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引起毛泽东主席的关注，缘于他在 1942 年 1 月 8 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毛泽东读后非常赞赏。 1946 年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中文基础较差，想到与毛岸英同岁的田家英，便让他在工作余暇当儿子的文史教员。
1948 年，老秘书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新秘书，毛泽东便把这名 26 岁的“家教”召来，口授一段意思让他写篇电文。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很满意地结束了面试。
田家英的初露锋芒是那篇脍炙人口的“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有个习惯，发言稿从来不愿找人代笔，但是在党的“八大”前夕，却破例让田家英代写了 2000 多字的开幕词，会上宣读时，竟有 34 次被掌声打断。会下，代表们称颂这篇开幕词铿锵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以欣赏的口吻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毛泽东的首肯把幕后的田家英推到了前台。自此，他不仅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而且是毛泽东身边最得力的“秀才”。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才华横溢、才学深厚的秘书、才子，却在文革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年仅 44 岁。
田家英的突然辞世，震动了中国最高政坛。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作为主席秘书的他，在文革一开始就选择了死？当一场历史的暴风雨过去尘埃落定以后，他的死因终于大白于天下。
据现存的文史资料表明，事情得追溯到 1958 年的那场大跃进。 58 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违背中国国情的大冒进，暴露出了中央指导思想上左的思想倾向，这使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权威性和准确性产生了疑问。
1959 年春，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进行调查，目睹了“浮夸风”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同年夏天他带着自己的调查结论上了庐山，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并表明了对办“人民公社”的否定意见。在此前后田家英还说了两段石破天惊的话：“如果可能从头再来，我会尝试另外一种社会主义。”“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主席提 3 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彭德怀的“万言书”和田家英等人的意见使庐山会议风向大转，由纠偏改为反右，彭德怀受到严厉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并受到冲击，最后还是毛泽东主席出面保护了他，认为属于认识问题，使他过了关。
1961 年初，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去浙江农村调查。在那里，他看到了大跃进的后遗症和严重的饥荒。回来以后，尽管庐山会议的余悸还在，田家英仍然冒险上书，要求取消公共食堂。毛泽东作为一个伟人，冷静下来之后接受了这一意见，并同意田家英起草了人民公社的《六十条》。这一文件对纠正错误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起到重大的作用。不过，田家英所赞同的“包产到户”没有被采纳。
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再次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回到北京以后向刘少奇汇报，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此举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田家英被迫作了检查，此后尽管他仍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
田家英的刚正不阿，得罪了三个要人。第一个是他的顶头上司陈伯达。陈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同情彭德怀同样挨了批判，回来后马上学会了窥测风向，见风使舵，常常到田家英那里打探消息。田对此非常反感并守口如瓶，陈便记恨在心。第二个便是江青。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逐渐察觉到江青染指于政治的野心，便保持距离，由此与江青结怨。第三个就是林彪。 1965 年 6 月 29 日，时为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这些提法有异议，为慎重起见，当场打电话询问田家英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回答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 ------ 说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不仅引起了林彪的嫉恨，而且成了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证据。
随着历史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革”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陈伯达的联系更加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田家英自然成了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障碍。他们等待着机会。
1965 年 12 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把柄”！ 那时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发动“文革”。从 12 月 8 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一炮，奏响了文革的序曲。
会后毛泽东回到杭州，在 12 月 21 日上午，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5 位“秀才”开会。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 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立即把这“喜讯”报告江青。此时的江青正在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坚决反对而闷闷不乐，毛泽东的讲话无疑是对她极有力的支持。于是，原本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干了一通宵，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艾思奇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事实上田家英不是不知道这段话的重要性，也不是不知道删去这段话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而是出于正义感，他要保护彭德怀和吴晗。然而他的绵薄之力，怎能挡住即将来到的文革风暴。
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这段“最高指示”，使江青给田家英安上了一个足以置他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1966 年 5 月 16 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5 月 22 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来了一辆轿车，下来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因写作《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正迅速走红的戚本禹。
安子文向田家英宣布：“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5 月 23 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树最为茂盛的田家英自缢在两排书架之间！
他留下了振聋发聩的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十年以后，毛泽东主席在去世前不久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 18 年的秘书，叹息着说了一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既然田家英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主席为什么那时不出面保护他一下，这成了一个至今不解的谜团。
田家英的最后结局，让人千年一叹。但是深知这位才子的人们说，以田家英的特殊身份，是党内最早预见“文革”会带来浩劫的人，他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这场灾难。
是的，也许田家英已经看到了文革冰山的一角，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向他袭来。
在劫难逃的他，与其屈辱地活着，不如悲壮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