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

杨银禄：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

江青是一个铁石心肠、心狠手辣的人，但她同时又好哭，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她经常以哭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和达到她这样或那样的目的。但我在她身边工作的几年里，有三次看到她真诚地伤心流眼泪。

一、为程砚秋流泪

1968年11月份的一个晚上，北风嗖嗖地吹摇着无叶的柳枝，天空中飘撒着零星雪花。江青吃过晚饭，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文元同志，一会儿，江青同志到17号楼去看电影，如果你有时间，想看的话，江青同志请你跟她一块看，如果没有时间，不想看的话，也不要勉强。”

姚文元问：“江青同志今天晚上看什么片子？”

“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你们一起定吧。”我回答。

这天晚上刮着小北风，下着小雪，气温比较低。大约九时左右，江青坐着她的大红旗轿车先于姚文元到达17号楼礼堂，警卫员帮助她脱掉大衣，摘掉帽子，解掉大围脖儿，挂在衣架上，她坐在专为她布置的沙发上，护士过去把她的两条腿搭放在沙发前的软脚垫上，把一条毛巾被从她的胸部盖到脚部。

江青刚刚坐定，姚文元就进了礼堂，疾步走到他习惯坐的座位上。按座次排位，姚文元与江青中间还空着一个座位。江青指着那个空位说：“今天晚上，伯达、康老、春桥同志都不来了，文元同志过来坐，坐近点好说话。”姚文元在江青面前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人，听江青一说，马上起身挪了一个座位，挨着江青坐下。

江青问：“文元同志，你想看什么呀？”

姚文元礼貌地说：“江青同志想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随你。”

江青就不客气地说：“我想看程砚秋唱的《荒山泪》，你看好不好？”

姚文元说：“好好好，就看《荒山泪》。”并回头对江青的警卫员说：“大周，今天晚上看《荒山泪》。”

在江青与姚文元商量看什么电影的时候，服务人员端上了热茶水，拿来了热毛巾。

两位放映员李云峰、康玉和，技术娴熟，工作细致，不怕麻烦，他们把江青经常看的影片码放得井井有条，说要看哪一部，马上就能取出来，上机，开始放映。老李、小康听到说“看《荒山泪》”几个字，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开始放映了。

一开始，江青与姚文元时不时还说什么话。放映到10分钟左右的时候，江青一言不发了，摇头晃脑地看得津津有味。当放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她就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毛巾，开始擦眼泪。

聪明又不解的姚文元，探过头去对江青说：“你如果看这部片子不愉快，就换一部别的片子看看吧。太伤心了，对你的身体不利。”

江青听到姚文元关心的话以后，连脑袋都没有转动一下，就说：“不要紧，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风刮得越来越大了，室内看电影的主人的热情越来越高，越来越入戏、入情、入景了，江青的眼泪流个不停，用过的毛巾扔了一堆。

电影放完了，电灯亮了，江青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竟然哭出了声音，当然，哭声不是很大。可是，在最后一排坐的两三个工作人员都能听得到。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因为大家从来没看到过江青这种样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的吓得走出礼堂。我和大周、护士走上前去询问、安慰：“江青同志，怎么啦？不要因为看这部电影而伤心，这样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利的。”

护士说：“江青同志出汗了没有？如果出汗了，咱们去换换衬衣好吗？”

我们一再劝说，她既不说话，也不停止流眼泪。

姚文元对我们说：“江青同志今晚累了，你们送她回去休息吧。”

这时，江青擦干眼泪，停止哭泣，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去看看程砚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问江青：“你想什么时候去看？”

她站起来说；“现在就去，马上就走。”

我劝她说：“现在就走不行啊，我们还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又这样晚了，天气又不好，刮着风，下着小雪。等我们了解到她的准确地址，再去也不晚，请你改一个时间吧。”

江青说：“我下决心决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着觉，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性格吗？快去打听，我等你们一会儿。”

