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玉杰：父亲惦记着毛主席

许玉杰：父亲惦记着毛主席

——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15周年而作　　

毛主席去世30多年了。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惦记着毛主席，反正有一个人是在经常惦记着。这个人就是我父亲，他今年88岁。

我父亲是个农民，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

在解放前的旧社会，我家很穷。父亲10岁时，奶奶因病无钱医治，刚刚30岁就去世了。年幼的父亲和爷爷两人相依为命。

我的爷爷靠给地主种地扛长工来养活自己和孩子，爷俩饥一顿饱一顿，日子过得很艰难。在亲戚邻居的帮助下，我父亲好不容易长到15岁。爷爷觉得要让孩子学个手艺，不能像自己这样整天脸朝黄土背朝天，连顿饱饭也吃不上。于是就把我父亲送到离家60多里外的湖北枣阳县一家做点心的店铺做学徒。说是学徒，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干活。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店家生火做饭，还要打扫前店后厂（作坊）的卫生。吃完早饭就摘掉店铺的门板，站柜台，一直到天黑没有顾客光顾了才能上好店铺门板，休息一会儿。吃完晚饭，才开始“学手艺”，也就是帮店主制作第二天的货，一边干，一边看，偷偷把制作点心的方法一点儿一点儿记在心里。常常一天下来是腰酸腿疼，他的两条腿经常是肿着的，走路都是拖着走的。

冬天的日子更难、更苦了，外边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店家为省钱不生火，父亲穿得很单薄，站在柜台后面，常常冻得发抖。每年冬天两条腿和脚都生满了冻疮。直到现在腿上和脚上的疤痕一个挨一个，仍然依稀可见当年的冻疮痕迹。　　

就这样“学”了几年，回到家里准备自己试着开个店铺。谁知道日本鬼子来了，为躲避日本人的烧杀掳掠，三天两头和乡亲们一起往山沟里跑。后来又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壮丁，半路找机会逃了回来。

家里一直很穷。记得妈妈后来讲，她和我父亲结婚的第二天，是大年三十，她这个刚过门的新娘子拿着碗到邻居家借来一碗面，给家人包了一顿过年的饺子。　

这样的苦日子直到1947年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来了才算到头。解放了，父亲和乡亲们一起斗地主、分田地，日子才一天一天好起来。父亲用自己学到的手艺，开了个小作坊，赚到了一些钱，盖起了自家的三间柴瓦屋。房子盖好那天，父亲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贴在堂屋墙的正中间。然后对家人说：“毛主席救了咱们，咱们不能忘本，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让咱们干啥就干啥”。然后，不认识一个字的父亲，找来一支半截粉笔，照着毛主席像下款的“毛澤東主席”五个字，一笔一划地在墙上写下了“毛澤東主席”五个大字。因为是繁体字，父亲写得很吃力，但却是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多年以后我上学认字了，看到“東”字的最后一划是分三笔写完连在一起的。这是父亲第一次写字，而且也是他一生唯一写下的5个大字。这不是一般的5个字，这是父亲用他那颗感恩的心，写下了他对人民救星的无限热爱、无限感激和无限崇敬。

后来，毛主席号召农村走合作化道路，父亲被乡亲们选为初级社长，他关掉了小作坊，带领乡亲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到了高级社，他没有文化，好多事情无法处理，就不当社长，乡亲们又选他当贫农协会主席。到了人民公社，又当上了贫农代表。成了贫下中农的代言人。为维护贫下中农乡亲们的利益奔忙着，直到1978年。

记得1970年我17岁，在中学学习，正赶上北京卫戍区部队在我老家征兵。父亲对我说：“听说这批兵是去北京保卫毛主席的，你一定要争取去”。我听了父亲的话，丢下学业，报名应征入伍。后来部队提拔我当了干部，又送我上了大学。我把这些消息告诉父亲，父亲非常高兴，见人就说是托了毛主席的福。是啊，没有毛主席，就没有父亲以及和他一样的受苦人的翻身。就没有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后台的农民儿子的成长进步。

