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看了一篇短文，文章大意是：一位老人住的公寓旁边有一个大草坪，不知何时一群孩子常来这里踢球，闹哄哄的。老人喜欢清静，可孩子们在草坪上踢球又并不是人们习惯的休息时间，怎么办呢？老人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孩子们又在踢球，老人来到他们身边，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每天都到这里踢球，他将给他们每人一元钱。孩子们很是高兴，玩得开心还有人给钱 。没过几天，老人对孩子们说，非常对不起，这段时间，他手头有点紧，以后每天只能给他们每人五角了，孩子们就有些不高兴了，踢球的兴趣也就不那么高昂了。又过了几天，老人又对孩子们说，真的很不好意思，他的手头上更紧了，以后每天只能给他们一角了，孩子们一听，不干了，把球一扔，一角钱踢球有什么意思呀，他们是不踢了，于是老人又恢复了往日的清静。
看完这篇短文后，大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为老人的智慧叫好。但在我的眼里，老人的智谋对孩子们来说不亚于是一场阴谋！要知道，这些孩子开始踢球时，并不是冲着钱来的，他们只想开开心心地玩一下，因为踢球能让他们快乐。孩子们大家在一起简简单单地踢一下球，就能度过一段美好时光，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但老人的钱介入后，就像恶魔一样改变了孩子们的纯洁思想，不知不觉中孩子们已在为钱而踢球了，他们开始对钱患得患失。这时他们踢球就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担，老人给的钱一旦少了，他们就好像吃了亏似的，球也就踢得不那么开心了，不那么自由自在了。也许有人会说，要是老人的钱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呢？我想孩子们肯定还会继续踢球的，只不过他们的踢球活动已经明显掺杂了功利因素，一开始或许他们的劲头会更足，但时间一长，这点钱对他们的刺激性也就趋于淡化直至消失，这时也许就要更多的钱才能吊起他们的踢球兴趣，这跟吸毒是一样的道理，到后来就需要越来越多的量才能满足其毒瘾。
曾几何时，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辛勤工作着，精神焕发地为社会主义祖国添砖加瓦，王进喜、雷锋、焦裕禄、袁隆平等等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他们是那么的普通，却又是那么的不平凡，他们是那么的超凡脱俗！至今说起他们的名字都让人涌起一种崇敬之情。那时人民追求的是一种荣誉，一种人民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干得好，发一张奖状，奖一个茶杯或一匹毛巾，茶杯上用红漆写着：奖给某某先进工作者等字样。当然那时的奖状也很大，获奖的人一般都把它贴在家醒目的地方，自己看时自豪感顿生，旁人看到敬佩之心也油然而生，激励自己也激励旁人（哪像现在的奖状是越来越小，大都可躺在主人的抽屉里，等评职称加工资晋级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但也有一位老者他却认为这样干调动不了人民的积极性，要大力提倡“物质刺激”、“金钱挂帅” ，你可别说开始还真管用，大家都铆足了劲工作就像踢球的孩子们一样，奔着那奖金干得也是热火朝天。但我们来假设一下，当年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时，是不是有人对他说，董存瑞你只要拿下这个碉堡，就奖你五万；钱学森搞原子弹时，也有人对他说，钱学森，你只要搞出原子弹，就奖你五百万；袁隆平搞杂交水稻时，是否也有人对他说，袁隆平你只要搞出杂交水稻，就奖你六百万；王进喜拼命搞大庆油田，是否要奖金刺激一下…….
我想大家肯定会大笑，要是这样钱学森还不回来呢，中国那时那出得起美国给钱学森的待遇，更不要提董存瑞了，也许他立马就会把炸药包丢下，咱不干了……这不，时间一长，大家发现只要一没钱的刺激，干活就像犯瘾的烟鬼一点也提不起劲来，再加上什么承包责任制，当个一把手就像是一方的土皇帝，大权独揽，在他管的一亩三分地人、财、物等全他一个人说了算，公有制实际上也就是官僚所有制，表面上招牌是一样的，但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丧失，工作积极性一落千丈，这可怎么办？旁边一些人乘势大叫，“产权不明，人民那有什么积极性呀？”必需加快改革，明晰产权，这位老者图穷匕见了，于是一场私有化大潮开始席卷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你还敢工作没有积极性吗？正如短文中的老人一样，也许这也是这位老者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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