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重游杭州西湖，漫步蜿蜒堤岸，倾听依旧涛声，不禁思及26年前的旧事：那正是文革山雨欲来的前夕，他和另外两位堪称故友的中共“秀才”曾彳亍此道，面对葱茏草木，粼粼波光，一时抛却了心头的凝重。而此后仅半年之间，两位“秀才”竟相继撒手人寰，且死后待遇有天壤之殊。一位殡殓之仪盛隆，得“毛泽东的学生”美誉；一位则尸骨无存，被斥为“畏罪自杀”的黑帮。这后者，就是一度深受毛泽东信任倚重、并在建国后党和国家一系列重要文献草拟和《毛泽东选集》编纂中殚虑竭思功不可没的田家英。
田家英何以要在文革浩劫帷幕初启之际，匆匆含冤赴死呢？胡绳在西子湖畔留下“欲向泉台重问讯”的感叹，然息居泉台的斯人已无法自言，我们只好在他辞世前前后后的回溯思辨中，寻找更接近于真实的解释。
1．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突然来到永福堂／杨尚昆是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田家英打开了一个此前瞥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制蓝布盒子／深夜里，戚本禹打来了电话／江青说林克是介子推式的人物／田家英和陈伯达第一次接触，就感到心寒
1966 年5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进行到第10天，通过了标志着文革兴起的《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为反党集团；同时作出处理彭、陆、杨、田（家英）问题的部署，分别成立了针对上述四人问题处理的中央专案小组。尽管在《五·一六通知》通过次日午夜，就发生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事件；但会议的部署，依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着。5月22日，是个星期夭。下午3时左右，以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行动带着几分神秘，事先没有打任何招呼。
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逢先知溜达到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约莫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这的确是个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是当时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此刻已为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自己的下属，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一个处级干部。
安子文没有让董边回避，而对她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他随后照本宣科地说道：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现在宣布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中办秘书室的工作由戚本禹负责。没做什么解释，也没容田家英说什么。
文件清点到5点左右，安子文、王力先走了。戚本禹逗留到较晚，才带着清点出的大部分文件离去。从来人以后到整个晚上，董边都在帮助田家英清点文件，包括代中央起草的各类文件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稿、以及田家英为研究党史长年收集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及各个时期的讲话。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内容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让董边帮他誊录了一份。他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董边说：“交，我不怕。”田家英特意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才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文件清点得差不多了，田家英稍稍喘息了一会儿，打开了一个此前瞥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制的蓝布面盒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的墨迹。一张张一页页，都装裱得非常仔细、整整齐齐。这是他跟随毛泽东后，一点点收集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准备弃置不要的，可他舍不得丢掉。一方面他酷爱毛泽东的书法，一方面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收藏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思绪异常复杂，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游移之后，他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
午夜12点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戚本禹打来的，董边没有听清说的是些什么，却听到田家英摔下电话听筒的声音。看到董边询问的目光，田家英气愤地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
戚本禹是50年代调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的，1958年反右斗争期间，他被划到右倾的圈子，还受到过田家英的保护。1963年，一篇带有明显政治批判色彩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使戚本禹崭露头角。在议论是否刊登此文时，田家英曾明确表示反对。该文引起讨论后，威为江青所知。
1964年，戚本禹调到陈伯达任总编辑的《红旗》杂志社。随着思想文化理论领域斗争的越来越复杂化，戚本禹日益被江青看重。据中共中央主席办公室政治秘书林克回忆，文革前夕，江青想搭个由她牵头的写作班子，就相中了戚本禹。江青还想拉林克当个负责人，林克对此不感兴趣。因此江青说林克是个介子推式的人物，宁肯在山里面烧死，也不出来做官。
董边见丈夫脸色不好，想到他一直还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田家英站着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董边，又像是自言自语：“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田家英与江青、陈伯达交恶，已不是三年两载，董边早就清楚。自田家英被任命为毛泽东秘书后，就和江青有过接触。建国前夕，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成立初期，田家英与也在此当过一段副主任的江青共过事。久而久之，博学多识、又有深厚理论修养的田家英，对学识浅薄、却又在批判
《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上几度急于露峥嵘的江青，越来越轻蔑。他对江青不敬不畏，避而远之，这种态度，江青也明了，久而转为嫉恨。
至于陈伯达，田家英与他共事长达25年，但从第一次接触就颇党心寒。当时他和中宣部的一些年轻干部，参加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在该书的行文及查阅核对摘录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书成之后，他竟质问田家英干了些什么，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概抹煞。时间久了，田家英对他总是窥探毛泽东的意向，搞政治押宝，打小报告排压他人的品行，有了更多的了解，有时一点面子都不留地给予讥刺。
