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读《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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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赵家梁、张晓霁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本文所引该书文字皆出自此版，只注明页数）。
这是近两年来最值得一读的一本书。
“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党内斗争的首要大事，至今没有得到公正评价。本书在披露这一被重重帷幕遮盖着的事件内情的同时，向人们提供了作者自身的思考。
赵家梁（1920—2007年），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他从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者转变为高岗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这一转变为本书提供了客观性。
本书涉及史实是多方面的。本文摘录的是书中描述的自建国以后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考量、对刘少奇态度的演变以及高岗在此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一、事件演变梗概
本书认为，“高饶事件”实质上折射的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问题。
本书浓缩概括后的事件梗概如下：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相比之下，毛泽东对高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里向高岗透露过自己对刘少奇不满，以及想叫刘少奇“挪挪位子”，当议长或国家主席等打算。于是，高岗就出来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他以为这是帮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的那些关于刘少奇的“罪行”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只不过在1954年，高岗散播的反刘言论，都被说成“造谣”、“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是要“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的“反党阴谋”。高岗正是因此而落马。
1953年夏秋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毛泽东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划线，把刘少奇划入“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的人，并对其“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加伐斥。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第一次公开交锋。然而，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在相持了几个月之后，暂时让步，转而强调团结。
到了12月，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高岗，而且给他定了个“要造反”、“想当万岁”的罪名。从此，高岗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个转变实在太大，太突然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泽东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个中奥秘和实情，本书将一一缕述。（Ⅲ—Ⅳ页）
二、毛对刘越来越不满意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在中国，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问题是，六十岁的毛泽东“之后”怎么办？
于是，在中央高层，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成为1953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呢？
“七大”以来，刘少奇一直被公认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他越来越不满意。（105页）
作者认为，毛与刘从相识到最后彻底决裂，经历了整整五十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1943—1953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泽东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少奇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107页）
这期间，毛泽东在十分器重刘少奇的同时，开始对刘少奇有些看法，特别是党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日益不满。
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107—108页）
三、高岗很被毛看好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毛泽东看好。毛泽东认为高岗对他的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少奇右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岗却大加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样板田。而高岗则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把高岗看成毛泽东的“心腹”。
从1935—1953年，从陕北到北京，毛泽东对高岗一向很器重，一手提拔。毛泽东曾说过，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推举高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来是派周恩来去的）；6月，苏共发生“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岗备受毛泽东的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好像老人家重用他”。（108—109页）
作者认为：
毛泽东和高岗有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109页）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远非高岗所能比。毛泽东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巧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泽东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又细心地观察、考验他们，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少奇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110—111页）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他们二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高岗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111页)
四、“私房话”与绝密任务
高岗1952年10月到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保留原有职务。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111-112页）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114页）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114页）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毛泽东交办的绝密任务，高岗迫不及待地告之了他特别信赖的陈云。高岗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114页）
高岗与陈云多次交换看法。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115页）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如下的谈话内容：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
“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
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115—116页）
惟高岗事发，陈云是另一个说法，称高岗为了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称，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孰是孰非，今天已是死无对证了。
六、“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作者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泽东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此事传说甚多，以下为作者引述高岗的一种说法。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118页）
作者接下来说：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订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118页）
此即为以后所说的“批薄射刘”。
作者称：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得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应该向毛泽东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120页）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警惕。（121页）
形势自此急转直下。
七、“自铸大错”
作者认为：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建议，心甘情愿担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洩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122页）
1954年2月17日，高岗开枪自杀未遂，即被实施“管教”。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据说，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258页）
毛泽东遗憾什么？他是假惺惺还是真遗憾？
八、高岗虽死，毛与刘的斗争却了犹未了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251页）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点的是邓子恢的名，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252页）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人起草、并经刘审定的。毛不赞成，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252页）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252页）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毛早就已经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252页）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252页）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254页）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255页）
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256页）
例子太多，已难一一枚举。
作者说：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256页）
九、文革：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被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第二位滑落至第八位。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公报宣布：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肃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全会通过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审查报告》列举了“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其中“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证据“，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极秘密地调查过。十五年后，终于派上用场。
作者称：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注：指刘少奇）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16个年头。（257页）
