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叛将龚楚变节原因初探

红军叛将龚楚变节原因初探

摘要：龚楚是党历史上重要的红军将领，曾参与创建红四军与红七军，官至中央红军参谋长，但是，中央苏区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打击下逐步走向瓦解之后，其开始变节脱离中共而入国军，就其变节的原因，以往把脉其病症往往简单地认为其犯了路线错误而最终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化的线性思维、理解之结果。我认为这既搀杂有革命失败情绪的困绕，亦有从人道主义革命理想出发反感恐惧赤色恐怖的缘故。本文将重新剖析一下龚楚变节之背后原因，以达到窥见其变节的心路历程。

“变节”，在红军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隐讳的概念。变节者，即为叛徒，一般是指退出中共群众运动的人。而红军历史上，变节最多的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党、大围剿时期，大体上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变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对前途自感渺茫，失去革命信心，变节的将领有所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1901-1995），广东乐昌人，早年参军，由准国民党而入中共；红军时期出色的战将，参与创建红四与红七军，官至中央红军参谋长；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变节脱离中共而入国军，招抚与抗战并举；抗战后，投诚但最后叛逃香港；晚年回归，风雨飘摇，跌宕起伏过一生。生前著有《我与红军》与《龚楚回忆录》两本有价值的文本史料及相关书画墨迹留世。

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立场不同，造成观点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齿痛恨，官方出版的资料也一概抹杀其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赞，奉为圣明，总之纯粹的历史叙述成为奢望。因此，龚楚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戴上一贯地犯“路线错误”，最终“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的高帽。其实从现有稀世资料来看，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龚楚也不例外。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下，历史研究往往扩大为一种宣传，忠奸的判断模式严重束缚着人们的视野和思维。对龚楚的评价就是如此，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宣传式的线性思维，政治人物往往脸谱化，因此龚楚常遭人訾议与诟病，“红军第一叛将”等民贼称呼不断，这种简单地以“好”与“坏”来区分历史人物，是曾经年代塑造的思维定式。从单纯地用“黑”与“白”来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没有摆脱线性思维的纠缠。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气和，摆脱线性思维的缠绕，当然颠覆这种习惯，需要勇气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种涅槃的精神。这里将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方式，重新探讨一下龚楚变节之背后原因，以达到窥见其变节的心路历程。

一、 心灵的刺激：变节的一个导火索

龚楚，早年沐浴新思想参加红军，从南昌起义到白色起义，再到中央苏区，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积极分子，参与创建了红四与红七军，红七军转战千里入赣之前，在广西右江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其认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诀是“把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 ，但其后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因特殊情况下党的一些过激做法与其理念发生矛盾，受到党内批评处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 帽子，并被开除党籍一年，在其心中产生的暗伤刺激尤大。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思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这两点内地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里一直讳莫如深，这就不免疑窦丛生了。近来接触到的一些海外资料和龚楚回忆录，可以发现主要是其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 。龚楚正是对当时这种违反人道精神的过激行为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帽被批判，其心理上的不平与恐惧，是日后投向国军的一个导火索。




二、 变节原因：对革命失去信心，抑或反感恐惧“赤色恐怖”？

生前，龚楚两本自传文本资料记载的是其早年进入新式学堂，后参加孙中山国民革命，最后被中共争取来，成为一名农运及军事干部的一段人生历程。龚楚在书中言其是怀着“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就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队伍的。但是，这种理想还未实现，他就变节了。

龚楚的变节，无疑有中央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失去信心的因素干扰。当时，中央苏区正面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包围、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受王明左倾路线错误领导，导致反围剿失败。龚楚在中央苏区瓦解之后，临危受命，独当一面，领导红军跳出包围圈打游击。但是，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及对“赤色恐怖”的恐惧，最终脱离红军变节。非惟如此，还有更深层次的主观原因，值得挖掘。

另外，龚楚在其回忆录第三编里，描述了其从人道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到开始反思共产主义革命正确性的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个反思的契机就是中国早期革命政策过激化而导致的“赤色恐怖” 。这种反思的结果，也是其脱离红军的一个主观原因。

在其回忆录中，龚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对应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龚楚的解释，“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 。这两种恐怖，在当时，应该说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研究党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其存在。如果我们不肯面对自己历史的阴暗面，一味品尝荣耀的鸦片，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将永远不会有进步。

