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对贺龙彭德怀关系的影响

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对贺龙彭德怀关系的影响之一

大家都知道段德昌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二人首次相识于1926年的武昌之役中。彭的革命思想的升华就是起源于两个人在玉泉山关帝庙中的一次谈话，以至40年后，彭德怀在被囚禁中还写道：“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这次谈话。” 后来段德昌有伤病则是在彭的帮助下得到恢复。段要到江北洪湖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缺少枪支弹药，彭德怀派李寿轩给段送去，

就在这次段德昌在受伤的时候，两个人有过深入的交谈，对彭德怀的谈话，包含了他个人的哪些切身体验呢? 彭德怀当日虽无从知道，却对此永怀不忘，写道：“我当时听了他那番话，印象是多么深刻!” “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似的。”

在段德昌死牺牲后，彭回忆到，“几十年来，段德昌的形象都活在我的生活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他，谁也没有想到，那就是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　[1 1959年彭德怀的《庐山笔记》]

由此可见彭段的感情之深，对于段的被错误的冤杀，有野史记载(之所以称为野史，因为我没有找到原始的出处)，老彭在得知段的噩耗时，十分悲痛，并说要质问中央是谁杀了段。与此对照的是，在1936年长征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我没有找到任何史料说贺龙同彭有过关于段如何牺牲的交谈。但是说一点疙瘩都没有是不可能的，特别对于生性疾恶如仇的彭德怀更是如此。因为，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老毛就讲过彭在延安攻击贺龙，为什么老毛这样说呢？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老彭向老毛建议，贺老总没有经过什么军事学习，是不是要到苏联进修啊。后来贺龙并没有去苏联进修。在文革初的时候，此事老彭被指责为想剥夺老贺的兵权。 如果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也就罢了，可是早先的反军阀主义和甘泗淇写信事件，以及到解放战争后期的时候，彭取代贺龙成了陕甘宁边防联军的领导，贺龙最后几成了光杆司令，当你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事件。

在1959年的8 月16 日，在老毛的长篇讲话中这样回顾到老彭和老贺的关系：

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华北军分会，笔者注)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5 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军阀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我同贺只见过一面，同你们见过多面。我说，这三条，你总不能驳，对人民有功。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这次庐山你们成了功，党政军到你们手里，我看，顶多年把两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那么狭隘嘛[2李锐庐山会议(最新增定版)实录]。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子的，在1937年底，阎锡山凭借晋西北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八路军相对抗。而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之为“十二月会议”） ， 　　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当时来说，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传达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考虑到实际的情况，120师内有人提出应该同阎搞统一战线，作出一定的让步，而贺龙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他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甘泗淇等人却认为贺龙这种坚持独立自主的态度会损害统一战线。于是在甘泗淇等人去华北局请示完之后，接着发生了就此向中共中央反映，写信要求将贺龙调离120师，送贺龙去延安(莫斯科)“学习” ，并且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

在贺龙知道这件事后，曾经大怒， “砰！”贺龙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借口将某人调去“学习”，这种方式极为常见，实为剥夺军权。林彪就这样被调回延安过，只是说起来更好听些，是去做副校长。事后，贺龙对关向应说道：“向应同志，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党内总有一些同志生怕破坏统一战线，为什么总有一些人喜欢背后搞一些小名堂！”[3八路军一二○师征战实录 孙科佳 ]

我们知道，彭早就有过此意向并且华北局是老彭主导的，所以此事肯定牵扯彭德怀，因此毛泽东才讲“彭德怀对贺龙也不是信任” 。至于老彭有没有在这五个人之列，则尚无过硬材料证明。而贺龙讲的一些人，我认为指的是老彭，而不是甘等人，因为贺已经知道甘等人的不满，在背后的话，则指老彭给甘等人撑腰。

【原创】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对贺龙彭德怀关系的影响之二
2005-01-03 17:54:25


【原创】段德昌的死和甘泗淇的信对贺龙彭德怀关系的影响之二

那有没有旁证来证明此事呢？如果老彭对于时局的理解和老贺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极可能的侧证了彭是支持甘的。 我们来看下老彭的当时对时局的理解。

在山西前线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北方局的刘少奇，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都参加王明的了“十二月会议”。 后来由于此次会议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和宣言，被称之为标志着王明右倾(此后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实际形成。

彭德怀在后来的《彭德怀自述》称，在“十二月会议”上“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他后来承认当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但是他“对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他在华北会议上说“华北党是否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 受了，但未执行”；“十二月会议”后的半年多时间中，在华北，“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此后“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4《彭德怀自述》] 。

以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的华北军分会于平型关大捷后下发了《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说如果国民党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加上八路军的积极影响和配合，“取得晋北战役的胜利”，争取 “战略上的反攻”，就可以“改变华北战局”，并提出八路军“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实际上“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没有充分估计到日本侵华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军事力量上)，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这样就容易放松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做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准备工作。” [5《彭德怀自述》] 当然这种观点同贺龙的观点是相左的。

10月17日老毛对此做出了强烈反映。老毛和张闻天发电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但一直到事后22年的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还对华北军分会下发的小册子不能释怀，说它“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并说“这个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 而且因为彭确实有向长江局请示过工作，在庐山会议上被毛批为：抗战时华北局受长江局领导，你是听王明的话。

***如果国民党改善在山西的军事领导，动员群众…***和后来的彭对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彭德怀曾在华北军分会传达了“十二月会议”的精神。陈赓在1938年1月3日日记中记述：“读德怀同志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之一部，深感过去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确有模糊之处，以致在运用上发生缺点，而且引起了友党政府发生不必要摩擦，……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

可见老彭是有这个思想基础的。

反军阀主义由此来看，不是老毛一手发动的，但是也不会是老彭发动的，因为是的话，老毛肯定会点出来，但是从老的话来推测，则肯定了老彭在反军阀主义时有针对贺龙的动作，当然老毛也说贺龙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