北京城这样大，又是夜深了，找一个从来没有去的家庭地址谈何容易。

江青执意要去，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有意提示姚文元，请他劝劝或许有点作用：“文元同志，你看今晚这么晚了，天气不好，江青同志的身体又不太好，今晚还叫江青同志去吗？”

姚文元听懂了我的意思，就含笑对江青说：“小杨讲得有一定道理，要不就改一个时间，今天这样晚了，夜间找人不方便。”

江青不高兴地瞅了他一眼，说：“今天晚上谁说也不行，我非去不可了。”她指了指姚文元，说：“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一起去，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

我想，我们的确不能再说什么了，如果再说什么，就要倒霉了。于是，我对她说：“江青同志，你既然下了决心要去看望程砚秋的夫人，我马上去了解一下她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了，我们就出发，请你稍稍在这里等一等。”

江青一挥手，说：“去吧，快去了解，越快越好。”

我就在17号楼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秘书打通了电话，请他叫北京市公安局查一查程砚秋家的住址，马上告诉我，越快越好。

那个时候的机要秘书保密观念特别强，知道的绝对不说，不知道的绝对不问。所以他没有问我查程家的地址干什么。就立即通知了公安局查找。他们的办事效率还真高，只用了15分钟的时间就查到了程夫人的家庭地址，并及时通知我了。

这时，已经到了深夜11时50分左右了，我报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门牌号码以后，她说：“我马上去。”

我说：“现在时间已经进入深夜，你的随车跟在你坐的车的后边，我把吉普车开过来，我在你前边带路，查找程家的门牌，如果叫随车上的同志找，会影响你的安全。”

江青说：“你说得对，快去开你的车来。”

午夜12时，我们从钓鱼台出发。因为是冬夜，又到了零时时分，天刮风、下雪，那时，人们也没有夜生活的习惯和条件，所以街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那条要去的街道，但是门牌就难找了。那时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叫老百姓的门问路，他们有的不答话，有的答话却不敢开门。我敲一家的门，里边答话了：“你们敲门有什么事？”我说：“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想打听一下，程砚秋的家离你家有多远？是在路北还是在路南？”

门里一个老大爷说：“什么，解放军？冒充军人的多啦，程砚秋是一位名人，天这样晚了，你们现在找他家干什么？”

这位老乡可能还认为我们是要抄程砚秋的家呢。怎么叫也不开门。江青的车在马路上停着。我真的有些心急火燎的，就对门里说：“老乡，我们不是坏人，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有一位领导干部很惦记程砚秋的夫人，想去看看她，快点告诉我们吧，求你了。”

当时八三四一部队是中央派到六厂二校支左的部队，经常在报刊上介绍八三四一部队的支左经验，所以，这个部队的代号是家喻户晓的。门里边的老人听到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人问路，立刻把紧闭的门打开了。那位老人带有歉意地说：“你们早一点说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我早就打开门了，我们知道你们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部队，我们不会怀疑你们。我告诉你们，程砚秋家在路北，从这里往西走，再过五六个门，就是程家，你们去吧。”

我又恳求说：“老大爷，天这么黑，我们又没有来得及带手电，还是不好找，帮人帮到底嘛。请你上我的车，带一段路怎么样？”老人爽快地说：“行行。”我给他打开车门，他很快地上了车。走了大约有60米左右的距离，老人就说：“停车，程家就是这个门，”

我下车报告江青：“程砚秋的夫人就住在这个院里，进去吧。”随车人员叫开程家的门，江青、姚文元等随行人员除留下两个看车都进院了。

我对老人说：“老大爷，谢谢你给我们带路，我开车把你送回去吧。”

老人客气地说：“不用谢，也不用送，我自己走回去，就几步路，没有事儿。”他贴近我的耳朵小声问：“中间那位女同志是江青同志吧？那位胖胖的，个儿不高的，是姚文元同志吧？”

我心想：“这老人，好眼力，天这么黑还能看出人的轮廓和大概模样。”为了保密，我说：“老大爷，不是的，你看错了。”

