打起了主意。你要是在宿舍楼搞一间房子结婚，绝对不会有上面在合住单元的事情发生。另外，宿舍楼里热闹，结婚以后你还可以继续享受单身的乐趣。
在我和杜鹃恋爱之前，就有不少人打起了在宿舍楼里独占一间房子的主意。方法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给总务科科长送礼。一种是本来两人住一间，后来另一个结婚走了，剩下的一个立刻就将媳妇弄过来住上了。
我那个室友是北京户口，所以那个宿舍基本是我的。周末周日，我和杜鹃有了这样一个空间是比较幸运的，尤其是寒冷的冬天。曾有朋友告诉我，他和女朋友由于没地方去，只好溜大街，最后女朋友脚被冻疼得哭起来。
不过，我明显感觉到这个小空间的不稳定性。我的室友比我大，已经在做结婚的准备了。如果他结婚了，所里一定会安排另一个人来。另一个威胁是有人曾想和我的室友说要和他换宿舍，原因是有人想将我的室友换到他房间，从而替代我的单间待遇。
对于第一个威胁，我曾告诉室友：“哥们，你如果要结婚的话，一定提前告诉兄弟。这很重要。”
对于第二个威胁，我也告诉室友千万别答应。这个似乎要安全些，因为我最后还有否决权。我要是不同意，新人不可能进来， 室友当然理解我，他说：“大仙，你放心，我会配合你将这阵地给你保住。”
第二年春天，正当我和杜鹃一同在老家欢度完春节回到北京的时候，室友告诉我他要在五一节结婚了。
祝贺以后，我自然流露了一些不安。室友安慰我：“大仙，别急，想想办法。不是哥们急，而是我女友要出国，必须得领证。”
办法一定是要想的。为此我首先想到结婚。只要我和杜鹃领证了，把新房安在这里，一切都没问题了。
我立刻给杜鹃打了个电话：“丫头，我们结婚吧。你先到你单位开个介绍信，然后我们登记去。”
杜鹃：“你没发烧吧？怎么突然想起结婚了？再说，你求婚也得浪漫点吧，打个电话算啥？还有，还得先征求老人同意呀。我爸对你春节期间和人斗酒很有意见，没准他还不同意你做他女婿呢。”
我说：“情况紧急，需要非常行动。再说我们只是领证，其它以后再说。”然后我把情况给她解释了。
她沉默了一下，说：“还是有点太急了，我心里还没准备好呢。”
“不就是领证吗。领完证你还可以慢慢准备呀。”
“哼，领完证，我还有什么可准备的？你得给我时间。周末跟你细聊吧。”
“没问题，五一之前我们必须搞定。”
我很高兴，心想，怪不得人说坏事能变好事呢。这下好，不仅房间保住了，媳妇马上也有了。
可兴奋的火焰没过几小时就被杜鹃的一个电话给扑灭了：“大仙，我们现在不能结婚。”
“啥？为啥？”
“知道晚婚年龄吗？北京地区男26周岁，女24周岁，不达这个年龄，单位不能开介绍信。你该知道你多大吧？”
我急了：“谁他妈这么规定呀，婚姻法里不是男20，女18吗。你哥和我一样大，孩子都有了，凭啥我就不行？”
杜鹃：“你先别急，急也没用。这样吧，我下班过你那里去。”
晚上我和杜鹃仔细研究了此事。相对于我，杜鹃显得平静些。她说：“别急了，尽管我对你这小空间很感温馨，但我从没想过要在这里过日子。车到山前必有路。”
可是，我不能甘心。尤其想到以后周末周日没有自己的小空间，就更接受不了了。 正路不通，只好走旁门了。
此事不能和杜鹃商量，我料到她一定反对。为此，我又找到张洪。先夸奖了他以前对我和杜鹃恋爱状态的分析，并对自己当时没能理解他那三个策略表示歉意。
张洪笑了：“小事啦，你知道吗，战争史上最伟大的战略一般都是在战争结束后才被人们充分认识，决策之时很难让人理解的。”
本想说他一通，但除他以外，别人还真不好去商量。所以我说：“这次，哥们又遇到难题了，还让你给分析分析。”
“啊？杜鹃又有变故了？正常的，根据我的观察，恋爱有三关，第一关是第一秒钟，如果第一秒就没看上，基本上就没啥戏了。第二关是第一个月，如果第一个月两人没擦出该有的火花，那也难了。第三是第一个半年，如果两人没有将对方的性格全盘接受，也够呛。”
我打断他：“你有完没完？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让你来，不是让你出主意，只是让你帮我想想细节。”
然后我就给他说了占宿舍的事。我说：“现在问题是，宿舍必须要占，还得用非常手段去占。”
“嗯，怎么去占，想好了？”
“屁话，想好了还找你？我有病呀？”
张洪想了一会：“哈，人一无所有的时候对需求的满足有几种方式。一是乞讨，二是偷窃，三是抢掠。”
我心中一亮，但不能表现出来，立刻给他说：“你这人心里太阴暗了，行了，不跟你说了。对了，你要是敢将我占宿舍的想法说出去，别怪我跟你拼命。”
张洪满脸狐疑：“你不是让我给你出谋划策吗，具体策略我还没说呢。”
我一脸严肃：“告诉你别提这事了，你再要提，我真跟你翻脸！好了，我们找人打牌去。”
张洪的“讨”“偷”“抢”三招的头两招我都是玩不来的。管集体宿舍的是总务处。处长叫赵留根，是个转业军人。此人平时办事就忒让人不舒服，时不时到宿舍楼来给单身们找麻烦。曾有几次因查电炉的事情我还跟他吵过。让我给他送礼，求他可怜我，打死我也不干。
第二招“偷”的战略根本不存在。我已经住在这里了，我不需要偷。不过我必须得防止别人来偷我。
让我兴奋的是第三招“抢”，我理解过来那就是强占。为此我暗自做好了一切准备，单等五一节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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