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泄露军情案·张学良秘书潘东周血洒“剿匪”总部

[转贴]泄露军情案·张学良秘书潘东周血洒“剿匪”总部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张学良出任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泄露军情通共案”，这个要案的“主犯”，居然是张学良当时格外器重的中校机要秘书潘东周。
　　
　　潘东周其人及其与王明的历史交往
　　
　　潘东周，又称潘东舟，号文育、文郁等，又名潘玉华，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共，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潘在苏期间，与王明是同窗，与博古的关系也很好，于是，他成为这个小圈子里的人。

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潘在王明推荐下承担大会的翻译工作，后与王明等同在共产国际工作。1928年底，潘在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成为李立三得力助手，并主编党刊《红旗》等。1929年7月，中共致信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信中陈述急需理论人才，要求“至少要有像沈泽民、潘文育这样的理论人才四五个”，可见潘当时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作用。

　　1929年4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将他安排到上海西区为中央秘密传递报纸，王有怀才不遇之感，时时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工作也逐渐消极。几个月后，罗把他提升为沪东区宣传干事，但他依不满意，此后只好调到中央机关报《红旗》当编辑，也就是安排在潘手下。这时，王明的本性发作，“胡行妄为，千方百计抓权，打击不同意见”。随后又发生一件事，使得王差点出卖了潘和中共秘密机关。事情是这样的：

　　1930年1月，王明因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会议被捕，但没被警察局认出来，被当作普通违法分子拘禁。“事实上，陈(即陈绍禹，王明的原名)当时在中共并不重要”，但他却在情急之下买通一个印度巡捕，去信给潘，请求营救，并询问有关同志的地址。这在事实上就造成泄密。潘迅速向中央报警，中共随即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转移王知道的机关。当时，此事已被共产国际知悉，王的“后台”米夫马上委托“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瑞士人兼法官牛兰夫妇出面营救，在交了很多保释金之后，王从巡捕房里出来。

　　事后，王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调到总工会宣传部当一名编辑。王受到纪律处分后，迁怒于潘，认为这是自己过不去，因此怀恨在心，而这时潘依然活跃在党的理论战线上。在“立三路线”达到高峰之时，即1930年8月，潘还担任“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机关报由原《红旗》与《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后，也由潘担任总编辑；潘还在郑超麟之后担任过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这时，潘不仅是李立三的左右臂，而且还是总书记向忠发的得力助手，向曾称之为“文胆”。潘不仅主编《红旗》等，并在党的《布尔塞维克》、《新思潮》等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上台，随即以消除“立三路线”为名，严厉打击原来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重新分配他们工作。当时恰好中共顺直省委遭到破坏，北方形势逆转，于是潘被派到北平，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

　　在一次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顺直省委的大破坏中，潘被捕入狱，因受不住拷打而自首。获释后，一度十分消沉。

　　
　成为张学良“顾问和助教”的潘，在“九一八”事变后重新为党工作
　　
　潘于1931年叛变后，被中共开除出党，后由黎天才介绍担任张学良机要组的秘书，成了张的“智囊团”成员之一。

　黎天才也曾是中共重要干部，曾长期在李大钊处工作，后被捕自首。黎当时是张的私人秘书，负责情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派人劝说黎做些事情，黎同意了。而潘与黎天才交情很好，黎遂将他引荐给张学良。这时，中共北方局特科也派吴成方找到潘，希望他重新工作，潘因此再次成为中共的秘密党员，并由黎推荐，成为张学良的秘书，主要做情报工作。

后来，在张学良任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时，潘随其来到武汉，在“剿总”机要组当秘书。当时，他的秘密使命是争取张抗日及搜集情报，也即奉命利用黎天才在东北军中开展秘密活动，以之“将功赎罪”。黎也知道其中的奥秘，顺水推舟，将潘安排在东北军内，令其翻译《资本论》等。潘还代黎主持过《北方周刊》，宣传抗日。后来，黎又将他安排在武汉行营张身边担任伴读。而张认为潘很有才华，对他相当器重。张安排潘主编《“匪情”辞通》就是其中一例。

　 当时，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却连续遭到红二十五军沉重打击，在损兵折将之后，张学良觉得有必要对中共何以如此强大作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与中共和平谈判。

于是，“潘秘书在这个问题上和另外几个秘书，都成了他的顾问和助教，张时常和他们在一起，说得很对路”。张又责成“剿匪”总部机要组组长黎天才组织人力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一些理论、历史、人名、时间、名词、用语等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按笔画顺序，分部分类地编写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印发各部队，作为分析和了解红军情况的一部工具书。

