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骂斯大林"蟑螂" 苏联知识分子不畏枪决劳改

诗骂斯大林蟑螂 苏联知识分子不畏枪决劳改

“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国，始于着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在《知识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据考证，在俄国，此词在1860年间即已开始流行，甚至更早。在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就从事社会批判，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进步作用来说，表现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会地位方面，两国却出现很大的反差。在法国，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社会的重视，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进入“先贤祠”。而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却长期充当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特别在苏联时期。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着一种重视工农而轻视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倾向无疑地要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恶性的发展。1918年7月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实行垄断和控制。1921年8月，列宁下令解散由高尔基倡导的以保护知识分子为目的的“饥荒救济委员会”，导致高尔基出走国外。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激怒了列宁，他亲自签署命令，表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战，指名把一批学者驱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宁亲自致函安全部门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就“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的问题”进行周密布置，指示说︰“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个信函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是年底，安全部门即将近300名知名学者、文学家、科学家装上两只大轮船，流放欧洲。着名哲学家洛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都被送进船内，因此，这船被称作“哲学船”，而这次震惊世界的集体流放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

列宁在世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体上还算得上温和。到了斯大林执掌政权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斯大林开始把斗争的利刃指向知识分子。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个警句是︰“老大哥在注视你。”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监视的主要对象。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是从整肃知识分子开始的。1928年，由维辛斯基主持对“沙赫特事件 ”进行审判，指控53名知识分子制造矿井事件，接受境外资金和设备，勾结原矿主搞破坏活动等等。审判后，几十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被处死，或被监禁和流放。后来证实，构成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凭空捏造的。1929年，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解放联盟”进行公开政治审讯，一批着名历史学家被加以“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惩处。1930年，又相继出现所谓“农业党”和“工业党”的案件，据说两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在前一个案件中，着名农业科学家恰耶诺夫、经济学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审判中受到迫害，株连达20万之众；后一个案件也使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及专家教授被加以组织破坏及间谍活动的罪名，遭到监禁和处决。



曼德尔施塔姆

大约作家和诗人长于反映社会现实，传递时代情绪，而且语言可以承载各种危险的思想观念和意义，所以受到的控制特别严密，迫害特别残酷，而损失也特别惨重。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枪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被捕，他是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在诗中，他把斯大林写成“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杀人凶手”，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目光”和“蛆一样肥胖的手指”。几年后，他被消灭在海参崴劳改营内，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的妻子一边逃避逮捕，一边设法将他的诗作分散保存。为了万无一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死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敢于提起；直至1987年才获平反，五十年间在苏联境内未曾发表过一首诗。着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在1922年被捕，随后被禁止发表作品，1931年在高尔基的庇护下流放法国。《骑兵军》作者巴别尔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枪决。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被捕，她长期失去工作，想当一个洗碗工也不可得，在困顿孤独中自缢而死。比较幸运一点的，像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被调至剧院工作之后，长达15年没有出版过作品。1946年把讽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协，使他们的生活失去保障，作品无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个职业，领不到退休金，至 1958年仅领到一次，就死掉了。就是高尔基这样的文坛领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对他是加以“软禁”的。“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索尔仁尼琴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至超凡入圣的天才被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

“老大哥在注视你”

窃听、告密、诽谤、跟踪、逮捕、监禁、流放，以至枪毙，都是极常见的。一面展开群众运动、大审判，一面加强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于制造恐怖，毒化社会空气，使每个人从中学会顺从。有一份告密材料显示，巴别尔曾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召开，平反系列冤假错案，思想知识界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解冻”时期，西方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实际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所奉行的依旧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政时略见宽松，但也不时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犹如癫痫发作般地间歇性进行；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更为保守，僵化，以至于倒退了。

拒绝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拒绝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把诗人布罗茨基当“寄生虫”告上法庭，被判流放北方，接着放逐西方，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见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为存在着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高压，才酝酿成为后来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这两名作家，只是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着作而被判重刑。于是，有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用公开示威、写信抗议的方式表示对作家的声援。1968年，“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加入其中，随后成立人权组织。麦德维杰夫兄弟、索尔仁尼琴等，也都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各有不同，在运动内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以及放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方面是一致的。对苏联当局来说，如此异端的政见，确实可以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犹在，一旦发现目标，由国家机器所施予的打击仍然是迅疾有力的、具毁灭性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官方已经有意识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在战术上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倾向于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在镇压技术上明显地精致化了。对于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官方尽力设法孤立他们，把他们开除出国家原子能机构或作协，然后设法驱逐出国。萨哈罗夫已经被安置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亲属多人也做出了安排，只是由于他的坚持，才最终留了下来。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当局对他的家庭一再作难，比如拖延不让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疗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为反对株连家属而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为反对他的“人质”。即使如此，仍然不失为一种“礼遇”；至于其他的追随者，那处境就要恶劣得多了。

