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代会报告30年的词汇变迁

中共党代会报告30年的词汇变迁　

■十一大报告中，“毛主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平均每个自然段会提及约2次。

■十三大报告用大约1/4的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并首次提及“差额选举”、“舆论监督”和“民主政治”。

■“暴乱”、“和平演变”是惟独十四大报告使用过的词汇。

■十六大报告中“社会主义”一词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党”有了明显增加。

■十七大报告中“中国特色”一词大大增加，为历届党代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次。

中共十一大到十七大报告中出现次数最多的10个实词


“改革”一词在十一大至十七大报告中的出现趋势


“发展”和“建设”两个词汇在十一大至十七大报告中的出现趋势



改革开放已经整整30年，如今的中国与之前恍如隔世，甚至连中共党代会报告所使用的词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中共十一大报告中，“毛主席” 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而十七大报告中使用最多的却是“发展”。另外，像“肆无忌惮、彻头彻尾”之类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频现于十一大报告，而在十七大的报告中则难觅踪影。

实际上，十一大报告至十七大报告使用词汇的变迁也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3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

十一大：“毛主席”的“斗争”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共约3.1万字，其中“毛主席”一词共使用了214次，高居所有实词的第一位，平均每个自然段会提及2次。整个报告约一半篇幅是在谈论“毛主席”为了“党”和“革命”以及“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而同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所进行的“斗争”；也因此上述引号中的词汇均在报告中使用频率很高。与此同时，主要强调对立的“他们”一词也不断闪现，高达上百次；而30年后的十七大，“他们”只出现了1次。

在十一大报告中，“发展”和“建设”等词汇远不及“革命”和“斗争”等的使用频率。走资派、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别有用心、痴心妄想、咬牙切齿、大张旗鼓以及另一类的“照耀”、“谆谆教导”等千余个词汇受到十一大报告的青睐，而此后的党代会报告却再未使用。

无疑，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党代会提前召开的特殊背景下，十一大报告是一部以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来论述“革命”和“斗争”的政治文献。在这样一个报告中，没有出现：宪法、法律、法制建设、党风、党建；甚至连四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稳定等也没有。而在此后的所有党代会报告中，这些词汇却成为必备。

十二大：将“建设”引向胜利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4个月后，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身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致开幕词，总书记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曾经是十一大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毛主席”在十二大的报告中不再提及，并在此后的党代会报告中绝迹。十二大报告中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同志”，出现了13次。另外，“斗争”一词的使用频率及排序也大大降低，“无产阶级”则由十一大的130次锐减到5次。

与此相对应，在约3.2万字的报告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对“经济”（“国民经济”等被作为单独词汇另计）的强调，从十一大出现11次、名列197位，一跃为十二大的102次、名列前10。而在“经济”之前，出现次数更多的则是“建设”。

十二大闭幕6天后，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时曾说：“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把建设引向胜利。”

十二大报告首次使用了“精神文明”一词，并用1/7的篇幅、约4500字谈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告还提及“解放思想”和2000年“小康水平”的愿景。

十一大时的“解放台湾”，则变为“祖国统一”。

“改革”、“对外开放”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此后党代会的报告再未使用的“崇洋媚外”、“嫌贫爱富”等成为十二大报告的“专利”。

另一方面，在十一大和十三大至十七大的6个报告均出现，惟独十二大报告未使用的词汇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革、加速、民主化等。

十三大：“对话”的意义

尽管惟独十二大没有提及“变革”等词汇，但十二大后的5年，中国却是在“变革”和“民主化”的“争鸣”和“百花齐放”中“加速”前行的。其间，胡耀邦因被指“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而受到批评，并于1987年1月16日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代理。

1987年10月25日十三大开幕，赵紫阳在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同时，“发展”被高调提及，成为使用频率第二高的实词，第一次超过了“党”，仅次于“社会主义”；“发展”还被强调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等。

十三大报告一个更为突出的变化是“改革”的兴起，尽管“改革”一词在十二大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但那时仅提到12次（“体制改革”等被作为单独词汇另计），名列200位之后；而“改革”在十三大报告中则出现130次，一跃成为排名第四的实词。

