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之死：崇祯皇帝悲剧带来的启示

明君之死：崇祯皇帝悲剧带来的启示 1644年3月19日晨，崇祯皇帝朱由检在遣散了三位皇子后含泪下诏，后宫众妃嫔统统自裁，随后他持剑巡视后宫，亲眼看着皇后和妃嫔们一一自杀，当他巡至寿宁宫时，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长平公主向他求救，朱由检突然悲怆的大吼一声“你为什么会生在我家”，举剑刺死了“掌上明珠”，此时，李自成农民军的喊杀声由远及近，翻墨般的黑云重重地笼罩在紫禁城上空，朱由检踉踉跄跄的爬上媒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时年仅34岁。 许多人都把崇祯的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和盘踞于满洲的后金势力，这点不假，它们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人们也知道，不管多儿衮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气数已是油尽灯枯了，多尔衮和李自成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稻草罢了，清朝康熙朝时的名相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曾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王朝更迭的不可违之命就这样像抓阄一样抓到了崇祯的头上，他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不仅无法以一身之躯来阻止社稷颠覆之势，而且历史所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空间也注定他成为不了一位中兴之主。 　　崇祯17岁登基，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终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其政治手腕之娴熟，行政调动能力之强堪与清圣祖康熙扳倒权臣鳌拜之手法相提并论，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超过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当然也有人说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贪财小气以至于富而亡国），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277年的明朝历史，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以及仁宣时代外，明朝的皇帝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有好大喜功，被瓦刺俘虏差点亡国而又两度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有经常溜出宫门调戏良家妇女，荒嬉无度，近乎变态的武宗朱厚照，有替自己父母争名份而与大臣誓不两立，打了多年口水仗的世宗朱厚熜，有几十年不理朝政，几十年不任免官吏的神宗朱翊钧，有为了荒淫无度而吞食红丸以致暴毙而亡的光宗朱常洛，有沉迷于作木匠，迷恋自己乳母而不问朝政的明熹宗朱由校，更为荒唐的是在位长达45年的嘉靖皇帝竟迷恋于用年轻貌美的宫女作其长生不老的丹药，以至于被忍无可忍的宫女们试图勒死于龙床之上，荒唐的历史同时还孳生出诸如王振、曹吉祥、刘瑾、江彬、钱宁、谷大用、严嵩、魏宗贤等几十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若按奸臣数量排列，明朝当列诸王朝之首，一句话：整个二十五史，没有像明朝这么胡闹的朝代。 　　清末李鸿章曾有一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为时人之首肯，但是，依我之见，这个变局的序幕不是在咸丰、同治之年拉开，而应早在崇祯吊死媒山的1644年，在此五年之后，英国发生了以克伦威尔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率先拉开了宪政共和或者说准宪政共和的序幕，而沙俄也即将迎来“彼得大帝”亲近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时代，这个曾被蒙古族统治达600年之久的国家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扩张之路，向北要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向西南要打开地中海出海口，向南要向封建中国这块肥肉动刀。 　　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贝件，而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崇祯皇帝亲政之初首先要办的一件事情是铲除客氏和魏忠贤集团，为巩固政权扫平障碍，但是，此法对励精图治的历代帝王而言，并不新鲜，一是前朝的功过是非总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另外，从权术上而言，打倒一批旧的，再扶持一批新的，更利于控制，而更为重要的是，抑制豪强和土地兼并，确保皇家在物质利益上，也就是说在“国民动员”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治国理念自汉高祖刘邦始，历代帝王纷纷效法，谓之“王霸二道”，很类似于近代政治和外交中“胡萝卜加大棒”的意思，后朝帝王总结前朝帝王的得失总是基于此种理念：乱政和亡国皆因帝王大权旁落，汉朝的一代明君汉宣帝就曾因太子的柔韧和善良发出如此感慨：乱我政者，必太子也，因此，与欧洲的封建集权制不断削弱相比，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反帝王的思想并不仅仅流于情绪的宣泄，而是试图用制度设计来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衡，但是这种制衡理念还仅仅停留于用宰相和内阁六部来制约皇帝权力的初级设计之上，历史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再往前跨出一步，事实上，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如火如荼的党争之势非但没能削弱帝王的权力，反而从客观上更加巩固了帝王的绝对权威。 　　对于明末江南的纺织业中是否已萌发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结论，虽然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但是，不争的事实是，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官僚集团与工商业者之间业已存在着一种很类似于同期欧洲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即使在北方的山西商人也得益于明王朝“开中制”和“开中折色制”而在边塞贸易中崛起起来，现代商业组织的雏形也已显现，明初的大移民更是极大的推动了这种商业网络的编织和形成，如果当权者真能顺应潮流，因势利导的话，新的商业文明的破茧而出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于万历十年(1582)七月抵达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应该是西方科技世界与封建中国亲密接触的第一人，其所进献的自鸣钟、《万国图志》等方物，使明神宗朱翊钧龙颜大悦，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也伴随着他的到来而传至国内（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便是由他口授，由徐光启编译的），当时的许多高官显要如士大夫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精英人物都与其结交甚深，过从甚密，至于其他本土科学家们，也是成绩斐然，诸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著作都反映了明末科技有了相当的进步，客观上来说，明末中国，官方及民间的科技创新能力还基本上与同期的世界潮流保持着一致的步伐，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创新只局限于纯“智力”上的创新，僵化和封闭的“紫禁城”不愿也不敢让其与民间力量迅速结合起来，形成直接的强大的生产力，利玛窦只所以被封为钦天监，不是帝王们真想探索宇宙奥妙，纯粹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求神问天，占卜命运”服务而已，所有科技成果的归宿最后都只有一条——束之高阁，昏庸自私的明神宗朱翊钧对于西方科技的兴趣仅仅局限于自鸣钟的“好玩”之上，而一旦利玛窦们开始涉足于传教事务中时，封建王朝的神经便开始绷紧了。 　　