八十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经过一阵短暂的交替，最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他极力标榜“新思维”，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这对于传统政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时，意识形态的裂缝迅速扩大，思想文化界变得活跃起来。禁区开始打破，禁书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着作。“老大哥”的目光变得疲怠乏力，散漫游移。随着政治的松弛和思想的活跃，知识与权力结束长期紧张对峙的局面，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态势，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进入政权结构甚至高层，成为高参，即所谓“智囊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有着异议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告解体。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结果，改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则是苏联帝国本身逻辑演变的结果，是一种必然性命运。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种命运，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和未来的责任呢？“老大哥”不复存在，但是目光依然严峻。 （林贤治 《老年时报》） 诗骂斯大林蟑螂 苏联知识分子不畏枪决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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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国，始于着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当时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在《知识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据考证，在俄国，此词在1860年间即已开始流行，甚至更早。在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就从事社会批判，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进步作用来说，表现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会地位方面，两国却出现很大的反差。在法国，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社会的重视，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进入“先贤祠”。而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却长期充当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特别在苏联时期。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着一种重视工农而轻视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倾向无疑地要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恶性的发展。1918年7月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实行垄断和控制。1921年8月，列宁下令解散由高尔基倡导的以保护知识分子为目的的“饥荒救济委员会”，导致高尔基出走国外。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激怒了列宁，他亲自签署命令，表态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战，指名把一批学者驱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宁亲自致函安全部门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就“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的问题”进行周密布置，指示说︰“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个信函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 ”。是年底，安全部门即将近300名知名学者、文学家、科学家装上两只大轮船，流放欧洲。着名哲学家洛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都被送进船内，因此，这船被称作“哲学船”，而这次震惊世界的集体流放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

列宁在世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体上还算得上温和。到了斯大林执掌政权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斯大林开始把斗争的利刃指向知识分子。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个警句是︰“老大哥在注视你。”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监视的主要对象。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是从整肃知识分子开始的。1928年，由维辛斯基主持对“沙赫特事件 ”进行审判，指控53名知识分子制造矿井事件，接受境外资金和设备，勾结原矿主搞破坏活动等等。审判后，几十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被处死，或被监禁和流放。后来证实，构成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凭空捏造的。1929年，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解放联盟”进行公开政治审讯，一批着名历史学家被加以“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惩处。1930年，又相继出现所谓“农业党”和“工业党”的案件，据说两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在前一个案件中，着名农业科学家恰耶诺夫、经济学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审判中受到迫害，株连达20万之众；后一个案件也使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及专家教授被加以组织破坏及间谍活动的罪名，遭到监禁和处决。



曼德尔施塔姆

大约作家和诗人长于反映社会现实，传递时代情绪，而且语言可以承载各种危险的思想观念和意义，所以受到的控制特别严密，迫害特别残酷，而损失也特别惨重。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枪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被捕，他是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在诗中，他把斯大林写成“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杀人凶手”，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目光”和“蛆一样肥胖的手指”。几年后，他被消灭在海参崴劳改营内，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的妻子一边逃避逮捕，一边设法将他的诗作分散保存。为了万无一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死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敢于提起；直至1987年才获平反，五十年间在苏联境内未曾发表过一首诗。着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在1922年被捕，随后被禁止发表作品，1931年在高尔基的庇护下流放法国。《骑兵军》作者巴别尔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枪决。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被捕，她长期失去工作，想当一个洗碗工也不可得，在困顿孤独中自缢而死。比较幸运一点的，像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被调至剧院工作之后，长达15年没有出版过作品。1946年把讽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协，使他们的生活失去保障，作品无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个职业，领不到退休金，至 1958年仅领到一次，就死掉了。就是高尔基这样的文坛领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对他是加以“软禁”的。“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索尔仁尼琴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至超凡入圣的天才被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

“老大哥在注视你”

窃听、告密、诽谤、跟踪、逮捕、监禁、流放，以至枪毙，都是极常见的。一面展开群众运动、大审判，一面加强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于制造恐怖，毒化社会空气，使每个人从中学会顺从。有一份告密材料显示，巴别尔曾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召开，平反系列冤假错案，思想知识界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解冻”时期，西方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实际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所奉行的依旧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政时略见宽松，但也不时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犹如癫痫发作般地间歇性进行；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更为保守，僵化，以至于倒退了。

拒绝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拒绝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把诗人布罗茨基当“寄生虫”告上法庭，被判流放北方，接着放逐西方，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见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为存在着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高压，才酝酿成为后来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这两名作家，只是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着作而被判重刑。于是，有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用公开示威、写信抗议的方式表示对作家的声援。1968年，“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加入其中，随后成立人权组织。麦德维杰夫兄弟、索尔仁尼琴等，也都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各有不同，在运动内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以及放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方面是一致的。对苏联当局来说，如此异端的政见，确实可以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犹在，一旦发现目标，由国家机器所施予的打击仍然是迅疾有力的、具毁灭性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官方已经有意识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在战术上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倾向于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在镇压技术上明显地精致化了。对于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官方尽力设法孤立他们，把他们开除出国家原子能机构或作协，然后设法驱逐出国。萨哈罗夫已经被安置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亲属多人也做出了安排，只是由于他的坚持，才最终留了下来。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当局对他的家庭一再作难，比如拖延不让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疗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为反对株连家属而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为反对他的“人质”。即使如此，仍然不失为一种“礼遇”；至于其他的追随者，那处境就要恶劣得多了。

八十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经过一阵短暂的交替，最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他极力标榜“新思维”，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这对于传统政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时，意识形态的裂缝迅速扩大，思想文化界变得活跃起来。禁区开始打破，禁书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着作。“老大哥”的目光变得疲怠乏力，散漫游移。随着政治的松弛和思想的活跃，知识与权力结束长期紧张对峙的局面，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态势，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进入政权结构甚至高层，成为高参，即所谓“智囊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有着异议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告解体。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结果，改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则是苏联帝国本身逻辑演变的结果，是一种必然性命运。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种命运，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和未来的责任呢？“老大哥”不复存在，但是目光依然严峻。 （林贤治 《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