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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上你的洛杉矶豪宅(3) 第一章 银龙公司

(2005-01-27 10:43:16) 下一个

             

 

                 

 

3  杰森·赵五十岁上下,脸色黝黑,是历史并不悠久的银龙公司的几大老员工之一,一手娴熟精致的英式英文,精通美国药物食品管理局FDA法规。只是年前由于FDA法规业务不大忙,公司把他的五天“全职工作(full-time job)”改为四天“半制工作(part-time job)”,医疗保险呢还按全职员工的一样给,没变动。

 

   直到月前,公司收到保险公司的帐单,才知他的医疗保险费已从每月250美元上涨到290美元了。正巧有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来兜销他们的新计划,说你们银龙公司每月只要为每位员工付上五十美元,就能让他们享受全家医疗保险,当然每个人看病的现付额就会高一些,但公司可以以奖金形式付员工每月一百美元的补贴。

 

   说真的,员工并不是常常去看病的,月月能拿到一百美元的额外补贴,以杰森·赵为例,公司付出的保险费马上从290美元下降到150美元,岂不两全其美?

 

   妮可儿找杰森商量,杰森直说好,并且大大咧咧地说两年来他都没病,公司给的医疗保险没用上,浪费了,真有病,就回香港治。

 

妮可儿听着听着直觉得杰森的医疗保险早就该换了,两年来公司为杰森付出的五、六千美元的保险费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失职呵,失职。

 

可是,待她派公司的会计雪莉细细调查那家保险公司的新计划,拿到全套表格要杰森填写、签字时,杰森就后悔了。这就有本节开头那一段杰森在妮可儿办公室耷拉个脸说话,并且牵扯出公司没给他多大奖励,妮可儿待他好,江涛不在乎他的闲话了。

 

杰森一脸谦恭地进来,坐到妮可儿对面的员工席上去。江涛想他不是妮可儿的员工,而是搭档、合伙人,每逢这种场合,他就会另推一张摇椅,坐在妮可儿紫檀木大办公桌的一侧。那角度摆明了在妮可儿处理问题时,他是一个不负主要责任的辅佐者,而员工要和妮可儿争起吵来,他是个调停者,压轴者。在银龙公司,遇到棘手的诸如劳资谈判一类的事,江涛一定会过来和妮可儿唱双簧,加上事先已有腹稿和默契,没有一个员工可以在他们这里占上风。

 

妮可儿开宗明义:“员工和公司主管隔一段时间就要好好沟通沟通,早上听杰森那样讲,我就和詹姆斯(江涛的英文名叫James)说,我们要真诚地反思,在员工的福利上,我们是不是做得不够,是不是太苛刻?而作为员工,也要多想想公司对自己的好处,象我们这些小型公司,加州法律是允许不给员工买医疗保险的,现在起码有一半公司没给员工买,当然,员工保险是法定要买的......现在詹姆斯查出来,公司不是对你奖励不够,而是奖多了——”

 

妮可儿将詹姆斯提供的那份佣金提成比例文件往杰森眼前一推,紧接着又问杰森一句:“这份文件之后,有提到3%的文件吗?”

 

杰森匆匆忙忙地瞄了一番眼前的文件,很不好意思地看看妮可儿和江涛的脸,老老实实地回妮可儿的话:“没有,那是没有。”

 

江涛觉得自己对杰森不薄,并不愿意背那口怎么怎么苛刻他的黑锅,就当面锣当面鼓地敲开来:“当时说给你佣金奖励,是我怕公司记不住,就写下这份文件。上个月妮可儿大陆出差,临走时写下纸条说给你3%佣金,我查也没查,就叫会计赶紧给你开了。我们是有心奖励你,补贴你改“part-time”后少掉的工资,我还说要争取让你中国新年前拿到这个红包,全家高兴。”

 

杰森欠着身,以沙哑的声音说:“谢谢詹姆斯,谢谢詹姆斯!”

 

妮可儿说,“那现在第一个问题是弄清楚了,根据文件,对你来说,佣金就是奖励,而不是平日你应得的薪水,并且奖励还给高了,”看杰森要说什么,妮可儿朝他按了按手指:“将错就错,公司并不想调低这份奖励,以后这个客户有订单来,公司还是给你这个比例。”

 

“谢谢公司,谢谢妮可,谢谢詹姆斯!”杰森好象很冲动:“我并不是一个计较待遇的人,公司把我的工作五天改四天,我也没说什么。”

 

杰森长吁一口混沌的浊气,以自嘲的口吻说:“我喜欢四天,多一点时间有自己的life,陪陪老婆,种种花草果木。我是说我不是一般的labor(劳工),不能跟车间的工人比,我的工资应该说pay得比较高,我是做FDA法规文件的人,现在的工资就象菜市场里卖鱼卖肉的那些人。”

 

杰森饱经风霜的脸庞被落地玻璃窗照射过来的强光笼罩,江涛从自己这头看过去,一派模糊。妮可儿只想听听杰森还要说什么,并不急着表态。

 

江涛马上就开腔:“话要这样说,赵先生,一是你在华人公司打工,工资本来就会低一些,二是你知道,都两三个月了,有谁来做FDA法规?有谁要我们办产品进出口批文?鬼都出来了,生意淡得不象话!妮可儿还常常对我说,什么时候让赵经理恢复全工,我说有事做就恢复。谁不想让你做全工?怨只怨美国经济太slow了!”

 

“这个我理解,我说我上四天班可以。”杰森分明不想在所谓的“低工资”和“全工”改“半工”问题上和公司纠缠,他只想发发牢骚:既要摆摆知识分子的清高,又忍不住要诉诉自己的委屈,而医疗保险的变动,才是压断他这只蹒跚前行的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杰森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公司妥协,他双眼亮亮地看定江涛和妮可儿:“新的这种医疗保险没有用,我问过前天过来要我签字的那个Agent(经纪人),一问三不知。要是我现在被人撞到,这种医疗保险一点也不能保到我。公司要把眼光放远,再来个二十万美元的订单,什么都有了。”

 

妮可儿卯上杰森:“话不能这样说,赵先生,公司做生意总有预算平衡,这里支一点,那里支一点,花销就很大,现在我们准备买新楼,美国银行要给我们做贷款就要看我们收支平衡怎么样。两年多才做到你负责的二十万美元胎盘素订单,平均下来一个月才多少,扣掉成本,扣掉你的人工,公司才赚多少?”

 

杰森倚老卖老地说:“我在美国人公司做事的时候,做过五年的预算平衡,我懂。”

 

江涛觉得杰森这个香港人敢于直言,有一手好业务,还算不错,只是顺口吹牛的毛病实在不敢恭维:你要说销售,他就说以前做过十年的销售主管,你要说文宣广告,他就改口说以前就是做这个的,现在又说他懂预算平衡了,搞得江涛都糊涂他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了。

 

待回儿,妮可儿一定会和江涛说,别和他计较,人老了就这样,他怕我们看扁他,就说自己什么都懂。

 

 2005127日二稿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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