与此同时，企业、管理、开放和现代化等词汇也进入使用频率最高的20个实词中。

不仅如此，在十一大和十二大报告中未见的一些与“经济”相关的词汇也纷纷出现在十三大报告中，包括：企业家、承包、产权、政企分开、出口创汇、经济特区、房地产、第三产业、乡镇企业、金融体制、股票、合同等。“义务教育”和“一国两制”也登台亮相。

报告不同寻常地用大约1/4的篇幅论述“政治体制改革”，并首次提及“差额选举”、“舆论监督”和“民主政治”。十三大报告因此成为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也是惟一为政治体制改革绘制出阶段性蓝图的正式文献。报告特别提到了关于党政分开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这也是“党政分开”惟一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对话”一词首次出现，尽管此后的报告也出现了这个词，但全都是有关台湾问题或国际形势的论述，而不再像十三大那样是强调其在处理和协调国内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上的特殊作用。新华社还在十三大召开期间特意播发了一篇题为《对话——中国一种新的民主形式》的新闻分析（1987年10月28日新华社电）。

此外，在十一大和十二大报告中均出现，但十三大报告却缺失的词汇还有：阿拉伯、巴勒斯坦、第三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美国、苏联、日本、外交关系、国际主义等。实际上，十三大报告关于外交和国际形势的论述是一笔带过，仅占总篇幅的约1/100。那时也正是国际形势“春风拂面”，中国外交“阳光灿烂”的季节。

上述词汇有一些在随后的党代会报告中又复生，但另外一些词汇，比如“列宁”（同志）等没有再出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当作单独词汇另计）。

“法治”和“商品经济”首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与之相随，报告也出现了一些与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相关的新词汇，比如：行贿受贿、任人唯亲、打击报复、以权谋私、执法犯法、道德败坏等。

事实上，一些词汇在党代会报告中的“使用或缺失”，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比如，其他6个报告均使用，而惟独十三大报告未使用的词汇包括：警惕、威胁、主权、军事、扩张、强加于人、全球、世界观等，原因也许是当时中国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困扰。

与此同时，有些词汇只出现在1987年这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比如：放眼世界、敞开、急起直追、世界文明、远见卓识、自由竞争、高高兴兴等；与此相呼应的是，强调“闭关自守只能越来越落后”。

十四大：“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经历了1989年的“春夏之交”和1992年春的邓小平“南巡”，1992年10月12日十四大开幕，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使用频率最高的5个实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济”、“党”，“建设”一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放”出现的次数也增加了约1/3，但“改革”则较十三大报告减少了近1/3。

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成为党代会报告的新词汇。

在约2.6万字的报告中，也首次出现：武装警察、武器装备、公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觉醒和复杂多变等词汇。

“暴乱”、“和平演变”是惟独十四大报告使用过的词汇，这类专用词汇还包括：动荡、党群关系、摆脱困境、多党制、毒害、增强党性、取信于民、冤假错案等。

十四大报告还首次提出将“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作为支柱产业，同时第一次把“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列。报告还首次出现了：宗教政策、医疗、两极分化和社会科学等词汇。

报告在提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态度时首次使用了“深恶痛绝”，同时警告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会“失道寡助”。

“路线教育”和“意识形态”等十一大时的部分词汇，在被十二大和十三大“忘却”后，十四大又重新使用；而恩格斯、右倾、整党和剥削阶级等词汇则在此后的党代会报告中消失。

十五大：“社会主义”和“邓小平”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是人民日报为十五大开幕所发社论的题目。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所作的十五大报告使用最高的5个实词与十四大报告相同，只是“发展”与“建设”两个词汇的顺序互换，“发展”被进一步强调。

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十五大报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也因此，“理论”和“邓小平”成为高频词汇。而“社会主义”一词不仅是报告出现次数最多的实词，也是十一大至十七大7个报告中提及最多的一次。

在约2.9万字的报告中，“中国特色”仍然十分显要，而“改革”比十四大时的使用频率减少了约1/4，“开放”则比十四大时锐减了一半。与此同时，“文化”却比十四大时增加了近一倍半，并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化”一词。