说完，老人就走了。

我到程夫人屋里，在灯光下看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

程砚秋家是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院内整理得很干净。北房是正房，一进门是一间客厅，北墙根有三个旧式木制沙发，一大两小，一个长茶几也是旧式木制，西墙根摆放着一个长条案，上边有两个大花瓶，花瓶内各插一个鸡毛掸子，东墙根有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桌子上没有摆放什么，看样子是吃饭用的，这些都是红木家具，古色古香的，三面墙上挂着一些条幅和国画，没有注意看是不是名家字画。小客厅布置得很雅致、温馨。

我们是把程砚秋的夫人从梦乡中叫起来的，看到红极一时的江青和姚文元到了她们家，程夫人特别高兴，紧紧握着江青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坐下后，还是江青先开口，非常亲切地问道：“你的身体好吗？”

程夫人说：“还可以，大晚上的，外边又刮着风，天气这么寒冷，江青同志还到我家来，不敢当呀，实在过意不去。”

江青的突然到来，程夫人一时还搞不明白来意。看来老人的心情又紧张又激动，手忙脚乱地泡茶倒水，很不自然。

这时，江青已经看出程夫人精神紧张，就解释说：“你不要忙乎了，今天晚上，我和文元同志主要是来看望你的，请你坐在我身边来，我想跟你说说话，一不要客气，二不要紧张，平平静静地拉拉家常好吗？”

程夫人脸上露出了笑容，直点头。

江青问：“你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是什么？”

程夫人说：“我的生活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困难，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程老先生存款的利息，虽然不高，还够吃饭的。请江青同志放心。谢谢江青同志对我们的关心。”

江青又问：“程砚秋同志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金银珠宝手饰之类值钱的东西吗？”

“有一点，被红卫兵抄家时抄走了。”程夫人难过地说。

红卫兵抄家，江青是知道的，这种不法行为江青也曾支持过，抄家风是文革中号召破四旧时掀起来的。当然，这和她是有关系的，于是她就把话岔开了。

她说：“今天晚上，我在钓鱼台与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砚秋同志演的《荒山泪》，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与剧情融为一体了，声情并茂，感动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情感所打动，并流下了眼泪。他对一句道白，一个唱腔，每一个动作都是精雕细镂的，他对京剧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许多艺术家当之无愧的学习榜样，他对中国京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了独特的一派，也就是别树一帜。你有没有保留他的剧照？”

程夫人兴奋地说：“有有，就是剧照没有被红卫兵抄走，我藏在了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能不能拿出来叫我们看看？”江青说。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程夫人起身走进东边的里屋，把几个大影集，从大箱子、小柜子里找出来抱到客厅，摆放在大茶几、条案上，供江青、姚文元翻看。江青按照程砚秋的年龄从小看到老，一本一张都没有放过。一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夸奖：“好哇，影集很精致，剧照更精致，这可是宝贝呀，这是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可以进入中国艺术博物馆的，精心珍藏起来，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博物馆。”她拉着程夫人的手说：“还是由你保存吧，你是最有资格保存他的珍品的。”

江青看完剧照以后，对程夫人说：“今天晚上我觉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泪》的时候，由于剧情的发展和程砚秋的表演艺术，使得我流了眼泪，同时，也为程砚秋同志这样优秀的艺术家离开了他喜爱的舞台，离开这个世界而难过。”江青说着说着，眼泪又要流出来了。她接着说：“高兴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体还健康，精神也不错，又看到了程砚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不同时期的剧照，好像他还活跃在舞台上。”

临走的时候，江青对程夫人说：“请你保重身体，为程砚秋同志好好活着，祝你健康长寿。”

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车上，并说：“请江青同志保重，请你为我给毛主席带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江青为何对程砚秋如此喜欢呢？据说程砚秋认为江青是一个“知音”。我看到章诒和回忆程砚秋的文章说：“1956年11月，程砚秋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捷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两个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团回国再次途经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这一天，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要约见程砚秋。结果，他从1点到5点多，始终没有见到江青的影儿。翌日上午10时，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对程砚秋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接着，又讲了许多戏剧故事。程砚秋很兴奋，他说：江青确实是一个知音。这里，程砚秋说的是实话。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艺术上江青是个内行。”（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363页）