黎天才把任务交给了潘。潘每天上班后就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大约用一周的时间，编写完毕，送交张学良审阅。张十分赞赏潘的渊博知识，并亲笔写了一篇序言，称赞潘的学问。

　就在此期间，潘利用机会，将一份“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事形势图”秘密转交给中共，此事随即被国民党特勤部门破获(一说系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叛变供出)，正在南昌行营的蒋以火急手谕电令张负责处理。当时张为避免与蒋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只好将潘拘禁起来，同时还把警卫营长、身份暴露的中共党员李泽民作“陪绑”。此事曾在张的干部中引起很大的波动和非议。当时，蒋还密令张逮捕机要组组长黎天才和其他几位涉嫌者，又电令武汉宪兵团搜查了黎在武昌的住宅。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也接令搜查黎在北平的办事处。

　　
　　潘东周之死及其与中共众说纷纭的关系
　　
　　蒋之所以一定要杀潘，是因为国军在江西“剿匪”时获得红军的一些文件，其中发现有张“剿总”参谋处印制的所属部队团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驻地表等抄写本。照例，此“名录”只发给团长以上带兵主官，机要组备存一份，由潘保管。这些文件都可以查出是由潘抄寄的。蒋于是大怒，火急手启电报，要张将其“剿总”的秘书潘立即逮捕监禁。

电文大意是：据驻北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剿匪”总部机要秘书潘东周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来京。即限令张将之迅速处决，并将涉嫌的黎等一并押解南京待审。

张原拟请蒋刀下留人，将潘的“通共泄密案”搁置不办，但蒋连续发来急电，责备张疏于防范和执法不严，并且指定由其参谋长钱大钧(一说系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前来监刑。张知事已无可挽回，又怕送潘至南京后会受刑不过而牵连其他人，无奈只好决定在武汉对潘执行死刑。

　　行刑前，张学良对即将被枪毙的潘说：“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潘答道：“希望通知我妻。”此外再无话说。据说潘死前写有一份长达3万多字的自述，说明其脱党以后的精神痛苦，并再次谈及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的经过，其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他为什么加入中共等作详细的叙述，并对此案累及黎天才表示了遗憾，最后要求送他妻儿回原籍谋生。

据说张看了这份自述，对潘的经历和临危不惧的态度十分感慨，但却未敢保存，将它销毁。后来张的亲信栗又文回忆时也证实这一点，他说：张在武汉时与其从前“判若两人，谈话之间流露出锐意革新之意。这时，他把过去的亲信一概摒弃不用，只调吴家象来任行营的秘书长。

他还说：人家墨索里尼有个智囊团，我有个什么?表示他部下乏人。他又告诉我有个共产党员潘东舟在武汉被捕，他曾亲自审问过几次。他说潘会六国文字，很有学问，是个人才。潘写过几万字的供词，讲的都是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将来一定成功的道理。张说，他曾建议把潘留在武汉长期监禁，但蒋不允，最后还是杀掉了。言下表示不胜惋惜之意”。

　　潘东周英勇就义，黎却没有被张学良押送到南京。张痛心于潘的死，不忍再死一个亲信。他后来曾对中共刘鼎说起潘案，感情沉痛地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张遂向蒋力保黎无问题。此后黎得以随张安然赴南京并面见了蒋。张表示，如将黎与潘一并问罪，他也只得辞职。蒋不便触怒张，使得黎躲过了一场凶险风波。

　　当然，这中间也有蒋与张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蒋对张的用人不放心，特别是知道张手下有一批部下曾经是中共党员，更是不安，对张的干部使用经常采取干涉的态度。张甚为不满。而这时张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他的“联共”思想产生之后，他是决不会改变既定的用人方针的。

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继续得到张重用的，甚至有人说“黎与郭松龄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助手”。此外，张在与红军作战中俘获的红十五军支队司令温忠信，也由张亲自下令由黎好生招待。

　潘东周死后，张学良实现潘的遗愿，赠一笔川资，送潘的妻子儿女回湖南。再后来，中共北方局特科的吴成方也不幸被捕。于是，当时中共北方局特科与张的联系线索中断了，直到西安事变之前，彼此才建立新的联系。

　后来，有人说潘之死，是因为他寻找组织而暴露，也有人认为他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但黎后来在回忆中却认为他是“脱党”者，所以才会引荐他到张的机要组来。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潘牺牲前，“一黎一潘“，真的殊途同归，把对蒋已灰心的张推上了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