十五大报告出现了一些忆苦思甜的词汇，比如：八国联军、悲惨境遇、三座大山、翻天覆地等。报告出现的新词汇还有：舆论导向、主旋律、破产、科教兴国、政治斗争等。

另外一些词汇则属于十五大报告的专用词汇，比如，迷信活动、愚昧、关税等。它们不仅在此前的4个报告中未见，在此后的两个报告中也销声匿迹。

十六大：“居安思危”中的“坚持”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新世纪的第一个党代会。江泽民在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约2.8万字的报告中，“发展”一跃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而“社会主义”一词则有了明显的下降，成为十一大以来出现次数最少的一次。但与此同时，“党”却有了明显提升，成为仅次于“发展”的第二高的实词，也是十二大之后使用次数最多的一次。“ 坚持”一词则一鸣惊人，名列“社会主义”之后，成为第五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实词。“文化”一词又有了明显上升，甚至超过了“改革”；但“经济”一词的出现次数和排序则在下降，在已有的6个报告中，仅比改革开放前的十一大报告时多。

十六大报告也出现了一些以往5个报告未曾使用过的新词汇，包括：迷失方向、居安思危、跨国公司、风险投资、开拓创新、环保、医疗卫生等。

在以往的5个报告中均未出现，此后的十七大报告也未提及，而只在十六大报告中使用的词汇有：邪教、宗教信仰、精神世界、恐怖活动、世界文化、民间艺术、保护主义、忠于祖国等。

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自力更生等词汇则从党代会的报告中消失。

十七大：“发展”的“科学”

200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在约2.8万字的报告中，“党”比十六大时减少了1/3强。“经济”则进一步减少，这可能与十七大强调“科学发展”有关；同样的原因，“科学”则成了高频词汇。报告也更加突出“中国特色”，是该词自十三大首次使用以来，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次，是十六大的近2倍、十三大的3倍多。

报告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和谐”的增多。“和谐”一词尽管在十二大时就已出现，但那时惟一的“用处”是讲“现在的党中央，是团结的和谐的领导集体 ”；在随后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和谐”未现身，直到十六大时才重新出现，距上次“露面”已经相隔整整20年。十六大报告中，“和谐”出现了 6次，这其中也包括使“社会更加和谐”的提法。而到了十七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被定义为“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报告中，“和谐”一词出现了 34次。

十七大报告第一次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报告也出现了其他一些新词汇，包括与改善民生有关的：救助、食品、药品、医德、合作医疗、慈善事业、信访等。此外还有：传统文化、道德风尚、民权、人际关系、违纪、违法犯罪、引咎辞职、人民币、汇率、市场环境、直接选举、气候变化等。这些词汇的出现表明了新的问题和新的关注。

不变中的变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从十一大至十七大，党代会报告的词汇呈现3个显著特点。

第一，“党”和“社会主义”始终重要。尽管“党”的语境相对日趋复杂，“社会主义”的修饰语日益增多，但“党”和“社会主义”始终名列党代会报告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实词中；事实上，也只有这两个词汇一直都在前10名。这两个词汇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军队、霸权主义、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安定团结、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等共同成为了党代会报告长久存在的因子。

第二，“发展”和“建设”日益重要。除十五大时有少许降低外，从十一大到十七大总体上呈直线上升趋势，十七大报告中“发展”和“建设”出现的总次数是十一大报告的4.46倍。

第三，“改革”有波折。“改革”一词在十一大报告时根本没有提及，十二大时首次出现，十三大时达到顶峰，在随后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时则急剧下降，十六大时停止了跌势，十七大时有明显回升，跌宕起伏之势明显。

中共党代会的报告无疑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而考察报告的词汇变迁只能揭示出其中的部分内涵；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词汇的“阴晴圆缺”中看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感受到不同时代的历史气息。

注：本文论述的是党代会报告中实词的变迁，选择实词是因为它是“意义比较具体的词”（《现代汉语词典》第114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六类。尽管包括党代会报告在内的汉语文章中出现最多的字词一般是 “的”、“在”、“和”等副词、介词、连词（以及并不太多的助词、叹词、象声词）等虚词，但因其“意义比较抽象”，本文舍而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