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男人的想法来自于推理或冲动，而女人的想法则来自于感觉或意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给杜鹃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我人生的发展方向应该在商业，而不是科研。不过，想法总归是想法，如果生活上没有什么变化，杜鹃顶多发发感慨，比如说：“哎呀，大仙呀，你真该离开研究所下海经商去。”
在我们研究室，一直有个重点课题组，而大仙是其中的一员。这个课题组的背后后台是一位老研究员。老先生解放前就是天津北洋大学的系主任。解放初期出任部科技司总工程师。同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一样，老先生没有逃过“反右”这一劫。不过，幸运的是，对于他这个右派的处理要比钱伟长他们好多了。他被下放到我们研究室，工资待遇不变，仍然是二级研究员待遇。到了1961年，右派帽子也被撤了。老先生本来就不喜欢当官，来到研究所，感觉更自在一些。另外，所里各层领导都十分尊重他。我去研究所的时候，他是所里研究员中唯一配有专用汽车和司机的人。
有了这个活菩萨，部里每个5年计划的重点科研课题自然就是我们研究室的了，另外，老先生在国家科委里也有很厚的人脉，一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也能分上一份羹。有个这些，我们这个课题组的人自然就是室里乃至所里的宠儿了。当初，大仙硕士毕业为进这里也是让导师费了不少功夫推荐才成功的。
两个变故让我们这个课题组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一是老先生到南方出差的时候仙逝在旅馆里。二是，部科技司对新的5年计划的课题采用了所谓的竞争机制。一些大学教授们挤进了与我们的争食行列。我们课题组真正的领导人（老先生的嫡系继承人）是个书呆子，除了正常的课题申请渠道，从来没想到过如何和科技司的那帮人搞关系。你想，这样怎么能够斗得过那些如狼似虎的竞争者。所以，等部里课题评选结果一下来，我们除了一个10万的课题外，别的一无所获。当然，我们手里现有的课题还够我们玩几年的，但对以后却不免充满着迷惘。
另外，所里的一项政策性变化更给我们增加了危机感。研究所除了从部里拿课题外，还可以直接和地方政府和企业联系拿到课题。我们称传统的从部里或科委得到的课题为纵向课题，称其他渠道来的课题为横向课题。
横向课题与纵向课题的显著区别是其资金使用的灵活性。对于纵向课题，科委和部里都有一套监督使用的机制。你可以用它来买设备，买电脑，做实验，出差，开会，但你不能用它来发奖金。也就是说，除了所里能扣去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外，你不能用它来创收。而横向课题就不同了，研究资金一到，你就可以用它来发奖金了。实际上，你只要满足了地方企业给该课题提出的成果要求，这些钱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后来，这个横向课题基本和科研无关了，很多都是设计或技术咨询服务等领域的事情。
所里政策性变化的主旨就是要多发展横向课题，这样大家可以多分钱。具体措施就是以后的奖金不再是研究所或研究室一刀切了。说要打破大锅饭，实行多劳多得，谁拿的横向课题多（所谓的创收多）所得的奖金就越多。
如此一来，我们课题组就惨了，宠儿一下子变成了弃儿。组里一些人为了摆脱光干活得不到奖金的困境想起了办法。有些入兼入了别人的横向课题组，另一些选择另立山头，自己到外面找横向课题去了。还有一两个胆子更大一些，干脆停薪留职，到南方下海去了。
大仙自然要为此烦恼。但当时除了背后发点牢骚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方略。第一，大仙不喜欢设计或服务性质的工作，真要做的话，我想干脆到设计院去，那里才是一流设计师该去的地方，像我们这样到处捞小的设计项目有些丢份。第二，大仙一没有靠山，二没有资金，下海经商只能去打工，心里没多大兴趣。
