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生平--他是如此热爱着中国

5月26日上午11时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2004年，89岁高龄的爱泼斯坦以惊人的勤奋与毅力完成了《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一书。他说：“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十字路口———西行·东归 　　在西方，罗盘据说是指向北方的。发明罗盘的中国人却称它“指南针”。指北或是指南并不影响它辨明各种方向的功能，但它确实会使人注意到事物的相对性和观念的多极性，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相互关联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甚至已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用语之中，比如英文里的How much或How many，在中文里就成了“多少”，任何东西的长度都说成“长短”。具有更深刻意蕴的是中国话里“危机”这个美妙而富于哲理的名词，直译成英文就是“danger-opportu-nity”(危险———机会)，它反映了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往任一方向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正是这样的。从西方的观点看，以欧洲为中心，中国是在“远东”。但如果从中国再继续往东，就到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对欧洲人来说，这应该是“远西”了。从加利福尼亚往西走却又回到了欧洲人眼中的“远东”。 　　如果我是在欧洲，我会用我的笔和舌为西班牙战斗，也可能在“国际纵队”中用枪来战斗。但我是在中国，这里有一场革命正在进行，我越来越强烈地为这场革命及其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所吸引。我工作的报馆和通讯社，除偶有例外，都属于右翼；而我的联系对象———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却越来越多是左翼的。 　　爱泼斯坦与妻子邱茱莉 　　邱茉莉生长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她的成长受到同一历史气候的普遍影响，使她在成年以后于1939年来到中国。她学过农业，曾在英国约克郡务农，后因经济萧条而破产。接着她去接受职业培训，当过职员，不久被解雇。她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并且认同这个群体，有时参加他们的抗议游行。 　　后来，她在“太平洋关系学会”这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找到了一份工作，并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她见到了殖民地(现在称作“第三世界”)的种种景象。后来，她在这个学会的纽约总部工作，这里的学者有左派，也有右派。在接触中，她发现左派学者更开明，同她更投合。在这些左派学者中有中国人，给她的印象很深。他们实际上是地下的共产党人。 　　随着世界各地对中国抗日运动的同情日益扩大，邱茉莉在美国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后来她到了香港，仍在“太平洋关系学会”工作。我在香港同她相遇，她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和战时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支持者。 　　1941年12月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进攻香港，后来我们一同被关在日本人设立的外国平民拘留营里。我们决心同另外三个朋友(他们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一起出逃并取得了成功。 　　1942年，在奔向中国内地的艰险旅途中，我们相爱了。 亲临台儿庄 　　1938年4月，我从充满乐观气氛的武汉去前线采访，目睹了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正规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战区司令部设在战略要地徐州(两条铁路干线的交汇处)，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大炮 的轰鸣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躺着大批奄奄一息的士兵，如果不赶快把他们撤到后方去，他们是很难活下去的。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却依然生气勃勃。墙壁上贴满了新的爱国标语口号。部队和当地应征入伍的新兵源源不断地行进着。平民生活仍然活跃如常。报童叫卖着报纸。身背广告牌的人照样宣传着正上演的戏剧和电影。学生宣传队自发地在户外表演着时事短剧。在公园里，妇女带领着儿童玩耍。 　　我们坐了半个小时的火车，离台儿庄更近了。我们吃力地步行到孙连仲将军的前线指挥部。孙将军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满脸胡须，由于前两周指挥战斗，缺少睡眠，过度疲劳，声音有点嘶哑。战斗的枪炮声依稀可闻，农民已照常在春意盎然的田间劳动。次日，我们越过架设在古运河上的一个浮桥到了台儿庄。到处是瓦砾，遗尸遍野，许多是阵亡的士兵，有一个是农民，在他一只伸出去的手臂旁也是一只死鹅(大概他是想把它抱到安全的地去吧)。 　　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理由。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且有能力取得胜利。