作者以上所说大抵都没有错，唯一需要更正的是——“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的，不是什么“造反派们”，而是毛泽东所操控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及834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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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赵家梁、张晓霁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本文所引该书文字皆出自此版，只注明页数）。
这是近两年来最值得一读的一本书。
“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党内斗争的首要大事，至今没有得到公正评价。本书在披露这一被重重帷幕遮盖着的事件内情的同时，向人们提供了作者自身的思考。
赵家梁（1920—2007年），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他从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者转变为高岗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这一转变为本书提供了客观性。
本书涉及史实是多方面的。本文摘录的是书中描述的自建国以后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考量、对刘少奇态度的演变以及高岗在此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一、事件演变梗概
本书认为，“高饶事件”实质上折射的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问题。
本书浓缩概括后的事件梗概如下：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相比之下，毛泽东对高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里向高岗透露过自己对刘少奇不满，以及想叫刘少奇“挪挪位子”，当议长或国家主席等打算。于是，高岗就出来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他以为这是帮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的那些关于刘少奇的“罪行”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只不过在1954年，高岗散播的反刘言论，都被说成“造谣”、“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是要“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的“反党阴谋”。高岗正是因此而落马。
1953年夏秋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毛泽东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划线，把刘少奇划入“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的人，并对其“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加伐斥。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第一次公开交锋。然而，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在相持了几个月之后，暂时让步，转而强调团结。
到了12月，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高岗，而且给他定了个“要造反”、“想当万岁”的罪名。从此，高岗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个转变实在太大，太突然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泽东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个中奥秘和实情，本书将一一缕述。（Ⅲ—Ⅳ页）
二、毛对刘越来越不满意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在中国，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问题是，六十岁的毛泽东“之后”怎么办？
于是，在中央高层，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成为1953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呢？
“七大”以来，刘少奇一直被公认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他越来越不满意。（105页）
作者认为，毛与刘从相识到最后彻底决裂，经历了整整五十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1943—1953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泽东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少奇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107页）
这期间，毛泽东在十分器重刘少奇的同时，开始对刘少奇有些看法，特别是党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日益不满。
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107—108页）
三、高岗很被毛看好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毛泽东看好。毛泽东认为高岗对他的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少奇右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岗却大加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样板田。而高岗则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把高岗看成毛泽东的“心腹”。
从1935—1953年，从陕北到北京，毛泽东对高岗一向很器重，一手提拔。毛泽东曾说过，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推举高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来是派周恩来去的）；6月，苏共发生“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岗备受毛泽东的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好像老人家重用他”。（108—109页）
作者认为：
毛泽东和高岗有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109页）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远非高岗所能比。毛泽东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巧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泽东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又细心地观察、考验他们，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少奇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110—111页）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他们二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高岗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111页)
四、“私房话”与绝密任务
高岗1952年10月到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保留原有职务。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111-112页）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114页）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114页）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毛泽东交办的绝密任务，高岗迫不及待地告之了他特别信赖的陈云。高岗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114页）
高岗与陈云多次交换看法。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115页）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如下的谈话内容：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
“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
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115—116页）
惟高岗事发，陈云是另一个说法，称高岗为了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称，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孰是孰非，今天已是死无对证了。
六、“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作者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泽东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此事传说甚多，以下为作者引述高岗的一种说法。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118页）
作者接下来说：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订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118页）
此即为以后所说的“批薄射刘”。
作者称：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得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应该向毛泽东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120页）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警惕。（121页）
形势自此急转直下。
七、“自铸大错”
作者认为：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建议，心甘情愿担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洩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122页）
1954年2月17日，高岗开枪自杀未遂，即被实施“管教”。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据说，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258页）
毛泽东遗憾什么？他是假惺惺还是真遗憾？
八、高岗虽死，毛与刘的斗争却了犹未了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251页）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点的是邓子恢的名，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252页）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人起草、并经刘审定的。毛不赞成，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252页）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252页）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毛早就已经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252页）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252页）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254页）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255页）
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256页）
例子太多，已难一一枚举。
作者说：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256页）
九、文革：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被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第二位滑落至第八位。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公报宣布：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肃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全会通过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审查报告》列举了“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其中“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证据“，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极秘密地调查过。十五年后，终于派上用场。
作者称：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注：指刘少奇）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16个年头。（257页）
作者以上所说大抵都没有错，唯一需要更正的是——“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的，不是什么“造反派们”，而是毛泽东所操控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及834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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