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回眸：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生存状况实录

20年前，有两批特殊的大学生几乎都在1982年走出校园。这群特殊的学生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学员——77、78级，入校时他们从16岁到40多岁不等。他们当年如何，现在又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从今年2月开始，一组同样性质的聚会在中国众多高校里进行着：2月，北京电影学院；4月，清华大学；6月，上海交大；8月，西南师范大学；“国庆”期间，又有数百中年人从 全国四面八方，不顾“十一”拥挤的交通，聚集到济南赶赴山东大学...... 　　聚会者是国内各高校77、78级的学员，20年前，他们带着“人民的嘱托，祖国的厚望”，从这里走向祖国建设的各个战场。 　　可怕的2.5代 　　1977年8月，邓小平请来包括周培源、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会上，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当时，大学招生采取的方法是各级组织推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青年”。邓小平询问身边管教育的刘西尧部长有关具体细节后，当即拍板恢复高考。 　　于是，这一年出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两大奇观：一是中央连续44天不停地开教育工作会议，决定第一次在冬季进行大学招生；二是这个消息一下就吸引了上千万的应试者。1977年10月20日，被他们永远地留在了记忆中。 　　中国儿童剧院编剧、北京师范大学78级学生陈传敏说“当时一个同学特别兴奋地骑车来告诉我，说要恢复高考了。我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泪一涌而出。我跟同学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这下有希望了！当时那种情况，有点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恢复高考这个消息，相当于前头突然冒出火光，当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想着赶快蹦到那儿去。”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 　　上千万的试卷需要大量的纸张，而当时国家并没有这个准备。中国人民大学姚裕群教授告诉记者，国家紧急调用纸张印刷当年考试用的试卷，那时全国都穷，中央决定：不增加群众负担，每个考生只收五毛钱考卷费，不足部分由国家补贴，试卷先调用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在记者的采访生涯中，再没有比追踪77、78级更让人激动的事情了。原本以为，20年前的风云一代，要找到他们的踪迹很难。可后来的结果是，只要记者将视野扫向中年的成功人士，总会不断发现77、78级的踪影。 　　由于这一批人包括77级、78级全体和79级的一半大学生，因此，国外有人给他们取了一个名称：“可怕的二点五”。而在国内，区别于老三届(1966-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他们被称作“新三届”。 考试：百里挑一的精英 　　与现在近2：1的高考录取比例相比，当年的高考可以说是十分艰辛。 　　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宣布招生后，申请报名者居然逾万，而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总共才招收了153人。 　　“从宣布高考到考试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能考上大学，说明这群人起码在文化上是出色的。而且在当年的环境下仍然坚持学习，这本身就很了不起。”陈昕认为，能从当年激烈的高考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本身就是77、78级学员的一个重要特点。 　　自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1978年，先后上山下乡的青年学子达到2000万人。在那个年代，学习文化知识被认为是不正经的事。多少走入农村的知识青年只能在劳动了一天后才能在夜晚挑上煤油灯学习，就算这样，有时也得“偷偷摸摸”进行。 　　“如果坚持读书，会被称为‘白专道路’，当时是用批判态度来看待读书的。在工厂，别说上班的时候看书，就连下班后看书都是领导所不喜欢的。”陈昕说。 　　大学生活：争分夺秒 追回青春 　　9年前，当记者还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上学的时候，不断听到任课的老师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他30多年的教师生涯里，印象最深，感觉最努力的就是77、78级的学生。 　　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产学联合中心主任倪军是上海交通大学77级的学生，他在今年6月重返交大的时候，很自然地想起当年的情形：“那时大家都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求学机会?老师经常劝我们不要太拼命?按时睡觉?劳逸结合。” 　　