当时，龚楚认为中共早期过激的“赤色恐怖”包括两个部分：肃反扩大化、简单化与及过激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反感与恐惧“赤色恐怖”的泛滥，就是其然后叛逃的直接动因。

三、转变：对肃反扩大化与简单化的恐惧

肃反，是从阶级观点出发，以情感工作模式为手段，利用共同的仇恨魔鬼凝聚异质成分达到整肃敌对分子的目的，是群众运动团结的催化剂，不过，猜疑的一面也不可低估，因猜疑而达到凝聚的效果， Ernest Renan说：“当有强烈信念和强烈激情的人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就会以猜疑相互监视，而力量也由此产生。这是因为相互猜疑可以带来相互恐惧，而这种相互恐惧会像一个铁环套那样把大家紧紧套在一起，不容谁逃逸，也会在他们软弱的时候撑着他们。” 但是，猜疑一旦像传染病一样泛化，惟恐被人指斥为温和派的恐惧就会使肃反滑向扩大化与简单化的旋涡，于是“赤色恐怖”就会如江河般泛滥。

关于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徐向前在其回忆录里有关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记载，其间不难流露出其对早期党内搞肃反“逼供信”的反感。中共江西时期，整肃AB团、清党，同样也有过激的地方。《龚楚回忆录》书中举出很多实例，比如他的老部下杨遇春，黄埔一期毕业，早期参加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转战南北，英勇善战，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长，因家庭是地主而全家被杀，自己被清算，愤而投降国军，终生与中共为敌。又如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预，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及后来的红军革命，起义失败后红七、八两军转战千里，来到江西苏区，当时苏区正在开展肃清“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广西来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肃掉的。当时李明瑞已预感快要杀到自己头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却被预先布置好的警卫员所杀。最过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妇的被杀，红军准备“长征”时，为了精简队伍，防止泄秘，于是清除怀疑对象，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龚楚的部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林野被整肃经过非常凄惨，龚楚在回忆录中着笔最多，给我们颇多灰暗的记忆。








贺佛尔说：“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 ，信仰经不起理性逻辑的检验，反思理解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皈依移植而来的无意识信仰。

当时，人道主义精神与为理想而革命的残酷性，此时在龚楚心里，达到空前的矛盾状态。在当时那个极端泯灭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的狂飙革命浪漫主义社会，其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其已经怀疑其怀着一颗爱国心、一个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确的。这已经反映出一位老党员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也说明其已在实现着一个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不断过转变的过程。所以，看到龚楚的反思，也使我想到顾准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言“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临上断头台前疾呼：“自由啊！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真是令人警醒而发寒的名言，这些名言所指引的目标都是要涤清邪恶情感的遮羞布及克服“异化”陷阱与怪圈。

因此他从经验出发，一方面呼吁“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 ” 另一方面，对过激的农民运动很失望，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亦表示发生怀疑，甚至在回忆录里公然认为，中国革命性最彻底的应该是以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而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有太多的落后性。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反思是否正确，但无疑表明其已经开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了。

那么，龚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老战士，过激而导致的“赤色恐怖”为何能够在其思想中引起如此大的涟漪呢？我想，这并非不坚定完全能够解释的。龚楚本身就是一个传统人道主义化的社会主义者。在五四时期，其本身就受到五四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性张扬、民族国家等观念的影响，但是五四又是多歧的，后期列宁化，或者说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致革命过程中，着重强调集体主义、一元化领导、民族国家观念及牺牲精神，反而隐匿了很多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等观念，隐匿不表示不存在，既然存在，矛盾的纠葛就会无休止，当狂热的激情过后，民族传统的惯性人道主义主义力量就会发生效用，引发他们去反思革命理想主义的可取性，使之开始厌倦无休止的革命，回到重建传统价值的世俗理性上来。这是革命心理学上最为吊诡的常识。

所以龚楚说“我躺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 ，同时“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怀疑、失落、不满、反感、恐惧、厌倦，甚至绝望情绪相综合，使其最后做出大胆行动，变节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他说“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 。因此我认为其变节既有革命失败后信心失落的一方面，更有其革命理想理念与当时党的一些过激政策发生矛盾，并最终走向经验主义的摇篮导致的。

以上所叙无意对历史进行大扫除，只是重温历史内涵中的一个小断片，或许还是雾里看花。我认为在激动的眼泪与奔流的热血激荡之后，时间已经磨平了激情的棱角，越来越多的原始材料也从档案资料中被挖掘出来，释然于心的思想家应该不受限制地去追思这些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