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胡同儿在东四北七条附近,是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像"工"中间那一竖立在魏家胡同(七条对个儿)和什锦花园儿中间。这胡同总共也就百多米长,在这胡同的中间儿有一截儿东西向的岔道儿,并不能通到其它胡同,(北京人管这叫死胡同儿)里边儿有四个宅院儿,门牌号是5,6,7,8,5号6号大门坐北朝南,7号大门朝东在胡同的尽头,8号门儿对着6号,还有个后门儿在什锦花园儿。
我家在6号,我虽然不是在这院儿出生的,但搬来的时候尚不能直立行走,我们家在这里住了近二十年,在这儿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准青年时期。
我们院儿是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儿,据说原来的主人是吴佩孚的付官长(另一说是参谋长,吴佩孚府就在什锦花园),大门朝南,第一进只在西边儿有几间小屋,原是为司机或佣人准备的,这外院儿绿树成荫,花开两季,春天满树的桃花、夏天是清香的绒花、还有浓郁的丁香,到了秋天枣儿红了,咬一口,酥脆甜的让人停不下嘴,找不着北。正对大门再上几级台阶就是二门,二门有个深深的门洞,右手有间门房,出了门洞儿,迎面的影壁上雕着五福临门,往左转(向西)下台阶就是中院儿,这院有一溜儿南房,有三间只有一个朝北的门,再往前走过个月亮门儿里还有两间是南北都有门儿,朝南的门就通到外院儿了,这两间叫外书房,来客从大门进到外院不过二门就可以直接进这儿喝茶等着。中院儿和里院儿之间是一道垂花门,里院儿四面游廊围着天井,天井内方砖墁地四角种着海棠,北房一溜儿三间前廊后厦再加上两边各两间耳房和跨院儿,东西厢房各三间。
这院儿在这几个宅院里是最中规中矩的北京三进四合院,跟老大哥还没掰之前,北京电视台要拍个首都人民过春节的记录片儿跟苏联人民分享幸福生活,摄制组选中了6号院儿,我稀里糊涂地当了回女一号,本色出演一名北京儿童的大年初一,第一个场景记得挺清楚是我站在梳妆台前梳小辫儿,之后好像有穿新衣,被我爸举着在二门上贴春联儿,人家放炮仗我捂耳朵,我吃着了饺子里的钢嘣儿……这纪录片儿在电视上播了,只是那时没几家人有电视,我这次绝无仅有的'触电'也就没带来啥流量。
(这是中院的月亮门,左后父母,对门的吴大夫(吴葆桢的姐姐或妹妹)前排是我和吴大夫的女儿)
(我和哥姐在北屋廊下)
(北屋里的硬木雕花厦-图右)
和我们院儿比邻的5号,是个两进的四合院,佈局跟6号不能比,可院西头儿,耸着一座两层的绣楼,与我们的外院儿只一墙之隔,这楼是木制结构,雕梁画栋,飞檐抱厦,三面全是玻璃窗,朝南还有个大露台,只为观景。这院儿当时住着个华侨,深居简出,跟胡同里任何人都不来往,,他家的门紧闭是常态,不像其他几个院子任孩子们随意进出,要不是这院南房的李奶奶(原是他家佣人)成了当时街道的头面人物-居委会主任,才顺带着让这5号院儿有了点儿存在感。
7号院儿也算是个三进,外院儿挺大靠西有个月亮门儿圈起一个小院,里边有几间南房,二门朝南也有个深深的门洞儿,一间门房,中院北边有一间小小的堆房,通里院的门在东南角,里院是个规矩的四合院儿,东南西北房,也有游廊。