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他们在台儿庄的失败使他们为之震惊，他们军队的士气受到打击。在日军一个士兵的尸体上发现的一首诗很能说明问题：“我们战斗四小时，拿下了天津，六小时之内，攻克了济南，一个小小的台儿庄，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才攻下？” 　　采访毛泽东 　　我在延安访问过的中共领导人中，最杰出的无疑是毛泽东———当时是这样，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在延安，毛的个人作风是平易近人、十分简朴的。他常常会步行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不带警卫，同老百姓随意交谈。在集体照相时他总不站在正中的位置上，也没有人把他引导到这样的位置上(同我们中外记者团合影时就是如此)。他随便找个地方站着，有时在边上，有时在别人后边。在单独访问他时，他不设时间限制，有时会延续好几个小时，因为对他问完了所有问题之后，他喜欢“反客为主”，转过来对访问者提出一些问题，问问他们所了解的情况和所持的看法，以扩大或核对他自己的视野和知识。 　　我们即将离开延安时，他同一两位同事到我们所住的窑洞招待所来道别，并且送我们每人一张他签了名的相片。这是在延安石印的，神态很好，充满睿智。这张相片我一直珍藏着，1945年到1951年在纽约时挂在我住室的墙上，后来我回到北京仍挂在我住室墙上，直到现在。在上一世纪40年代，在印度、英国和美国都曾举行过关于中国解放区的展览会并邀请我去作讲演，我总是把这张相片借给他们展出，使那里的人们可以“见到”毛主席。 　　我同毛泽东又有一次单独的谈话。毛主席在交谈中询问国外的一些情况。他听说我为多家传媒撰稿，其中有一家通讯社是专向美国工会报纸发稿的，就问我美国的“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和“产业工人联合会”(简称“产联”)，哪一家的会员人数更多一些？那时这两个组织还是对立的，以后才合并。我比较倾向于发展很快的“产联”，因此就说“产联”多一些。他说不，还是“劳联”人数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件事说明，他虽然身居延安的窑洞，但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他在同别人讨论任何问题之前一定是充分“备课”的。 　　周恩来印象 　　我是在周恩来的窑洞里采访他的。这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个堆满了书报的书架。一个小小的发报机正开始发送第一批新华社新闻电讯。当我问他所需的无线电器材如何取得时，他告诉我是他装在自己的手提箱里从重庆带来的。他利用经常来往于重庆延安之间的便利，把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我长期为它工作)所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带到延安。他的座车和行李是不准检查的，有时他甚至于把许多体积虽小而十分宝贵的物件———如牙科的钻头和外科手术用线———放在自己衣服口袋里带回去。 　　关于周恩来在重庆时的情况，我有一些个人的记忆，写下来与读者分享。一是他的忘我工作。有一次他同外国记者交谈时，我发现他看上去非常疲惫，就建议他休息。他的回应是对我狠狠地瞪了一眼，他对我的态度向来是十分亲切友好的，这是惟一的一次例外。二是他作为领导的超凡魅力。在青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中，他有时事先没有通报就来到了会场，不动声色地站在门口，不惊动大家。但大家一旦发现了他，他就马上会成为一场生动活泼、富有意义的交谈的主角。 　　本文摘自《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爱泼斯坦的一生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是国际著名记者、作家，又名艾培，于1915年4月20日出生在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他15岁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于1931年进入《京津泰晤士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1938年4月，他奔赴前线采访了著名的 台儿庄战役。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战绩。 　　1944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了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他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写了十几篇通讯，在国外重要报刊上发表，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 　　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爱泼斯坦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今更名为《今日中国》)杂志创刊工作，对外宣传新中国的发展与建设。1957年，他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5年4月20日，为祝贺爱泼斯坦七十大寿和在中国工作半个世纪，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今年，在爱泼斯坦的90周岁诞辰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亲切地问候他。 　　他曾参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选集》的英译本定稿工作。主要著作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等。 　　编辑：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