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放了个屁

黄宗英放了个屁

毛主席在<鸟儿问答>中有『不须放屁』一语，有人便攻击毛主席写粗话。其实，他们不懂，主席早有说法，他是主张可以写一点通俗的口语到文学作品里的。并举鲁迅的<阿Q正传>为例，『写了许多口语』。写<鸟儿问答>，痛斥修正主义，不那么高兴，故用了这句俗语。我这里也是借此意思，表示对黄宗英女士那篇『证言』文字的一点不愉快。

但又是『事出有因』。那是一个传言，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党和艺术的关系文章，其中有『党管得越具体，艺术就完蛋了』的说法，结果有位领导人说，『赵丹临死放了个屁』。赵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而且表现了一位人民艺术家、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关心的高尚情怀。不但不是放屁，而且值得后人学习。但由此我想到,真也滑稽，高龄的黄宗英女士这回可真放了个屁，而且真是臭屁。这就是题目的由来。

黄宗英女士以当事者的身份为所谓『毛罗对话』作证。写得绘声绘色，但让我这个历史学工作者看来，这不是作证，是做戏。黄宗英女士在电影里可以尽情做戏，但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这样伤害毛主席，这种做戏实在要不得。

黄宗英女士为这篇文章，是下了一点功夫的。查了报纸，问了律师，做了不少准备。目的不是别的，尤其不是为了对死人负责，对历史负责，而是为了把伪证做成铁证。这就需要我们考一考。
先把有些该肯定的事肯定下来，避免不必要的分歧。

大前提是反右错了，不是扩大化，是整个错了。至今不给有的先生平反，不对。整个反右不否定，不对。不赔偿经济损失，也不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在我的<论毛泽东历史思想>一书中，我有两个标题，一是『反右斗争是拒绝党外批评』，二是『反右倾是拒绝党内批评』。当时的历史任务，是解决整党，发展民主，结果变成了，解决反党，加强了专制。那个错误和损失，不是一句话的事，大了。但是，这里是说这句话的事，不是谈那件事。我不替反右说话，我替毛主席对罗稷南的答话说话。
我看『毛罗对话』这件事是真的，黄宗英女士是当事人之一，也是真的。发生在1957年7月7日，地点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这些，有报纸、照片为证，是真的。

罗稷南先生向毛主席提问，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样？这个意思的提问也是有的。

毛主席有回答，也是肯定的。来座谈，就是准备回答问题，怎么会不答呢？

关键是怎样回答的。

毛主席回答了『不正常空气下』的『两种可能』，我看也大体不差。因为有旁证。那就是三月八日、三月十日两次，在北京回答过同一个问题，说过类似的这样两个可能。而那个回答留下了的文字纪录，是可靠的。八十年代出版的书，公开了这个纪录。当时还没有『毛罗对话』这个问题，没必要作手脚。退一步说，可查原纪录。

关键就剩了一个问题。就是贺圣谟先生转述的和黄宗英女士提供的这个说法是不是毛主席的原意（周海婴先生的转述的转述就没有分析的必要了，他的记忆错误太多，而且编了不少，唯一的价值是说明记忆有时不可靠，人是可能添油加醋的）。

贺圣谟先生转述的内容，他自己写下来公布了出来，并订正了、也排除了周海婴先生在转述时的一系列随意发挥的错误，他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罗稷南的原话是，「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罗当时对我说的就这么一些。』因为贺圣谟先生不是当事者，所以无从向他询问当年主席究竟是怎样回答的，只能就现有的这两句话，进行考证。

贺圣谟先生转述的罗的说法是不是主席的原话呢？据黄宗英女士说，是原话。黄宗英女士自称是在其它的当事者现在已经不在的情况下，她很郑重地出来做旁证。

那么，黄宗英女士的旁证有真实性吗？

回答是否定的。是假的，是伪证
。
贺圣谟先生说，他说的罗的说法，是罗的原话。我们无从考证。但我不怀疑。尽管罗稷南的侄子作证，他也听说过，但实在太陇统。罗的这个说法，是罗记忆中的毛主席的答话。但是，贺圣谟先生没有提供，罗是不是说过原话就是这样两句，还是他只记得这两句。罗可能不存在故意造假的问题。此事发生在1965年，那时，一些人对主席的气还不像后来那样大。背景也是重要的，尤其对考察回忆的真实性来说。

这样说来，为罗的说法作证的黄宗英女士的说法不也是真实的了吗？因为她和罗的说法一样啊。
问题就出在这里。就出在『一样』上。这个『一样』，恰恰是黄宗英女士造假的破绽。
我的考证，一言以敝之，黄宗英女士是抄的周海婴先生提供的所谓的罗的说法。考证如下（以下只称姓）：