二、为谢富治流泪

谢富治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非常复杂，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党的八大时选出的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权力很大。谢富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成员之一。江青对谢富治很看重，看重的原因，根据我的看法，主要是谢富治和江青观点一致，又听江青的话，江青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江青担心别人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上海一些不太光荣的历史，想把有关那些历史的材料清除干净。叶群找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其心腹江腾蛟，派人假冒红卫兵到上海抄了郑君里等文艺界人士的家，谢富治就参与过对抄回材料的处理。

谢富治虽然是军人出身，打仗勇猛，但是，他的心还是蛮细的。1971年上半年，有一段时间，他看到江青对照相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几乎发展到废寝忘食的程度。

谢富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天，他到钓鱼台10号楼对江青说：“江青同志喜欢照相，我支持你，这项活动既可以锻炼身体，松弛一下神经，又可以学习照相技术。但是，你的身体不适宜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太长了，活动时间太长容易感冒。如果在室内搞一个摄影室就好了。摄影时，你身体好的时候，想在室外就在室外，觉得身体不适合在室外，就在室内。如果你同意的话，我给你在10号楼布置一间摄影室好不好？”

江青一听就很高兴：“还是富治同志的办法好，你想得很周到，谢谢你为我的健康和兴趣着想，听你的，请麻烦你给我打一张大背景布，我喜欢天蓝色的，白的也行，还是天蓝色的更好，找4个至6个照相用的灯就可以了。”

过了三天，谢富治亲自将江青要的背景布和灯具送到江青的住地，并亲自安排人布置。布置好了，江青很满意，高兴地对谢富治说：“你不愧是军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又快又好。不好意思劳你的大驾。”

谢富治临走的时候，江青一再对他表示感谢。谢富治说：“谢什么，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小事吗？”

江青夸奖谢富治，同时批评我们说：“还是你想得周到，我的工作人员就没有想到，他们如果像你对我这样，主动想工作、做事情就好了。”

这时，谢富治还算说了一句公道话：“他们也不错，做了不少工作。”

谢富治给江青精心布置在10号楼的摄影室，利用率极高，江青有段时间天天搬弄她的照相器材，天天给别人照相，玩得很开心。

后来，江青嫌这个摄影室小了一些，又请谢富治在17号楼搞了一个，林彪的《孜孜不倦》，就是在那里拍摄的。

更使江青感动的是，谢富治给她布置摄影室的时候，已经患了癌症，只是没有被发现而已。当江青获悉谢得了不治之症以后，难过得流了眼泪。她说：“富治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威震敌胆，立下了汗马功劳，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党忠心耿耿，乐于助人，带病给我布置摄影室就说明了他的思想品质，从这一点说，我觉得对不住他。病魔是无情的，我救不了他，只有请医护人员能够延长他的生命，我是无能为力的，愿他能够战胜病魔，早日恢复健康。”

江青亲自到医院看望病人，以前我没有发现过。谢富治病重住院后，大约是1972年的2月份的一天，江青亲临谢的病房，安慰他：“好好养病，既来之则安之，争取早日痊愈，和我们一起战斗。”

江青到医院看望的时候，谢富治已病入膏肓，听了江青安慰和鼓励的话，只是点点头，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水。

江青从谢富治的病房出来，难过得忍不住流泪了。

江青给谢富治精心拍摄过一张彩色相片，放大成24寸。谢富治得到照片时，非常高兴地对江青说：“照得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去八宝山的时候就用这张照片作遗像。”

一向不开玩笑的江青笑着说：“你可要事先告诉你的夫人刘湘屏同志，到时别用错了。”想不到开谢富治追悼会时用的遗像果真就是江青为他照的那一张。

3月26日，谢富治医治无效去世，江青得知谢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几天无精打采，饮食减少，睡不好觉，也很少说话，摄影停止，打扑克停止，看电影看一会儿就看不下去了，换了一部又一部，换哪一部都无法让她静下来看完。中央政治局开会，她也不想参加，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不想参加了，向总理请个假。中央讨论决定了什么重大问题，请用保密电话告诉我就行了，或叫春桥、文元同志到10号楼转告我。”