田家英很清楚，戚本禹敢于对他颐指气使，完全是因有江青、陈伯达企图加害于他的背景。对此，他并不畏惧，否则，他早就可以柔化对他们那毫不掩饰的蔑视。
2．田家英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眼／田家英与何均坐在一起，气氛凄怆，田家英突然冒出一句“土可杀而不可辱”／勤务员焦急地报告：田主任不见了／汪东兴匆匆赶到永福堂，跟着他的还有杨德忠／安子文通知查边，马上到中南海西楼会客厅／逄先知低声说：夫子是个好人
1966年5月23日凌晨，心事重重的董边再也睡不着了，既惦记着横遭打击的丈夫，又为早已安排好的自己在全国妇联机关党组做检讨一事所缠绕。《中国妇女》杂志被认为跟不上思想文化战线发展的形势，作为杂志总编兼社长，她责不可卸。
她起身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忖，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几十年相德以沫，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念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虽说她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了，可长期从事的是妇女工作，没经历大多曲折。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背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这使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地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
他只问了董边一句：“中午还回不回来？”董边答道：“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她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复杂，倒感觉丈夫比昨晚似乎平静了一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关于董边离开后，田家英是如何度过弃世前的那个上午的，叶永烈在《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曾做了如是描述：“就在这一片安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小院里，独自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安安静静，电话铃声未曾响过，也未曾有过一个来访者——他已接到被逐出
中南海的命令，还有谁会给他挂电话？还有谁敢登门拜访？”
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有没有人给田家英挂电话，肯定或否定，我们现在还都不好下断定。但在那天上午，却的的确确有人来过田家英的永福堂寓所，他就是田家英在延安时就共过事、建国后仍关系密切的老友何均。
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何均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岸英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建国后，田家英所在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与何均离开秘书室后任职的中央办公厅“后楼”，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着不时的过往。
5月23日上午8时许，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风闻田家英停职反省的消息，还没有听到正式的传达，他更急切地想去看看回家英，了解更确切的情况。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都自感躲不过这场风暴，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怆气氛。他只记住了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对于了解内情的人来说，何均感到此言与江、陈的加害相关。就在前不久，田家英还同何均出中南海东门，沿故宫河沿至王府井旧书店，一路谈了许多。江青、陈伯达的日趋活跃，戚本禹被重用，使他们感到形势将有变化，心头有些压抑。戚本禹调离秘书室后，曾在何均负责的“后楼”综合组工作过一段，
因而何均也了解他的为人。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可田家英非要他再坐会儿。可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
田家英把他送出很远，几乎要到了何均的办公室。
临近午饭时，田家英的勤务员陈义国，突然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陈秉忱、秘书室行政负责人、逢先知经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续找，同时分头往回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然而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但谁也没往更坏的情况上想。
又过了一段时间，陈义国来报告说：永福堂毛泽东的书房里像有人。三人随陈义国来到书房，发现门反锁着。砸开锁进入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使他们都惊呆了……他们在田家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汪东兴接到电话马上赶到了，跟着他的还有杨德忠。当他们确认田家英已经死亡后，商议的结果是立即通报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告尚在南方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
据当事人之一王力回忆，5月23日午后，王力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约两点左右，汪东兴匆匆赶到会场。过了一会儿，会议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英自杀了。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被通知去中南海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安子文大概在这之后也得到通知负责这一突发事件的处理。
下午3时左右，惦记着丈夫的董边，刚把机关的事情了清，准备早些回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董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声音，要她立即回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室内。自1965年杨尚昆调离中办后，汪东兴成为中办的最高负责人。
就在这小会客厅，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无语凝咽……