“他们都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接受过底层的磨练，来自农村、农场、工厂、部队，从各工作岗位考过来的。进入学校后，他们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非常刻苦，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四点——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陈昕认为，非常刻苦，珍惜机会是77、78级学员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沈杰博士认为：“77、78级先读了社会这本无字的书，再读有字的书，有着很丰富的社会阅历，理解力和思考力很强；他们出身在经济很匮乏的年代，有很强的紧迫感，很懂得珍惜机会、珍惜时光。” 　　现任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的韩儒理是上海交通大学77级的学生，入校时已经是有了孩子的“老学生”，才到交大，既听不懂上海话，又听不懂英语。据知情人士描述，当时他学习的情形可以用“发疯似的”来形容。在今年6月交大77、78级返校聚会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忆起那时的学习情况——“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90小时。有一位同学家就住在徐汇区枫林街道，可他硬是一个学期只回了三次家，而三次加起来的时间还不足一整天，大家总觉得回一趟家，和留校的同学相比就‘亏了’。” 　　成功和遗憾 　　迄今为止，并没有调查数据对这群人进行统计，只在各高校的校友会中，记录着他们毕业20年后的成就。政界，有财政部副部长罗继伟，海淀区代区长周良洛……学术界，有知名学者魏杰、陈平原……文化界，有王小波，陈小奇……企业界，有清华同方的总裁陆致成，影视界，还有最负盛名的张艺谋。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科研处长陈昕博士认为，无论在政府还是科研机构，77、78级都已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尽管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跟踪他们这一代的现状。但从平时接触到的看，许多厅、处一级的干部都是这一代人。” 陈昕说，“他们扎实的知识、久经磨练的心理基础以及道德素质造就了今天的成功。” 　　在记者接触到的众多77、78级学员中，他们大多都承认自己毕业后赶上了好时代，他们毕业的时候，整个中国百废待兴、人才断代，而全社会的思想又十分解放。正是这样的历史机会给予了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 　　的确，77、78级在政府、高校和文化艺术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但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也发现，在商界，尤其在民营和私营经济领域，77、78级的成就显得并不突出。到新经济领域，就更难看到他们的影子了。 　　陈昕告诉记者，“‘下海潮’才开始的时候，以待业在家、没有工作单位的人为主。77、78级并不是当时的主流。毕竟，那时下海并不是说人人都愿意的。对于77、78级这些有着光明前景的人来说，放弃看得见的前程而投身尚处于摸索阶段的商界，的确需要非常的勇气和胆识。” 　　沈杰告诉记者，“在下海潮中，下海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淌了趟水就上岸了。” 人文关怀与责任感 　　“我们在精神的空白里填满了音乐的交响／我们在改革的大潮中探索着民主的理念。我们高举‘从我做起’的旗帜，我们用行动实现着‘从现在做起’的诺言。”当记者来到清华大学校友总会时，校友总会理事钱锡康研究员拿出了清华77级祁海鹰写的清华“一九七七级世纪宣言”。 　　“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有着自己的思想观念，很有理想，也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与关怀。” 钱老师这样看待这一批学员。 　　陈昕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那个年代培养了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并且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不是空话，而是‘新三届’实实在在的特点。”“他们进入学校后，很快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典型的就有潘晓掀起的人生理想大讨论，那是全国范围内的全员讨论，放在今天，根本无法想象。那时大家也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乃至西方政治民主观念等的大讨论。对理想的追求远远胜过对金钱的追求。” 　　那个时代的人也同样忘不掉有句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句话，当年被邓小平充分肯定。而提出这句话的，正是清华大学化学系77级的学生。 　　沈洁博士长期研究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他认为77、78级的学员是成熟、理性的一代，“他们是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和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一群人。” 　　