与崇祯同期的欧洲诸国也同样处于一个风雨飘摇和巨变的关口，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个关口，一支新兴的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欧洲诸封建王朝已开始受制于基于跨国贸易之上而产生的新兴的财富阶层，各个海洋国家要想在强国林立的欧洲站稳脚跟，不得不一步步的依赖和鼓励这种阶层的存在和壮大，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班牙国王会支持意大利人哥伦布去寻找新大陆，并且屈尊与他签订了关于掠夺来的财宝按比例分成的契约，而中华帝国却会劳民伤财地派遣郑和去七下西洋，炫耀国威，终因耗费过大而不得不终止，从民间自发产生的先进西方一百年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由于帝王惧怕“外通蛮夷”而被扼杀于襁褓之中，就在西方不知不觉为制度变迁进行铺垫地时候，中国的君主们包括勤勉的崇祯皇帝却殚思竭虑地巩固王权的统治，其它能对王权进行挑战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诸如宗教、地方势力，工商阶层，海外贸易都牢牢掌控于王权之下，避免藩镇割据、尾大不掉，避免外通“异族”，避免权臣功高盖主一直都是历代君主治国方略中最紧要和最警惕的事情，在明朝之前，历朝历代还设有宰相之职，内阁六部以及宰相对皇权还有一些制约，而自朱元璋始，罢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甚至设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视百官和江南士绅阶层，开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中央集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祖宗之法面前，勤勉有加的崇祯皇帝从其先辈那里所能继承的治国智慧也只能局限于宫廷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至于其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便乏善可陈了，他本想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但是，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官僚体制的耗费无度，都使任何“慈悲”政策转眼之间变为“苛政”，面对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境况，崇祯虽然不止一次的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理想主义道德境界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变迁都首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也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英明”到让臣民都富裕和强大到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地步，所以，任何所谓的“仁政”终究都是花花架子，隔靴搔痒而已。 　　说到崇祯的狼狈不堪，不能不让我想起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想到他，概因二者都具有“末代”的特征，这位同样具有浓重“理想主义”情结的政治家同样引发了一场最终把自己埋葬的“雪崩”，但他与崇祯殚思竭虑，攫取绝对权力不同，而是反其道行之，恨不得一夜之间完全赋予国民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将庞大的官僚机构转变为“高效廉洁”的“小政府”，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短期内丧失“强势地位”的政府无异于突然崩塌的大坝，失去了把握变革方向的能力，而“突然觉醒”的国民们更是无所适从，他始料未及的结局却是这样的：财阀和旧官僚迅速结合起来填补了政府缺位的权力真空，俄罗斯经济在一夜之间蜕变为“财阀经济”，以至于其后与财阀投桃报李，藕断丝连的叶利钦也很难有所作为——1996年他击败咄咄逼人的共产党候选人久加诺夫而再次当选总统时，少不了俄罗斯七大财阀的鼎力支持，一个是试图牢牢地控制国民而丢掉了王朝，一个是试图彻底地解放国民而丢掉了国家，时代不一样，但是，结局却是一样的，对于任何想励精图治，建功立业的政治家来说，崇祯和戈尔巴乔夫的悲剧都殷鉴不远。由此，我们不得不庆幸多灾多难的中国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拥有像邓小平这样的治世之才，同样是一个千疮百孔，行将崩溃的社会，在他的手上却“妙手回春”，他一面保持强势政府对变革的主导权，又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民间的制度创造力，在二者之间保持一个均衡互动的关系，当苏东国家以西方经济学理论马首是瞻，将产权改革一夜之间进行到底时，而中国却是将所有权和经营权、收益权、转让权进行分离，既保持了制度的连贯性，又为未来的制度安排埋下了伏笔，正如伯克（Edward burke）所言“激进变革的鼓吹者自以为他们了解现有制度的运作和缺失，以为用激烈的社会变革可以改进人们的福利，但是一种能运作的制度往往不是少数人能设计的，而是千万人交互作用而自发形成的，它包含了千万人的个别信息，而这个别信息只有当事人了解，因此，没有任何个人可能完全了解所有这些信息。如果任何个人妄称他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及其缺失，而想用激烈的社会运动来改造制度，则他一定会把那些他不了解的奇妙机制破坏掉”，而笔者认为，邓小平正是深谙其中道理的超级政治家。 　　崇祯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而且要充分的尊重民意，尊重民间的制度创造力，而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则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充分尊重民意，尊重民间的制度创造力，而且更需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二者缺一不可。 　　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苛求崇祯具有现代治国理念，即使在明亡之后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1648年，欧洲诸列强们才刚刚结束了席卷欧洲的30年战争，极不情愿的坐在了威斯特伐利亚的谈判桌前，签订了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多边安全条约，而乘坐五月花号的英国新教徒们也才在美洲大陆上生活了将近30年，这块所谓的新兴大陆离托克维尔所描绘的“美丽新世界”还相差近两百年，即使被历史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社会制度变迁的经典案例——英国光荣革命（1688年）也才在半个世纪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看来，在那铁桶一样封闭的年代登基的崇祯——这位非亡国之君注定要背上亡国之运了，而我们老大中国的制度变迁也注定要经历一段漫长、曲折和备受屈辱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