有关负责人一定要董边去看一下尸体，并且不断发问：“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但董边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满生气的脸，堆满毫不掩饰的无尽痛楚和悲愤。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董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她匆匆地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就这样离开了永福堂。董边向小院门外走去，看到田家英的秘书逢先知正朝她走过来。他在田家英领导的部门工作了近17年，自从担任田家英秘书后，他们几乎朝夕相处，关系如师长弟子一般。田家英的突然殉难，政治湍流席卷得如此之迅猛，自己随即就可能被牵
连、被卷进漩涡，这对一个30多岁的干部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但当他看见董边后，马上感到董边所负载的悲哀和痛楚，比他更沉重，哪怕能为老上级的夫人分担一丝一毫呢，可他一时竟想不出适当的语言，更何况他此刻也已身不由己，身后已站着看押的军人。他一点点蹭向董边，在两人擦肩而过时，压低嗓音哽咽地说了一句：“夫子是个好人！”
“夫子”，是中南海里与田家英相熟的同事对他的尊称。因为他博学多识又勤于诲人。他生性活泼，喜与人交往，或清茶一杯，或茅台一盏，品酌之间纵论天下，稽古寓今，于人于己，都是一大乐趣。但从此以后，他的故友至交们，再也无法听到他的侃侃宏论了。
据传闻，田家英的尸体，还是在做了解剖之后处理的，没有留下一点遗骸。
3．到韶山后，田家英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陈云说：应当允许试验；周恩来询问农村私有部分可否放宽；邓小平态度干脆／刘少奇嘱咐田家英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毛泽东突然向田家英发问：“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安子文要董边以党性保证，绝不再提此事
董边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央办公厅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里。1965年迁出中南海的杨尚昆家，也在这所大院里。在那些日子里，董边除了在妇联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外，同时还常被中组部、中央专案组找去谈话，要她揭发田家英。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负责人的言论。他们毫不掩饰对董边交代的不满。
田家英自知自己工作岗位的特殊，所以几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更不会同家人议论中央领导人的长短。因此董边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太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了。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她还是尽力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可能属于要如实汇报的范畴：
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刘少奇指派田家英带队到湖南他们的家乡，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搞了一系列调查，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以出色的工作赢得毛泽东的高度信任。毛泽东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与田家英关系极为和谐、密切的时期。毛泽东此次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显然也是寄予厚望的。他亲自接见了调查组全体成员，耳提面命，谈笑风生。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这是毛泽东和全党都关注的问题，陈云也在组织人力深入调查和研究此问题。
然而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的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本人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尊重客观事实，注意倾听群众的意愿，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
当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要话题。立论严谨的田家英，专门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6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还向田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回想到陈云早就对他讲过，“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嘛”；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干脆；特别是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有多种多样所有制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是当务之急。既然刘少奇等人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加之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再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而且毛泽东是重视实事求是的。田家英更急于将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尽快向毛泽东汇报，以便他及早下正确的决断。
可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进言时，另一端传出来的答复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现出不悦的神情。他听完后第一句话就向田家英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他一时没有作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做声，显出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知道再做怎样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他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离开了。从毛泽东那儿回到家中，田家英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色。对田家英的
工作及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董边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感到丈夫思想情绪明显地异常，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田家英也不似往常那样有所避讳，向妻子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苦衷。