周说：『罗稷南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黄写道：『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别被生动的情节欺蒙了。实际，这个情节是对周编的『抽个空隙』的发挥，只是，越发挥，越有漏洞。黄虽然查了资料，知道了罗的身世，但『苏区一别』的内容却无法查到，于是一笔带过说『「苏区一别」的意思』，关于『苏区一别』说了些什么，编不出，只好阙如。『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这是圆『抽个空隙』那句话。结果呢，『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经常着摸一个问题』云云。这样编，比周的说法更不合情理。主席问你怎样，你就说我在想鲁迅如果活到现会怎样这件事。别说是主席问，就是一般人问，也不会这样接茌。罗稷南是见过世面的，大概不会这样不懂礼貌地回答主席的提问，更况，在当时那种对主席特别尊敬的情况下，在主席面前总会有点矜持的，即便随便一点，也不至于答非所问。别忘了，罗是还是有政治经验、有教养的学问家。7月9日，<文汇报>所载的关于这次会见的罗的文章的题目就是『谒见』，罗是懂礼貌的，要问也要找个合适的话头，语气也要得当。

周说：『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黄写道：『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贺提供的话是『无非是两种可能』，周没写，黄也没写。贺提供的是『进了班房』，周写成『关在牢里』，黄也写成『关在牢里』。而且还说和应云卫先生说『「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等等。这是最关键的一段，黄撒了谎。『班房』一词是准确的，不仅贺是这样说的，最重要的是当时的纪录，1957年3月10在北京回答同一问题时说『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也是用的『班房』。黄照抄周，抄错了，由『牢里』，变成『监牢里』，更错了，都不是主席的习惯说法。这都证明在黄的脑子里根本没有『班房』这句话，现在的说法，不是来自记忆，而是来自周。

周说：『一个近于悬浮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黄写道：『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这段又是周的发挥，贺根本没提供。但是，黄配合周所谓听前『惊出一身冷汗』的说法，编出听前『我手心冒汗了』听后『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请想一想，事过45年，还能记得当时『手心冒汗』甚至肚里娃娃的动态吗？

周说：罗稷南『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黄说，『一个湘音，一个滇腔』。这又抄出了漏洞。据贺直接批评周说罗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罗老在北大读书六年，以后又在哈尔滨工作过，他的普通话是说得很不错的，声音洪亮，口齿清晰。』黄查了资料，不会再说都是湖南话，于是编出个『滇腔』，且不说『滇腔』到底是什么腔，反正不是贺说的『普通话』。口音都没搞对，瞎编，那能还记得原话？恐怕实际是一点印象都没了。

黄宗英女士自以为很聪明，其实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她以为全抄周海婴先生，就可以证死周海婴先生提供的罗稷南的回忆是真实的。可是，她想得不周密，忽略了向周海婴先生提供事实的贺圣谟先生还健在，没想到，贺圣谟先生证实了周海婴先生超出前面所引的他提供的罗稷南的回忆，都是周海婴先生的发挥，胡说。黄宗英女士不过是发挥了胡说。

试图去证实假话，只能证明自己的话是假话。

至于超出周海婴先生的话的地方，属于『自我创作』的地方，那漏洞就更多了。我也举一二。
黄说反右时大家要『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这个说法，我想应该是63年四清时中央文件出现的说法，我们搞过四清，很熟，黄张冠李戴了。

黄说回家对阿丹说『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划”我一记：“侬笨？！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这也不对。罗是1898年出生，当时59岁，而且以罗的身份，在当时称老尙不多的情况下，全国就没有几老，对罗稷南是不可能称『罗老』的。何况，就是当面称『老』，在家里也不会称『老』，编的。

黄把气分说的太紧张了，不符合事实。黄写道：『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正因为『反右已风起云涌』，主席能接见，恐怕是会受宠若惊的，至少也不会这样怕。你看那照片上的黄，喜笑颜开，很是得意，哪来得怕？而且行文说主席要『见』我们，没用『接见』，这是今日心情的流露，当年这个词是少不了『接』字的。势利眼不说，足见是今日之心里话，而非当日心情之回忆。

黄把气氛说得太轻松了，也不符合事实。黄写道：『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在主席在场，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市委领导都在场的情况下，应云卫敢如此放肆，能如此放肆？会场里能随意走动？能嘻嘻哈哈？能如此随便地对待主席讲话？就是三位市领导也不敢，编得没谱了。

罗的位置也没说对。既然是座对面，毛怎么有个『发现了罗』的问题。又怎么『迎上一步，握手。』除非罗离得远，那主席得说，座近些，而且得有空位。有人考证，黄提供的对面右一的那位不是罗。我看，不仅罗的位置说得不对，赵丹的位置也有问题。照片看不清，怎么一张赵丹是梳的背头，一张是右分头。衣服也不一样。这些很容易记的事都没记清，只好说『依稀』记得，『也是合乎情理的』，什么情理？作证，只有记得和不记得，不能『依稀』。