当杜鹃得知我的处境时，她似乎看到了我以后生命中某种意象。好像我是一块矿渣里的金块，使其闪光唯一所缺的就是擦去沾在我身上的泥土。
擦泥工作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我和杜鹃的激烈对峙。为了使我对远景有清晰的憧憬，杜鹃极力给我宣传工商成熟人士的风采。比如，某些书籍有言：“在美国，一流智商的人经商，二流智商的人从政，三流智商的人才去搞科学。”等等，从文化层面上动摇我“科研至上”的优越感。
另外，那段时间，杜鹃常带我接触上商界人士。只要是她部里有这方面的活动，她都拉着我去参加。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些趾高气扬西服革履的家伙们是有些让人羡慕，但看多了，了解了他们，神迷感就淡然无存了。这样，我在杜鹃面前酣畅地表露着我对这些人的蔑视。
杜鹃对我的顽固当然很生气，但她表现出很大的耐心。对于我的狂妄言语，斥责的少，说服的多。但这样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我的肆无忌惮。最后，我们俩不可避免的冲突来了。
那次是个台商到北京，杜鹃负责接待。当她知道这个台商以前曾在大学教书时，非常高兴，认为这人和我经历类似，应该能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所以，她就特地安排让我能见他一次。
台商姓蔡，名国宏。说话谈吐很有修养。我和杜鹃晚上在酒店酒吧间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确实让我感觉到他与一般商人不同的气质。
谈话开始的氛围是非常融洽的。杜鹃借机说：“蔡先生，大仙现在从事科研，有意想往工商业上转，不知蔡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
蔡国宏打量了一下我，他有些误会了，以为杜鹃是来给我介绍工作的。便客气地说：“杜小姐，我们那个公司属于化工行业，和大仙先生的专业离得很远。当然了，如果大仙先生能有杜小姐这样的公关和组织能力，到我们市场部搞搞推广还是可以的。”
没等杜鹃解释，我急忙问：“如果杜小姐肯下海到贵公司，请问能够给她什么职位和待遇呢?”
蔡国宏:“她要去，我给她做市场部经理。月薪1万。”
我笑了。忙对他说：“我们今天来，不是要到你公司工作，我们只是想以你的经验确认一下，像我这样的人是否适合到商海里沾沾水。”
蔡国宏也笑了：“哈，误会误会，抱歉抱歉。”杜鹃在一边没说话，但我感觉到她对我和蔡国宏交流结果不很满意。
然后我问到蔡国宏以前在大学教什么的。他说教的是历史。然后我们谈到几段史记中的事情。也许是对过去讲台的怀念，也可能是几杯酒让他兴奋了，这家伙居然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起课来。
忽然之间，此人的高雅形象在我面前荡然无存，让我觉得和以前那些夸夸其谈的商人没什么两样。我抓住他讲话中的两个错误，毫不留情地驳斥他。他似乎有些不服气，说史书中就是这么写的。我看着他：“蔡先生，经商适合不适合你我不太清楚，但你弃教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然后，我把史记那段文字给他背了出来。
然后，一切似乎都是尴尬的。跟蔡国宏告别时，杜鹃的微笑似乎已经压不住她即将喷发的怒火了。还没等我们走出酒店大门，她就恶狠狠地对我说：“大仙！你太令人失望了，连基本的礼节都没有！”
这次我没能沉默：“是，我这人永远不能，也绝对不会具备你所期望的这等修养。”
杜鹃继续咆哮：“你不仅没有修养，心胸还如此狭隘。人家说你不如我就受不了了？你是不是觉得你一直得比别人强才行？”
我回应：“谢谢提醒，我的确好胜心强，但是我会注意和谁去比。拜托了，请你以后不要再让我和别人比赛画圈看谁圆好吗？我比不过！”
“你以为还有以后？哼！”说完，杜鹃自己打车走了。
当怒气在我脑际逐渐消失的时候，我慢慢感到一阵轻松，同时也感到一种自由。忽然我脑际冒出一个想法，我需要某种改变，而这改变绝不是杜鹃所期待的下海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