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欠下匈牙利人民的一笔血债

毛泽东和周恩来欠下匈牙利人民的一笔血债
作者：魏紫丹

波匈事件

吴冷西在《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一章《从评价斯大林说起》中说﹕“少奇同志指出，这十天的活动中，感到苏联同志的大国沙文主义由来已久，表现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党对他们的强烈不满。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也由来已久，于今尤烈。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劣影响，现在已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来。

“小平同志说，波兰同志在莫斯科向我们诉苦，情绪激动，有时简直有点像我们土改时贫雇农｀吐苦水’。从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看，已经出现了否定苏联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倾向。各自夸大民族特性，否定国际共性。苏共领导人虽然开始感到过去大国主义一套不灵，但并未觉悟到必须改辕易辙。我们帮人要帮到底，今后还须要向两方面多做工作。

“两人的发言明显地反映出这样一种倾向﹕虽然他们都实际地感到了｀苏联大国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和恶果，但比起深入挖掘大国主义的危害，他们的关心点更多地在于警惕否定｀社会主义’本身、｀苏联的一切’的倾向，并将其原因归咎於｀斯大林批判’的不良影响。”

这就是中Gong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基本的认知和鲜明的不同态度。了解到这一点，你就会对下面的事态发展了然于心，不致大惑不解了。

关于波兰事件，吴在书中说﹕“毛主席听了后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主席说，事不宜迟，我们应该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会议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毛主席即说，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驻华大使。他要胡乔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这时仍穿著睡衣，乔木建议他是不是换穿中山装。毛主席说，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约半小时后，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都表情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接见非比寻常。毛主席劈头就直接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才刚开过会……，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Gong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Gong中央和中Gong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立办。尤金满头大汗，连声｀是’！｀是’！迅速退走。”

那么，对匈牙利事件又是什么态度呢？

吴冷西写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除同意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方外，还特意电告我们代表团，声明受中Gong中央委托，反对苏军从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由此，毛泽东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笔血债。刘宾雁说﹕“可以断言，中Gong领导集团和中Gong反动派造下的罪孽，远远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们是逃不过总清算和大审判的。审判席上还将有外国人在场。因为毛泽东一夥手上不仅染著中国人的血。1956年，苏军第一次进入布达佩斯后，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泽东派出中Gong特使刘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苏联才再次出兵，对匈牙利人民起义血Xing镇Ya的。”(《迷雾重重的中Gong八十年》)

二十万苏军在毛泽东的督促和周恩来的坐镇支持下，长驱直入匈牙利，一场血Xing屠杀开始，纳吉政府垮台。纳吉和他的十五名支持者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匈牙利起义画上句号。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有七千八百人丧生，一万二千人受伤，三万多人受迫Hai，几百名革命领导人被捕处决。二十多万人逃亡西方，四万七千人流亡美国。(《开放》2006。11)据徐铸成回忆，当以他为团长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时，“我们团到达的当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变后新上台的首领卡达尔到苏访问，苏共中央特为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我们被邀请参加……。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总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达尔对中国很感激。当苏联朋友把我们向卡达尔介绍时，他对我团代表一一热情握手，还和我拥抱。”(《“阳谋”亲历记》)

这儿需要提出一个质问，以揭示毛出尔反尔，翻云复雨的嘴脸﹕决定对匈牙利出兵，难道就不是你刚刚十天前说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用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的了吗？认你说成什么，也绝不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内政的正当理由。

前已点明，毛泽东所以态度强烈地反对苏联出兵波兰，是因为波兰只是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而这一点正合毛意。毛这时候出的一切主意，对苏共都是包藏祸心的，都是为了抬高自己，要充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事后也证明这一点。斯大林在时的分工是，苏共管欧洲，中Gong管亚洲，现在，毛的魔爪已伸进欧洲。

至于坚决主张出兵匈牙利，是因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为毛所不容﹕要废除一党专Zheng，成立联合政府，要苏联撤军，主张芬兰式中立化……