这宅子的主人是原国民党将军冯钦哉,这位‘老西儿’的一生就是个拧巴,他原是杨虎成的部下,可西安事变他却倒向了蒋,抗日战争时期他倒是打过几场硬仗,在和八路合作中被老蒋怀疑亲共而失了宠,解放北平时,他竭力促成和谈,以至老蒋派了专机接他去台湾他楞是不走,可解放后,新政府封他官,他却又声称"不事二主",拒绝担任任何职务。就这么着,终于把自己给拧巴到大牢里去了。
那天夜里,胡同儿里突然如临大敌,警察们连地上带房上都站满了,冯老西儿就这么给给拷走了,罪名是私藏枪械,意图配合老蒋反攻大陆。
他家里当时还有太太和俩儿闺女,日子还得过,于是留下北房一溜自已住,其余的出租维持生计。
对门儿的8号是这个胡同里最大的院子,这院儿里也有一座楼,跟5号的楼风格迥异,是一座西洋式的建筑,格局也大得多,楼是砖石结构,正门朝南,对着花园,门厅挑高,窗都是西洋式的拱形,二楼的露台装饰着罗马柱。8号朝北的院门是个两扇黑色铁皮门,平日里常开的是右边那扇上专门走人的小门,进门后也是个深深的门洞,右手有间门房,下台阶有三条道儿,往东是东院儿,通往那个洋楼的后门,往前通后花园,往西有两个并排的四合院,一个套一个。这院显然对仗不工整,可那座洋楼建在这深深的胡同里原本就为着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这院儿的主人姓吴,北京赫赫有名的茶叶吴家,家大业大时建了这楼,这宅子,后来几兄弟分了家,却还都住在这个院儿里,再后来茶叶铺都公私合营了,只剩点儿股份红利,下一代也就各奔前程了,渐渐的有的就搬离了这院儿,渐渐的这院儿里也就有了些不姓吳的人家了。
他家后代中有个是协和妇产科的大夫(吳葆桢),后来娶了那位京剧界的大名角儿,他们虽不住这儿,但也时常来探望父母,那时还没谁有四轮的私家车,她的车是辆三轮儿,所以一见到这三轮儿车停在8号门口儿,就知道今儿个角儿来婆家省亲了。
蹬三轮儿的是个精壮汉子,中式黑袄黑裤,尖口黑布鞋配着白布袜子,裤腿上扎着绑腿,再看那车,铮明瓦亮,每根车条都闪着光,黑车棚,红坐垫,到了门口,汉子将角儿送进门儿里,回身从车座下抽出一把掸子(那种布扎的),一个马扎儿,掸干净车上的浮尘,之后再擦擦这儿抹抹那儿,一切都弄停当了,便坐在马扎儿上养神,往往有街坊过来搭话儿,他只笑笑点头还礼,从不答言。
无从考证这胡同里的宅子建于何年何月,有一说是民初,那时,它们座落在这古城僻静的一偶,深深的小巷里,端庄,厚重,每道门楣,窗棂,房脊,门墩儿都不经意的透着讲究。还有这胡同里的两座楼,一中一西,门对着门的叫着劲儿,衬托着它们非富即贵的主人,张扬着这殷实人家的底气。
像这样的胡同我相信在北京不止千条,它们是这座古城的图腾,一笔一划地勾勒出帝都里住着的人家儿与生俱来的气度。50年代我家入住时,小巷虽不似之前幽静,但仍不失它本身的韵味,只是充斥了多一些的人家与烟火。可后来的几十年里,住在这儿的人被贫穷,被憎恨,被无休止的斗争身不由己,所有象征富足,舒适和美都变成了一种罪。经年累月,胡同里渐渐变得嘈杂,零乱,丑陋,到了文革,一度几乎成了人间炼狱,上演着难以置信的狰狞和血腥。
70年代我家搬离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可是梦里的家永远都是这个胡同里的老宅。
那是2015年,回国办事路过那一带,再次走进这条胡同,眼前的一切熟悉又陌生,这四个宅院也还在,但看着它们的破败,不堪,面目全非,门前却赫然掛着的“北京市掛牌保护四合院”,不禁有点儿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