董边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政策上的事情，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田家英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明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思前想后的董边，最终想起了这桩几乎被遗忘的事情，便向三人小组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在场的安子文突然一拍桌子：“董边，你不要再说了！”临谈完话时，安子文再次要董边以党性保证，绝不再提此事。
4.柯庆施说报告越看越没劲，质问干劲还要不要鼓／刘少奇引用农民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让叶子龙通知田家英，文件不要他起草了，交给陈伯达／邓子恢、曾希圣都被点了名，田家英在小组会上挨了批
对安子文拍桌子，董边起初怎么也想不通：没的说时，一个劲穷追不舍；刚想到一点，又不让说了。就在反复琢磨安子文态度变化其中意味的过程中，董边又追索出更多的往事，把这些事情联系到一起，她骤然发现许多过去未曾体味出的丈夫难言的良苦用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人数达7118人，史称“七千人大会”。田家英被指定为刘少奇在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书面报告的草拟人之一，负责执笔“党的问题”一章。走过那段历史的人都明晰，评判党的问题的文章，大概是最具风险和棘手的文章。而就是这份书面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
报告稿尚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建议印发全体与会者，听取意见。讨论中，与会者除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有纷坛意见，主要是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有分歧。有的与会者认为：书面报告“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
华东局的柯庆施明确表示不满，说报告“越看越没劲”；质问“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还要不要？”会议中，刘少奇在书面报告的基础上，做了解释性的报告。他的讲话对困难和错误的估计，比原书面报告更加充分，并分析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祸”，所谓“人祸”是指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他中肯地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总是把成绩说成九个指头，把缺点说成一个指头，与事实不符。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而成绩不是主要的。毛泽东在会上也做了自我批评，同时带头承担了责任，“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董边参加了这次会议，分组会讨论后，她特别向田家英询问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分析怎么看。田家英说：从全国来说，这是事实，有的地方比这还要严重。他完全同意刘少奇对形势的估计，更钦佩刘少奇大胆承认失误，打破对形势评判“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老套套。特别是他直言不讳地揭示我党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除了经验不足外，更主要的是“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庐山会议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直率的声音在党内不太听得到了。而在参与起草书面报告的过程中，在七千人大会上，田家英几次听到刘少奇坦言这些许多人避讳的问题，他的无畏勇气，赢得了田家英由衷的钦敬。田家英还清楚地记得：在庐山会议后期，在毛泽东对彭德怀意见书大张挞伐、形势急转直下后，有些人在讨论时，也揪住自己的某些言论不放，是刘少奇出面加以制止，说这些问题不必再谈论了。
田家英在游泳池同毛泽东谈论“包产到户”问题时，他之所以没有在毛泽东的质问下为自己开脱，把问题向上推倭，固然是因为从大局出发，维护中央的团结；亦不好排除他对刘少奇的敬重和感激的因素。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游泳池谈话的第二天，毛泽东便召集会议，当面批评田家英调查回京后，不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却在居仁堂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文件。此前，毛泽东决定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文件，由田家英主持。可会后毛泽东就让叶子龙通知田家英，把文件起草工作交给陈伯达去做，不必再参与了。
一个多月后，北戴河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对包产到户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时强调：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有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些知识分子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
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邓子恢、曾希圣都被点了名；田家英在小组会上挨了批，毛泽东更加深了他对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的印象。江青乘机给回家英扣上“资产阶级代表”的帽子，并到处宣扬。
经历了这一系列会议和变故，站在田家英这个特殊的角度，或许他已经隐隐约约地察觉两个主席之间，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方针政策认识上的差异：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把困难局面产生的原因，分析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感到过于刺激，不愿意接受；把包产到户视为不能容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他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检讨中，在涉及包产到户问题时，依旧只字未提刘少奇委托一
事，一个人默默承受了打击和委屈。
董边记得在那段时期，田家英一再提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中央的团结。但她始终没有弄清楚他指的是什么，他内心无处倾诉的苦衷。此时此刻，她才渐渐明晰。
随着运动的升级，矛头渐渐指向刘少奇，董边也参透了安子文厉声制止她言及此事的用心：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了自己头上；如果自己把这内情一说，这“罪状”不就又安到刘少奇的头上了吗？既然田家英已经逝去，就让他一个人顶着这一“罪过”吧。
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包括刘少奇被公开批判的时期，董边始终缄口不言此事。
5.毛泽东说回家英：你也是搞本本主义／“秀才”们的政治嗅觉还不够灵敏／毛泽东重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田家英提出：有关海瑞罢官的话，是毛主席附带言及的，不必放在纪要中／“篡改毛主席著作”