有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礼堂参加谢富治的追悼会。我报告江青时，她很难过地说：“我知道了。”

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听到她打铃叫我。我快步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抬头对我说：“你刚才告诉我，富治同志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吧？没有错吧？”

我说：“是，是在公安部礼堂，是这样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是我的意见：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不合适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该在人民大公堂举行，请总理考虑我的意见。”

我打通总理的电话后，把江青的原话报告了总理。

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会的地点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对我说过：‘我死了以后，追悼会就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因为我是公安部部长，在公安部礼堂举行就意味着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对那里有感情。’我们还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

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无奈地对我说：“那好吧，我尊重总理意见和富治同志的愿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难过得迟迟下不了汽车。等她下了汽车以后，可能是因为她既难过，脑子又乱，所以走路都不稳了，警卫员和我一边一个人搀扶着她，艰难地走进追悼室。一进门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声：“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谢富治的夫人刘湘屏面前，两人相拥而泣，她对刘说：“要节哀呀！保重身体，富治同志离我们而去，这是无法挽回的，我们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继续跟阶级敌人斗！”

江青从追悼室出来，还难过得直流眼泪。上汽车都比较困难，是警卫员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车。


三、为陈景润流泪

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时许，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点，照例到办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给她挑选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国内动态清样》，内容是我国对数学上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贡献、震惊世界的数学家陈景润，极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体是这样写的：

陈景润以惊人的顽强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钻研，进行了无数次的运算。他把全部心智贡献给了这道很多外国数学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难题。他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上反映非常强烈，被外国著名数学家称之为“陈氏定理”，一个外国科学家给陈景润写信说：“你移动了群山！”

就是这样一位被外国科学家交口称赞的伟大数学家，学习、工作、生活的条件太糟糕了。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间，这个小小房间还缺一个角，原来楼下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3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窗子用报纸糊得严严实实。屋内的光线非常暗淡。小屋空荡荡的，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只有4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工作时把被褥一起翻起来，当桌子用。由于房间潮湿、阴暗，空气不流通，很污浊，陈景润患了肺结核。喉头炎严重，咳嗽不止。还经常腹胀、腹痛，有时难以忍受，他的两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记者觉得屋内光线太暗，拉电灯绳想打开电灯，但拉了几下灯也没亮。陈景润告诉记者，有人用老虎钳子把我这个房间的电灯线铰断了。我看书就点煤油灯。他笑着说，不要电灯，电灯麻烦，用煤油灯一样工作……

江青看完这条迟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铃叫我进她的办公室。

我进入她的办公室，看到她拿着一块小毛巾正在抹眼泪，因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流泪，所以不敢问她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边，等待她先说话。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安静得很。

过了一会儿，她拿起那份《国内动态清样》，手哆哆嗦嗦，眼含泪水，慢腾腾地对我说：“小杨呀，你看到这份清样了吧？”

“看到了，我还看得很仔细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吗？”江青试探性地问。

“陈景润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数学专家，他的运算成果，不但对我国的数学领域是一个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太差了。”我说。

我不知道江青问的是什么意思，是想叫我说陈景润的好话？还是想叫我说他的坏话？一时难猜透，所以我只是很简单地说了我的真实看法，然后，想听听她怎么说，不过看她的样子，是在同情陈景润，要不，她为何流眼泪呢？

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擦眼泪，也许我的话使她更加激动了。

她放下那份《清样》，用哭腔对我难过地说：“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领域内最深奥的理论，不少发达国家的高级数学专家都在研究运算，陈景润在这方面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而他的境况竟是这样，我们能不管吗？”她说了这些话就叫我离开了。

过了几天，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办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说：“你再看看这份《清样》，现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过一看是关于陈景润情况的那份《清样》，发现上边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毛主席批示：“请文元同志办。”姚文元又批示：“陈景润的论文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