1976年毛主席与世长辞，我从唐山抗震救灾前线连夜赶回北京，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举行的向毛主席遗体告别仪式。我流着眼泪向毛主席鞠躬告别，心中说：毛主席呀，我也是代表我父亲来向你告别的。

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突然拍电报说要来北京找我。当我在北京车站把父亲接到家中，问他有什么事时，父亲一脸严肃地对我说：“老家到处都在分田单干，中央知道不知道”？我说：“当然知道，是中央文件规定要分的”。他生气的说：“那这不是又回到旧社会了吗？要是毛主席活着能同意吗”？我无言以对。他提的问题太大了，我这个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和军队团级政工干部无法向他解释。尽管如此，我对父亲从心眼儿里更加佩服。　　

从此，人民公社改成乡政府，大队、生产队变成村和组，集体的东西分光了，贫农协会没有了。父亲就种起来自己分到的3亩多责任田。一年下来，扣除种籽、肥料、农药和乡、村两级借各种名目的提留、摊派的成本外，所剩无几。靠我们几个在外工作的兄弟，向他尽孝，不时寄几个钱给他，他才生活下来。和乡亲邻居们比，还算不错。每次我们见面，他总是向我们诉说着乡亲们的事：谁谁谁有病无钱医治，在家等死；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交不起学费无法上学；谁谁谁年纪大了，身边无儿无女，有多凄惨；哪些干部吃拿卡要，不为老百姓办事……。每次说到这儿，父亲总是叹口气说一句：“毛主席那阵儿，可不是这个样子”！

2004年，我接父亲来京看病。父亲84岁，明显老了，走路拄着拐棍，很吃力。他一下火车就对我说：“我这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过两天，你还要带我去纪念堂，我要看看毛主席”。我理解父亲的心思，自从他年纪大了，不能下地干活以后，我让他到北京来住，他不来。说是不习惯，长时间不见老乡亲们心里想的慌。拗不过他，我就每隔2、3年把他接到北京住一段儿，检查一下身体，治一治病。每次来京，他必须去的地方就是毛主席纪念堂，看望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次我看他身体已经这个样子了，就说：“您走不动了，这次就别去了，”父亲坚决的说：“不，一定要去！”。

去参观纪念堂那天，我在历史博物馆那边停下车，扶着他慢慢的向纪念堂挪动，说是挪动，是因为他一步只能走　20公分　左右。他身体比较胖，走一会儿就满头大汗，我们就歇一会儿。就这样走走停停，几百米的路，走了快1个小时。到纪念堂门前一看，参观的队伍几百米长，需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进去。我正在发愁的时候，前面有几个年轻一点的参观者就喊：老爷子不用排队，到前边去吧。工作人员也招呼我们到前边去。我就扶着父亲抄近路一步一步向纪念堂走去。看着父亲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的样子，排队参观的人们都投来了崇敬的目光，发出了赞叹的声音。

好不容易走到毛主席遗体旁，父亲眼含着泪花，在我搀扶下，深深地向毛主席三鞠躬。走出来后，父亲对我说：“毛主席还是那个样，一点儿也没变”。是啊！在父亲的眼中和心中，毛主席的音容笑貌永远不会变，总是那样慈祥、伟大、不朽。

今年前一段儿时间，家中来电话，说父亲眼睛看不见了。我就赶快把他接到北京，经医院检查是老年白内障，医生说，手术后可以复明。我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说：“快点动手术吧，我还要去看毛主席呢”！

父亲与千千万万个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翻身做主人的人们一样，对毛主席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谊，这种情谊是朴实的、真诚的，也是永远的，决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又丝毫的减退
有人说，这只是老一代人的情结。不对！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是中华民族古来今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不仅老一代人不能忘记，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都不应该忘记。

我们今天的前进，是踩着巨人的肩膀前进的，我们不可能把头发吊在空中腾云驾雾式的走路。没有毛主席和千千万万的先辈们打下的江山和奠定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我们现在有什么?我们还能够做什么？！　

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深知忘记恩人的人是忘恩负义；如果恩将仇报，把一盆盆脏水向恩人身上泼去的人，那就猪狗不如了！

一个不尊重自己国家历史的民族也不会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一个忘记自己民族英雄的民族，也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