包产到户事件，客观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此后整整半年里，毛泽东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里非常郁闷，有时甚至流露出消极情绪。他曾对董边说过：“搞政治风险大，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漩涡里。”他还曾几次同董边认真地商量，提出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性情耿直的董边，虽然并不认为丈夫在大的路线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田家英的为人和他的出发点，相信他即便犯了错误，也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她完全赞同支持四家英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他一起下去。她对他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情况和同志。”
田家英的要求没有被批准，毛泽东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田家英，又向毛泽东表露了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毛泽东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仍然没有同意。按逢先知的分析：毛泽东对田家英“虽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还需要他”。
196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谈话。当时，毛主席提议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选择几本出版，出版时每本均应由中国人为之作个序。这实际是一次打招呼，要“秀才”们考虑一下先选择哪几本，如何作序。谈完后他说过几天还要商谈一次。可在此之后毛泽东突然前往上海，在那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的“错误”进行批判。但在杭州的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并没感到政治空气的骤然变幻，在等待毛泽东再谈的一个月里，甚至有些优哉游哉。田家英还带秘书逢先知，重游了1961年搞调查去过的嘉兴等地，为那里喜人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直到毛泽东重返杭州，于12月21日再次谈话，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这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话题还是从选书和写序始，但谈得海阔天空，谈到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中美关系，谈哲学，谈当时的思想界，其中还插入了《海瑞罢官》。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等人谈话，再次重申了21日与秀才们谈的看法：《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原本毛泽东就写序同几位“秀才”讲的话，几个人知晓，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完成交代的任务就行了。可一向尊重毛泽东的田家英，听了如此丰富的宏论后，感到这个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谈话非常重要，加之作为中办副主任的传统工作习
惯，遂提议整理成纪要送给中央其他同志。
具体参加整理纪要的有田家英、胡绳和关锋，由关锋执笔。当整理到关于罢官一段言谈时，田家英认为谈话的主题是马列主义经典的学习，而《海瑞罢官》寥寥数语，是附带提及的，同其他附带言及的话一样，不必放在纪要中。胡绳支持，艾思奇也同意回家英的见解，执笔的关锋就按照他们的决定，搞了一份没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
在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中，是这样叙述此事的：“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仿佛田家英是被动的，并不情愿搞纪要。“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很显然，这样的叙述是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艾思奇并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整理工作，他从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关锋最初整理出的纪要，原本就没有言及《海瑞罢官》的话，根本不存在从纪要中删除的问题。关锋在完成纪要稿后，曾提出毛泽东有关《海瑞罢官》的言论不写进纪要“行不行”的疑问，但田家英、胡绳对此没有理会。
回京后，关锋将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等语写入纪要传了出去，引起了江青的愤怒。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最初，她在北京组织人写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执笔。文章写成后，江青只给毛泽东一人看，当毛泽东提议让中央其他领导人过目时，
江青极力说服他：不要送周恩来了，因为一送周，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他们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些情况，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锁得很严密，连中央的核心领导都被她瞒过了。
10多年后，董边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关锋后来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加进去了。我们在此事的处理上，的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关于《海瑞罢官》的话虽然是附带的枝蔓，但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们不主张放进的那段话。原先的主题，倒不再被提起了。胡绳告诉董边，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触了解，能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那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在失去毛泽东信任后，田家英仍然敢于在有人反复强调之后，把毛泽东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置于纪要之外，他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讲话的“要害”，但这仍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最终使他陷于“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万劫不复罪责。
注
本文系与田家英女儿曾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