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奇：你敢不敢像徐志摩这样为爱痴狂？

作者：李欧梵 　　作者简介：李欧梵，哈佛大学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后随家迁台湾。197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著有中英文著作《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铁屋中的呐喊》、《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学的徊想》、《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随笔集《狐狸洞话语》、《世纪末的 沉思》等。 　　一九一○年，郁达夫在杭州第一中学念书时，遇上一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他时常看小说，但中文作文的分数总是全班最高的。这个顽皮小孩就是徐志摩，后来成为现代中国其中一位最重要的诗人。 　　郁达夫和徐志摩一生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他们在中学毕业后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郁达夫去了日本，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终日失魂落魄。徐志摩则跑到美国去念银行学，然后转到英国，学会了欧美的口味，回国便以诗人之名闻世。郁达夫和徐志摩不同的留学经验，可以说是代表了现代中国两大类别的留学生：留学日本的以及在西方受教育的。此外，徐志摩的思想和行为，更是属于西方传统中英美的部分，尽管他也熟悉法国文化，足可以跟在法国和德国留学及生活的人沟通交流。 　　大概由于他们教育背景及性格上的差异，郁达夫和徐志摩代表了不同的方向。他们二人都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但他们处理感情的方法却很不相同；他们都是二十年代著名的文人，所处的位置也很不一样。郁达夫以一种自我剖白以及“自我形象”(vision of the self)的方式，不断扩大他的主观主义倾向，但徐志摩则痴如狂地追求爱，并把这倾向推到新的高峰。 　　少年时期崭露头角 　　徐志摩跟郁达夫是同年(一八九六)出生的，都是来自浙江省。但徐志摩跟郁达夫很不一样，他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他父亲徐申如是银行家和工业家，也是硖石镇的商会领袖，友人中有一位叫张謇，是著名的企业家。徐志摩说过：“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徐申如也许是他们家族中最成功的。他在上海开了一所钱庄，当辛亥革命席卷浙江时，他暗地里把军火运给革命军，帮助他们占领杭州。由于他父亲高瞻远瞩，长袖善舞，徐志摩享受了快乐平静的童年，没有受到周围动荡的社会及政治形势所影响。他所经过唯一的伤心事，是他六岁时祖父的去世。“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于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所以，他跟鲁迅和郁达夫很不同，他是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长大，因而养成了一种乐观开放，从不多疑善护的性格。 　　徐志摩四岁开始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十一岁入读陵石开智学堂，是一所新式的学校，成绩是全班之冠，得了“神童”的称号。一九○九年十三岁毕业时，他已能以熟练的文言文写出工整的论文。一九一○年，他考入杭州中学，和郁达夫同班，内向害羞的郁达夫只能对这位活泼开朗的同窗充满羡意，而徐志摩更因为成绩优异而当上了班长。 　　这时候，中国所有新式学校都受到梁启超一人的影响。徐志摩后来便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在早年所写的文字里便已清楚流露梁启超影响的痕迹，他投稿到学校的刊物，当中便有《镭锭与地球之历史》以及《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这明显是受了梁启超的名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影响。 　　徐志摩的才华受到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的秘书张嘉傲的赏识。张嘉璈在一九一五年巡视杭州中学，读到徐志摩的一篇文章，很是喜欢。他肯定徐志摩将来一定会成就非凡，于是跟徐家谈好婚事，把妹妹嫁给徐志摩。张家在江苏省也是望族，兄弟中还有后来成为知名哲学家的张君劢，以及后来与徐志摩一起出版《新月月刊》的张嘉铸。他们的妹妹张幼仪在一九一五年嫁给徐志摩时只有十五岁。徐父要把婚礼弄得铺张华丽，但因为爱儿坚持，婚礼采用新式进行。徐志摩似乎很喜欢新娘子，她知书识礼，且看来也很开通。 　　一九一五年，徐志摩在杭州中学(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杭州第一中学)毕业后，先去了上海，在上海大学读了不久，便转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去。一九一六年，北洋大学的法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徐志摩便成了北大法律及政治系学生。就是在北京，经由张家的介绍，徐志摩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据说，在跟梁启超见面时，徐志摩在这位文化巨人面前显得很腼腆不安，平常雄辩滔滔的口才也没法施展出来。回来后，他写了一封很谦卑的信给梁启超，表达他的敬重之情，并谈了自己的抱负。梁启超后来也说徐是自己其中一名最钟爱的弟子。