那么，他们自己认为，当年强烈的“承上启下”历史使命感，到今天完成得怎么样了呢？ 　　清华大学李艳和教授认为，20年来，大家都奋斗着，个人的轨迹与国家的发展直接联系。从他所见到的清华毕生生，能打上75-80分，也就是基本达到了要求。 　　清华大学校友总会钱锡康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是否完成了当年的诺言，现在还没有到做出判断的时候，更应关注的是在今后，他们会怎样为国家服务。 　　沈杰认为，当年77、78级肩负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承前已经做好了，20年中国的发展，77、78级是不可埋没的社会力量。而在启后这方面，还正是他们在承担的历史使命。 　　沈杰认为，每一代人都有对社会对历史的贡献和局限，放在更长远的历史长河里，77、78级对推进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他们是值得骄傲的一代。 　　一个班级的20年—— 对清华大学化学系77·２班的调查 　　80年代，一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即使在今天，这句口号仍不断被人用以自勉。 　　20年过去了，当年这句口号的提出者——清华化学系77级2班的同学(清华的习惯，称为化72班)，如今都在何方？ 历史的回忆：“我们曾经很灰心” 　　“这个口号是在我们读大二的时候提出来的。”李继定，这位如今的清华化学工程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说。 　　正是这个35人的班集体所喊出的口号，首先在清华得到共鸣，继而被《中国青年报》 报道，后来邓小平看到了，在一次讲话中高度肯定。继而再逐步成为影响一代人的口号。 　　“那时才经历文革，大家虽然学习刻苦，但过去的经历突然都被彻底地否定，很有找不到方向的感觉，思想上出现了空白，”李继定向记者说起当时的背景，“过去虽然苦，但想着美国的黑人都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全世界都等着我们去解放，都不觉得自己在吃苦；等到国门被打开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于过去的崇拜与疯狂，大家都有受骗的感觉，对于社会的发展也挺灰心，都觉得挺没劲的。” 　　“为了给大家鼓劲，辅导员谢新优和团委书记贾成玉组织了大家讨论，谈论得挺实在，也没什么高调。大家都在说困惑、说灰心、说没劲。”李继定回忆着，他告诉记者后来有位安徽同学王文一站起来说：“总是灰心、没劲也不是办法，对大家也没任何好处，我们换一个角度，过去的都过去了，该琢磨的是现在该怎么办。”随后，王文一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想法。 　　王文一的提议，得到了班上同学的积极响应，于是讨论的思路沿着王的提议继续下去，班上的团支部也据此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的战斗口号，并拟定十一条具体措施。当时的团支书是北京籍学生程宜荪。 　　毕业分布均衡　如今成就突出 　　程宜荪后来去了美国。化72班的35名同学中，如今定居国外的有6名。自1982年毕业后，他们走出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据调查，35名同学中，如今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名，政府机关10名，企业9名，出国定居6名。从比例来看，分布比较均衡，但是，1／3以上的同学在工作20年内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 　　35名同学中如今分布的区域也同样呈现了均衡的特征，国内的29名同学中，北京、上海的10名，省会城市的10名、天津1名、深圳1名(广州没有)，其他城市共7名。当年就业由国家统一分配，而现在的毕业生，特别是对于名牌大学的应届生，大部分就业范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 　　如同社会上的认识，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在各行各业都走向了领导或骨干岗位。在化72班，国内外的90%以上同学都当上了单位或部门的主要领导，而在研究领域的，其科研成果亦颇为丰硕。 　　记者在对该班10余位同学采访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自己过去的成绩大都看得很平淡，就连职位也是在记者的询问下才肯道出。谭世语接受采访时说，我在重庆大学做老师，三次专门询问下才了解到其为成绩突出的教授，化工学院的党委书记，前副院长；李继定，这位自称在班上属于干得很一般的学员，直到记者看到他的资料才发现其为德国Oldenburg大学博士后，在微观模型用于流体相平衡预测的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国家级多项奖项获得者……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越发钦佩这群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的成就，但限于篇幅，无从一一道来。 大多工作稳定　班长“跳槽”最多 　　记者仅根据该班的主要班干部及王文一这位口号提出者的人生轨迹，试图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来对该班的同学进行描述。 　　