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第二天早上九点,江涛还在家里磨蹭着没有上班。妮可儿来电说你约好的装视屏监视器的人来了,你快下山吧。
江涛匆匆下山,领着警报警铃公司的人看过他要装的监视器镜头的各个位置。江涛在美国呆久了,做了几年公司,不象大陆刚出来那阵子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了,凡事总和妮可儿商量,再问过律师,今天要装视屏监视器的事更是这样了,因为他已经听总经理安吉拉说,工人们都在打听监视器镜头装在哪里?
妮可儿说我们并没有侵犯工人的隐私,这是在公司的公共场合,各个出入口,为了安全。不过她转述律师的话说,没事的,你要让工人知道你的监视镜头装在哪里,并让他们知道是二十四小时录象的;不过你们可能要在大门口,由里往外,贴一张声明,让到你们公司来的人都知道,本公司是装有视屏监视器的,象那些超市那样。
江涛说,这就没必要了吧,现在哪个公司不装这些?进来的人理应知道,你贴这些,让里头的员工觉得事情很严重,反而不好。妮可儿同意江涛的说法,免了免了,我们就不贴那声明了,还跟安吉拉说,你去告诉大家,装视屏监视器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要是突然从外头冲进一个人来作案,我们有这个东西记录,好破案。
不过江涛心里有一杆称,他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生产线上装这东西,要那样,就变成监督工人劳作了,在讲人情,讲互信的中国式的人文背景里,他做不出来,他也没让妮可儿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