徐志摩还开始熟读梁启超的作品，大受触动，更从《红楼梦》里借来句子：“弟子的也该烧了。” 　　一九一八年春天，徐志摩和张幼仪的儿子出生了，举家因为这新生命的来临而高兴万分之际，徐志摩在那年夏天登上邮轮，横渡太平洋，到美国留学去。面对着汹涌的波涛，少年的雄心给激发了，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家人和朋友，当中的思想内容充分见到梁启超的影响： 　　况今日之世，内忧外患，志士责兴，所谓时势造英雄也。……志摩满怀凄怆，不觉其言之冗而气之激，瞻彼弁髦，惄如捣兮，有不得不一吐其愚以商榷于我诸先进之前也。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愊愊，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幸而有成，所以答诸先生期望之心于万一也。八月三十一日徐志摩在太平洋舟中记。 　　这封信所表达的不外乎一种含糊的、天真的政治热诚，这在当时年轻人中很普遍。由于他父亲原是要他继承父业，将来打理钱庄的业务，因此，他在一九一八年秋天在克拉克大学注册的是主修银行业及社会学的。念社会学大概能够反映徐志摩要改革“社会的罪恶趋向”，而选择克拉克大学却可能是出于另外的考虑。 　　克拉克大学是由商人乔纳斯·希尔曼·克拉克(Jonas Gillnan Clalk)以及教育家格朗维尔·斯丹利·贺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在一八八七年创办的，最初只开设研究院课程，是美国最早的两所研究院大学之一，另外的一所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在第一任校长贺尔博士领导下，克拉克大学吸引了很多知名学者到来，当中包括佛洛伊德，他应贺尔的邀请，在一九一○年到来，作了五次心理分析的演讲。徐志摩入学的时候，克拉克大学以克拉克先生遗愿所设立的基金来开设了三年制的大学课程，并为一些财政短细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入学的手续也较简单。也许徐志摩和其它中国留学生就是为了这些实际原因而涌到克拉克大学去的。由于徐志摩只念过三年高中，大概是以一种转校形式调过来的。由于克拉克大学的学术要求很高，徐志摩与四位从中国来的室友(其中一位是李济，后来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设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六时起床，七时朝会(激发耻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 　　尽管这时候身在异乡，但徐志摩仍然继续在老师梁启超的影子下生活。除了修读弗兰克·M·曼金斯(Frank H.Mankins)的社会学和哈里·E·巴恩斯(Harry E.Barnes)的历史科外，他还埋首于梁启超所写的《意大利三杰传》，这是向国人介绍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的英雄事迹的作品。在一封写给梁启超的信里，徐志摩记下了初抵麦斯省晤斯忒(Massachusetts，Worcester)的感受：“生计国人于此不及百，学者十人而已。此间人士切心战事，上下敌汽，爱国热忱，可为敬畏。其市则供给日匾，物价日昂，生活艰难。”当时，欧战刚结束，他也浸淫在全镇的兴奋欢愉中。可是，当他听到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转与日本时，他感到很愤慨。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举国抗议巴黎和会的决定，徐志摩却只能远在美国东岸新英格兰的一角遥作呼应。 　　一九一九年六月，徐志摩以优异的成绩在克拉克大学毕业，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科学，一年后取得硕士学位。他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减退。据说，他曾经为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不少课外活动，还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跃成员。他的书架上放满了有关苏联的书籍，使他在留学生中得到“鲍尔雪微克”的称号。他也为社会主义所吸引，他说“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Robert Owen)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 　　青年徐志摩的激进色彩，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学生中是很普遍的。他们的政治取向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蓝图却是来自外国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就像青年徐志摩所展露的一样，是要为国家服务，而不是要反对国家。对徐志摩以及其它留学生来说，在海外留学是一种实际的训练过程，以准备他们日后回国担任重要的位置。徐志摩在写给亲友的信中所显露的使命感，他在克拉克大学严谨的工作时间表，还有他所吸收的西方社会主义作品，全都指向这种实际的方向。以他的家庭背景及网络，徐志摩很可能很轻易便在政治或财经方面大展拳脚，而无须经历郁达夫的挫败。但据徐志摩自己说，他从政治转往写诗，当中的过程完全是出于意料之外：“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我这样一个人如果真会成功一个诗人——那还有什么话说？” 　　(摘自《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李欧梵著，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