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的口号时，化72班的班长陈谦，也是当年清华化工系 的学生会主席，毕业时，和班上的曹忠和、李昆明、吴小华一行四人被分配在核工业部位于湖南衡阳的研究所和企业。曹忠和、李昆明两位同学20年来仍旧在原来的272厂，吴小华因家庭的原因调到了武汉的一所高校，之后也再没变动过。而陈谦，他的一位同学笑着告诉记者，是班上“跳槽”最多的一个，也是班上经济能力较好者之一。 　　陈谦是在1991年核工业六所军转民的思路下，被派去深圳开办公司的。此后的11年里，陈谦做过房地产的开发与投资，做过生物制药的研发与市场，做过涉外项目的全盘负责，1998年也中途去了东莞和几位朋友做金属板公司的市场和广告策划，最后运作了深圳意中利科技园的物业管理。他经历了1991年深圳股票的牛市，也感受了深圳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如今的他是意中利的副总经理。 　　陈谦是记者在对几十名文革第一代大学生采访过程中少有的大谈经济特区、顾客导向、情商等字眼的人。如今，他已经很久没有涉及化学的专业研究了，尽管当年在湖南衡阳核六所他的科研曾获得了“部二等奖”。可彻底转行的陈谦很满意目前的状态，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在特区有房有车。“要追求健康、舒适的生活”，在私人生活方面，他这么认为。 　　而王文一，这位当年思路独到的同学，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江苏仪征化纤，2年后因为家庭的原因调回到老家安徽，从此在安徽阜阳环保局一干就是18年。从化学到环保，专业的变换，王文一表现出了清华人所有的扎实功底和钻研精神，很快就摸着门道，作为环保局的副总工负责了该市耗资7000万的污水处理工程。他的职业稳定性，在化72班中，倒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不断调整状态　团支书的出国路 　　提到化72班，就不能不谈程宜荪，在学校时，其组织与活动能力就被一致公认。 　　程宜荪带有许多77、78级大学生的典型特点，下过乡、做过钳工。同时，他的经历也有许多77、78级出国人的典型性，在西方国家，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以适应生存。 　　在给记者回复的Mail中，其简历显示，1982年其提前九个月毕业，1983年的时候一件羽绒服、一套西装、一件米黄风衣去了匹兹堡大学化工系留学，1984年由化学专业改学化工并从事煤液化研究。就在1989年在匹兹堡大学从事研究并准备回国时，1990年获批移居芝加哥并加入Waste Management公司研发中心。 　　1994年，程宜荪改行从事了与化工专业毫无关系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及网络支持管理。他去的公司是瑞士银行。此后的程宜荪看起来走势头不错，1997年，他担任了瑞士银行全球网络部总经理，统管技术、运行、人事、财务，1999年的时候，接管网络保安成为新银行?UBS Warburg? 全球网络保安总经理，2001年，已出任资讯科技部执行董事。 　　其间他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任全美过滤分离协会美中地区主席，并筹建旅美科学家与工程师协会任理事会主席。 　　如果说陈谦要求的是“追求健康、舒适的生活”，那么程宜荪则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体验。自1995年始，程宜荪就开始了以后每年至少两次的环球旅行。生活与旅游的故事，程宜荪颇为乐道：1996年佛罗里达旅游被海底暗流冲出安全区二十多里； 2001年十二天内公务旅行七国，同年于高速公路翻车，车毁人无伤，他也很喜欢那张摄于玉龙雪山海拔4000 米之上的全家福。 　　弹指一挥二十年　呼唤游子归 　　对于程宜荪出国道路的选择，记者在采访中亦听到不同的声音。有同学认为，如果程宜荪继续留在国内，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前途，据介绍，在清华读书的时候，程宜荪是清华校党委会惟一的学生成员。该同学认为，以程宜荪的能力以及其当时特殊的身份，极有可能被纳入团中央书记备选人范围。 　　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价出国与否孰优孰劣。在记者对77、78级的采访中，有人认为出国后的视野更开阔，事业空间更大；也有人认为，出国的人反而失去了国内20年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发展的机遇。“失去的是他们在个人价值上所无法得到的东西。”有被访者如是说。 　　与记者在清华其他班级的采访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化72班是出国定居比例最少的。在清华化学系77级的同学中，出国定居的有一半以上，李继定老师告诉记者，化73班20余人在国外，留在国内的不过6人左右。当记者对清华无线电78级4班采访时，同样获悉，该班出国的人员也在2／3以上。 　　调查发现，在化72班出国定居的同学中，都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多数人后来所从事的不再是当年所学的化学专业。其中，加拿大的祝京旭的成就得到了大家高度的认同。 　　祝京旭如今是渥太华大学的正教授(在海外，做到正教授的华人并不多)，从事馏化床的研究工作，并有胰岛素等专利已运作于医用。 　　清华校友总会理事钱锡康告诉记者，77、78级的学生中出国的人特别多，当初国家支持他们出去，现在也同样鼓励他们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