最可笑的是黄说看到『罗和赵丹的眼神』。从照片看，一张黄在赵丹后，你怎么能看到赵丹的眼神。一张黄赵都在主席左右，因为罗是对面，要么看到罗的眼神，要么看到赵的眼神，怎么能两边都看到。黄把拍电影那一套搬过来了。编的。

黄有真话吗？有一点。我看，黄说得对的、也是她记住的，应该是王人美、王元美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一是关于演员的，一是王元美起来问是不是来错了，有点生动情节，给人印象深，容易记忆。准确很难说，但大致情况不是编的。但我不知道<文汇报>后来是否对此有报导。

考证真伪到此为止，是否令人信服，自有公论。下面再做一点分析：

我的总的意见是，毛罗对话，事出有因。『两种可能』这样的话可能是说了。问题出在，记忆和自己的理解相联系，概括得太简单，也不准确，和原意有距离，不足为据。正好当时有毛主席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文字纪录，是可靠的，应以文字为准、为据。

我这样分析的根据是：

罗先生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是个大问题，要想说清楚，不是一两句话的事，以毛主席的身份和谈话习惯，不可能简单地就说这样两句。总要有所解释，为什么会坐班房，或不说话。不然不能回答提问者的问题。罗的回忆更多是把的理解掺了进去。这是常见的，容易理解的。传说这样两句，黄就证实这两句，反而不真实。

主席的回答当时是被大家认可的，也不算多大的惊人的说法，听过就算了。黄说当时听了怎样震惊，简直肚子里的孩子都要吓出来了云云，文学笔法，喧染气氛，一看便知。既然如此震惊，丈夫赵丹又正好同时参与座谈，两位又都健谈，何以回家之后，并未谈及此事?照情理言，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黄宗英女士就该迫不及待地向赵丹同志发议论了，而赵丹更会有话。但会场上如此震动，回家又如此平静，不合常理。过了几天，又有『罗老怎样』的说法，而赵丹又那样回答，那岂不是认为主席当时就答错了，都不合常理。

其实拿这件事起哄，是很无聊的。

毛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的是一贯的，是有文字依据的。没有前后矛盾的说法。尤其是1971年11月20日，主席在『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可参见金冲及师所著<毛泽东传>，是有纪录档案根据的。毛主席还这样评价过中国的第二个人吗，没了，到顶了。在主席眼中，鲁迅几乎是和马列并列的。说读点马列时，常常同时说要读点鲁迅。

幸好在这件事前就出版了57年主席回答同一个问题的说法，这个说法，是回答罗的可靠的依据，显然即使有罗的回忆，也是走了形的说法。这在回忆中，是常见的。楚图南的儿子楚晋先生说，主席的讲话修改是常见的，但是，这段话有没有修改，有没有意思完全相反地修改，是一个原则，楚晋先生的说法，话中有话，没怀好意。其实，北京的说法有原始纪录在，一查便知，不用先入为主，扣上帽子。我坚信，7月的说法，无非是3月说法的重复。

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记忆是不可靠的。原因很多，首先是人的记忆力有限，而且会因人的理解不同，在记忆上发生偏差。至于伪造更是常见的。现在回忆录比比皆是，但不能谁说了就信谁的，因为完全相反地回忆也是有的，所以史家还是要考证，大家也不要轻信，更不要起哄。别说是回忆，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针对一件事总是又不同的说法，这是常识。大事是这样，小事也是这样。所以，不用拿当事者回忆唬人，瞎编的人大有人在。就是文字纪录，也要考证，例如列宁就老说速记不准确，还不如简要的报导。现在，黄宗英放了个屁，就因为她当时在场，就说很香，其实很臭。为什么，大家心领神会。

黄宗英最后扯到律师、法律，以表示自己的证词可靠。这反到让人生疑，不说假话，何以有顾虑，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整个反右都错了，人也迫害了，有两句鬼话有啥了不得？不谈法律倒好，一谈法律，就让人想到，正是这位黄宗英女士，没有正确处理好和周璇的儿子的关系。才华横溢、贡献卓越的周璇够可怜了，而她的更可怜的两个孩子周民、周伟，由黄收养。最后和养母闹到打官司，宣判黄宗英要赔偿72426.10元人民币，多不好。至少，黄的记忆不准确，该给人家的没给。所以，别盲目迷信记忆。考查回忆的准确与否，回忆者的人品是很重要的因素。黄写的『赵丹临死放了个屁』的文章中，说到赵丹死后在北京中央美术馆搞赵丹的展览，很少人参加开幕式，大概因为那个屁，世态炎凉嘛。但黄生气，教亲戚想法弄两车人来，那边答道弄四车来。黄永玉先生劝她不必这样。不知做了没有。我同情赵丹，但我不赞成这种弄虚作假的办法，如果这次作证也是弄虚作假，可就真是一个臭屁。