江青说：“你看完了吗？”我说：“领导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说：“姚文元‘书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对题。你给迟群打个电话，告诉他赶快到我这里来，关于陈景润的工作、生活条件我跟他讲一讲，这是他负责的领域，我命令他快快来。”

我问她：“叫他到10号楼还是到17号楼？”她说：“快，快叫他到10号楼来。”

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相当于科教部的副部长。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立即给迟群打电话，因为我以前没有跟迟群直接联系过，所以不知道他的电话，我就通过39局总机找他。当时，39局总机是全国服务态度、业务水平最好的总机。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接通了迟群的电话。迟群原来和我都是中央警卫团的，很熟悉，通话以后，他很客气地问我结婚了没有？身体好不好？拉起家常来了。我说：“迟科长（原来他是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宣传科的科长，我对他还是称原职务），你别问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这里来一下，她有紧急的事情跟你说，我们现在在钓鱼台10号楼，我已经通知钓鱼台东门的哨兵了，快来，请不要耽误时间。”

他解释说：“我手头上还有一件事，等我办完了马上就到。”

我催他说：“什么事是轻重缓急你是清楚的，先到这里来，你的事回去再办好吗？”

他问：“老杨，什么事那么急？”

我说：“你来了就知道了，在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不要浪费时间了，快来吧。”

我从江青办公室出来，查电话，在电话里说来说去，已经20分钟过去了。江青等得着急了，打铃叫我去她的办公室，她生气地问我：“迟群现在怎么还没有来，看来他对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释说：“不是，我以前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是叫总机查到的，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他马上就到，请你稍微等一会儿。”

我在楼厅等着迟群，半个小时后，他风风火火地来了。

我到江青办公室报告：“迟群同志来了，你看在哪儿谈？”

“我出去就在门厅谈，事情紧急，就不要讲究什么谈话形式了，谈完了叫他赶快去办。他这个人办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厉风行。”

说着，江青拿起那份《清样》就很快到了门厅。江青看到迟群，没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说。”

她说：“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说着就把那份《清样》递给了迟群，叫他仔细看看。她接着说：“陈景润是我国，也可以说是全世界著名的数学家，许多外国著名学者都为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伟大成果所打动。我们本来应该对他好好进行褒奖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条件多么差呀！不用说叫他搞科研，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可怜得很啊！主席历来尊重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会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会巩固，有人对主席关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话有误解，理解为‘老九’，就是把知识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这不是误解是什么？主席说的这句话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戏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杨子荣是英雄，是这出戏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识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学院怎样对待陈景润的，我累了，难过极了，不想跟你再多说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动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泪的双眼，说道：“我委托你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真的是那样，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你把了解的情况和处理的情况尽快告我！”

迟群表态：“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决，如果材料讲的属实的话，我也是有责任的。听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着急地挥手说：“你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迟群来电话说：“经了解，《清样》讲的情况属实，我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善他的身体不好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好的情况，请江青同志放心。”

最近，我看到一篇报告文学（《“猜想”报春——中国知识分子的1978》，载《北京日报》2008年12月5日），文中说：“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彻了中关村88号楼3层寂静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陈景润也被惊醒了。一名身着戎装的彪悍男子在门外高呼：‘陈景润同志，我是迟群，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了！’……陈景润出来了……（迟群）恳请他马上去检查身体。陈景润死活不肯，迟群不得不亲自动手，强拉瘦弱的陈景润，把他塞进了红旗轿车。五六辆轿车浩浩荡荡地开进迟群的‘阵地’清华大学，几名专家立即会诊，陈景润患有慢性腹部结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症。不过，依照主席的指示，陈景润还是住院了。”

陈景润住院后，由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进行了全面检查、得到了认真治疗和疗养。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医院。

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的周到细致的安排，也有江青的过问，科学院、医院的具体工作，陈景润的身体、办公、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改善。


摘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未定稿《杨银禄谈江青》。作者曾于1967年10月至1973年6月任江青机要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