李丹慧、沈志华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中写道﹕

中方的说法完全相反，以师哲的回忆最为详细﹕10月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局势恶化的报告送给刘少奇。中Gong代表团看了这个报告后深感意外。经研究提出两种办法，一是苏军撤出布达佩斯，二是苏军采取镇Ya行动。由于两种办法各有利弊，大家讨论了一天也没有结果。晚上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以把两种办法都向苏联提出，跟他们商量。毛倾向于进行镇Ya，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动手。当晚，应中Gong代表团要求，中苏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刘少奇明确表示，对匈牙利的局势，是不是还有挽救的机会？不要就这样放弃了，放弃了可能要犯错误。deng小ping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苏军部队应当回到布达佩斯，坚决维护人民政权。中Gong的意见很清楚，匈牙利的问题不同于波兰，已经具有反革命的性质了，必须想办法加以挽救。（《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这里引人深思之处在于﹕“毛倾向于进行镇Ya，但以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这一点说明，毛泽东施展“引蛇出洞”的阴谋，已成一种思维定势。对国人，对洋人，一视同仁。我和寒山先生的所见不约而同﹕

他说﹕当时应邀到莫斯科和苏共协商的刘少奇和deng小ping态度最坚决，而在北京的毛泽东在同意镇Ya后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了解中Gong在镇Ya匈牙利事件过程中的出谋划策，也就不难理解中Gong为什么不久在自己的国家会从鼓励“鸣放”转到全面“反右”了(《纪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

另一点，寒山先生也说得对﹕

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在世界共产主义领导人中并没有得到拥护，因为他们都害怕群众，但是很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却对这个方针十分有好感。在匈牙利，中Gong大使郝德清不但邀请匈牙利知识分子来大使馆作客，而且四处旅行，和各地知识分子广泛接触，宣传“双百”方针。他还主持了一个面向匈牙利报纸和电台的有关中Gong八大的宣传活动，在其中“双百”方针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匈牙利知识分子一直把中国看得和苏联不一样，直到苏联出兵镇Ya时，很多人还说中国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除了匈牙利知识分子对中Gong有好感外，匈牙利党内的民主派也对中国寄予希望。匈牙利GCD和东欧其他党一样，内部有苏联派和本土派的矛盾，斯大林时期苏联派掌权，压制本土派，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后本土派抬头，很多人被从监狱中放了出来重新掌权。就在这个人事转变的关头，中国大使积极地和当时还被压制的本土派联系，甚至得到了一份当时还没有恢复名誉的党内改革派领袖纳吉给中央的信的副本。

纳吉在信中对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十分赞赏，说这五项原则也应该应用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间，这明显是在挑战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

然而，当匈牙利知识分子、学生和党内民主派把运动发展到要求改变GCD一党独Cai的局面，退出苏联用来控制东欧卫星国的华沙条约组织时，中Gong大使馆的态度逐渐转变了。当时郝德清下令断绝和匈牙利人的来往，关闭使馆大门，每天把匈牙利的情况向北京报告。中Gong最终判断匈牙利的事件已经发展成反革命，在赫鲁晓夫动摇犹豫的时候强烈要求苏联出兵镇Ya，在这个决策中，大使馆的报告无疑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匈牙利事件之后，匈共领导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告诉他们在匈牙利发生所谓“反革命暴乱”时，他每天都听取大使馆的报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局势。从匈牙利事件中他吸取了教训，制定了在中国防止出现类似事件的方针。

今天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应该想到中了毛泽东“阳谋”的对象，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其他GCD国家的知识分子。匈牙利就是一个事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毛泽东的双百方针》)
从这一点说开去，作为事后的诸葛亮，我们不仅仅是如过去看到和想到的那样﹕毛泽东搞整风反右，匈牙利事件是其外因，或说诱因；而且现在更进一步看到和想到﹕那时中国存在著的内政“党天下”与外交“一边倒”所产生的政治弊端，正是爆发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条件。但他决不会用消除政治弊端，来预防和克服匈牙利事件之爆发；而是为了保护这个“政治弊端”，坚决主张出兵镇Ya匈牙利发生的所谓“反革命暴乱”。实质上就是，进行一场国际的反右派斗争。这时，在他脑子里已打好要进行一场国内的反右派斗争的底稿。不是吗？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毛对二者都定性为镇Ya反革命，而且在克敌制胜上又都是同一思路，都是先“诱敌深入”，后“聚而歼之”。再进一步说得更开些，文革何尝不是如此？正如我前引李锐所说﹕“他知道自己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赫鲁晓夫……”——先是反苏联的赫鲁晓夫，搞国际的文革；后是反中国的赫鲁晓夫，搞国内的文革。说明毛泽东是从称霸世界出发来解决独霸中国的问题的；这和常言说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正好是相反相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