主席回答罗稷南的话到底该怎样解呢？

还是用纪录下来的主席自己的说法好，而且是非常精彩、非常深刻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他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上次我曾讲了薛仁贵[8]、孙行者的事。薛仁贵害了病，打胜仗，功劳挂在别人身上。对孙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个人英雄主义蛮厉害，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我看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有，张士贵[9]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都有。』

两天后，三月十日，他<同新闻出版界的谈话>中又说：

『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香港的一些报纸虽然没有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好夸大，传播毒素。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到了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义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讲到鲁迅，他说：『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短短几天之内，主席反复地谈到鲁迅，而且评价这样高，完全是作为榜样去讲的，甚至和列宁相提并论。对鲁迅怀着这样的尊敬和钟爱的人，怎么会说出罗稷南所回忆的那样简单的两句话呢？在这些当年的数次纪录的面前，黄宗英的诡计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一个臭屁，熏不倒一代伟人，也熏不倒历史。有点小聪明的阿黄不是个东西。这种表演也不是一次了。

有据可查的毛主席的真实的说法，给出了罗稷南问题的真正答案：讲了在不正常的空气下的『两种可能』：『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当然包括不怕座班房，过去鲁迅就不怕，现在还是无所畏惧。

话在回忆中，走了形，可以原谅。但是，起哄者，用心不好，那是另一回事，不在原谅之列。
这当然是用北京的讲话做订正，如果上海市委有当年的纪录，能够公布于世，那更好。这只有求助于党史工作的同志了。但实际上，有以上讲话，已经把问题澄清了。这种事，类似亿元稿费问题，幸亏郑长秋、吴连登同志还健在，不然也会被张宗英、李宗英证死了。全是别有用心，不是探讨历史，是政治，是蓄意陷害，是要搞臭毛主席。

最后写几句给周海婴先生，我最有意见的是对他。只因他是鲁迅、许广平的儿子。一是做得不符合父母的意见，二是没良心。

先说一，鲁迅、许广平对中国革命忠心耿耿，知道主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和尊重，他们对主席也非常尊重。海婴不该这样对主席。违背父母之意。

再说二，主席对鲁迅真是五体投地，他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圣人』是真心的，说自己至多是贤人，贤人是圣人的学生，也是真心的。别人捱整，对主席有气，情理之中，你海婴干么跟着起哄。57年你妈妈保卫鲁迅，有人是要打你妈妈右派的；文革中你妈妈大会上点了成仿吾同志的名，她有气，她不允许人伤害鲁迅。成老不对嘛。山东大学讨论成老『解放』的教师代表会议，我作为历史系的代表参加了，成老检讨的重点就是1959年对着苏联的彼德罗夫说了『鲁迅有时骨头也不是最硬的』。你该知道，在我们那一代人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那种情绪和觉悟下，不光谁反对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鲁迅，也是就打倒谁。这话不能说就是反鲁迅，但就是今天看，也不对。一是伤害太重，二是对着洋人说。成老很诚恳，讲了鲁迅帮他接上党的关系和别的事，他很沈痛地说对不起鲁迅，大家也很难过，谅解了成老。许广平有什么极左！那个李初梨说得不对嘛。你别讨好他们，别忘了你爸爸的遗嘱说的那道理，他们在损害你爸妈的牙眼，这不是你父母个人的事，是人民的事，是劳动人民的事。当年你爸爸就看清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你别胡涂，毛泽东就是犯一万个错误，他是为劳动人民的，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的，这也是你爸爸讲的道理。丁玲说得好，鲁迅说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是喝鲁迅的奶长大的。是的，我们这一代，都是喝鲁迅的奶长大的。你是他的儿子，你更不该随意伤害他所尊重的毛主席，割裂主席和你爸爸妈妈的关系。你别忘了他的遗嘱，你没本事，不要紧，有口饭吃就行。干么参与起哄，反毛。所以我骂你没良心。你应该自省，而且应该教育你的儿子、孙子，要了解鲁迅，走鲁迅走的路。不懂，不要紧，去搞自然科学，不掺合政治。有鲁迅的书在，谁也翻不了天。你们不一定要管，尤其不能远近不分，好坏不分。他们现在可以把鲁迅从中学课本里赶出来，但是，鲁迅的历史的地位他们动摇不了，用不了多少时间，鲁迅的作品还会重新回到教科书中的。你是鲁迅的儿子，我视你为亲人，你办的事让人生气，这是我对你意见大的原因。最后我要说，毛鲁不可分，两个圣人，担起一个新中国。我们都是他们的孩子。我们要为保卫他们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