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与陈伯达、康生的交往

田家英与陈伯达相识是在１９４１年的延安，当时他们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那时，田家英还不到２０岁，而陈伯达已是身兼数职的“理论家”了。陈伯达写东西手头很懒，从不自己查资料，他写《中国四大家族》就是让田家英、何均等四人代他查找各种资料后写成的。
　　解放后，陈伯达和田家英同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兼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正、副主任。５０年代，毛泽东比较信任和喜欢田家英，几乎每天晚上都找田家英，交办完工作后，总要聊一阵天，古往今来，山南海北。这使陈伯达很妒嫉，常向田家英打听与主席谈天的内容，主席关注的动向，都读了哪些书?有一次在杭州，陈伯达坐着滑竿从南高峰下来，半途有人告诉他，主席正步行上山，他立即从滑竿上跳下来，并打发轿夫到后山暂时躲避。凡此种种，都让禀性耿直的田家英反感。陈伯达常卑称自己是“小小老百姓”，但田家英与黎澍闲谈时，常以Ｌｉｔｔｌｅｍａｎ代称陈，意思是“小人”。
　　１９６１年，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到杭州搞农村调查。这次的杭州之行，田家英与逄先知在杭州书画社的内柜意外地发现了邓石如的草书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本集　，这副对联田家英早已从３０年代西泠印社出版的《金石家书画集》中看到过，当时还赞叹邓石如以善写篆隶行楷为长，想不到他的草书也写得这么好。田家英当即买下这副对联，兴奋得当晚请来林乎加、薛驹一同欣赏。据范用回忆，这副名联后来田家英请毛泽东欣赏，毛泽东也非常喜欢，特借挂在他的书房里很长时间。此事让以收碑帖见长的陈伯达知道了。他几次当面向田家英提出将名联转让自己的要求，都被拒绝了。陈伯达碰了钉子，仍不死心，又托林乎加从中说和，此事闹了好一阵子。陈伯达讨了个没趣儿，竟然向林乎加提出索要浙江省博物馆的另一副邓石如的草书联“开卷神游千载上，垂帘心在万山中”，算是扯平。林乎加直言相劝：“进了国家博物馆的东西怎么好再拿出来，这么做是要犯错误的。”陈伯达只好悻悻作罢。
　　田家英很不满意陈伯达购买藏品的德行，遇有好东西，他常常带着浓重的福建口音和人家讨价还价，其“激烈”程度连暗随的警卫都感到诧异。一次，在北京开中央会议，罗瑞卿走过来半开玩笑地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说：“三位‘大秀才’在外，一言一行要注意符合自己的身份喽，旧货摊儿上买东西，不要为一毛、两毛和人家斤斤计较嘛。”田家英和胡乔木相视一笑，他们都清楚罗总长放矢之的，只不过是以玩笑的方式出之，算给陈伯达留了面子。
　　在田家英的藏品中有一部明版《醒世恒言》，是康生的赠品，这就涉及到他们之间的一段交往。
　　康生曾几次对旁人说，他如何佩服田家英的笔杆子，说田编辑毛泽东的文章有如小学生描红模子一样准确。他更借田家英在收藏方面与自己的爱好仿同而谬托知己。
　　５０年代，康生听说田家英乐事于藏书，便将自己校补的一套明代冯梦龙编纂的《醒世恒言》赠给了他。据专家考证，目前发现的明天启丁卯年刻本的《醒世恒世》，世间只有四部，其中两部?即叶敬池本和叶敬溪本　分别藏于日本内阁文库和日本吉川幸次郎处。另与叶敬溪本相同的一部原藏大连图书馆，今已不见。此部为衍庆堂三十九卷本共二十册，估计为解放初期的敌伪收缴品，后为康生所得。康生差人仔细将书每页托裱、内加衬纸，重新装订。有缺页处，一律染纸配补，由他亲自校订。在该书第一册的卷尾，康生用习见的“康体”补了一百一十八字，因与书中的仿宋木刻体不匹配，从卷三起，他以笔代刀，尝试写木刻字，找到了感觉。他在卷四前的梓页作了如下表述：“此卷缺两页，故按《世界文库》本补之，初次仿写宋体木刻字，不成样子，为补书只得如此。”据统计，康生在这部书中共补写七十余处，约三千六百余字。这或是康生在建国之初泡病号的几年中，值得留下的有限的东西。
　　５０至６０年代初期，康生不断地把自己的“杰作”送给田家英，有其亲书的人生格言，有其自镌的座右铭刻，有时还做些“割爱”，将自己收藏的清人墨迹转赠田家英。一次，康生患感冒，卧床不起，告凡有来访者一律拒之门外。田家英购得一幅金农的字，打电话给康生，他一听马上坐了起来。
　　两个人关系发生微妙转变是在１９６２年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那时毛泽东正为“包产到户”的事气恼田家英，以至半年不和他说一句话。而康生自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又活跃起来，已重新获得毛泽东的赏识。康生“审时度势”，判定田家英的仕途走到了尽头，这从他写给田家英的对联中可看出——“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打这以后田家英便再也没有收到康生写给他或送给他的东西了。

　　（摘自《商品评介》１９９９年第１１期陈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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