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粪运动”：将美国从腐败的泥潭中拯救出来

]“扒粪运动”：将美国从腐败的泥潭中拯救出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生活开始动荡。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症”一样突然进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似乎全社会都深卷其中。正是严重、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运动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自传《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引人入胜，更发人深省：腐败是怎样发生的，如何制止、清除腐败，新闻媒体的职责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使之良性发展……

　　普遍的腐败决不是坏人的偶然事件

　　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和伦理学，于1892年回到美国纽约，进入报界。一开始，他就被派往华尔街采访证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长驻警署，负责采访纽约的犯罪消息。这种经历，使他既结识不少财经巨子，又与警界、社会最低层、各种犯罪分子多有往来，因此他对种种犯罪开始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他发现，金融界和政界关系密切，通过钱权交易双方都获得暴利；贪赃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厅要黑钱；种种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门道”，可以少判、减刑甚至不受任何惩处。这些，使他对社会的腐败黑暗渐渐深有体会，开始认识到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整体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的病态。于是，他从单纯、客观的犯罪报道，转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败背景。

　　他的一些“揭丑”性报道渐渐引人注意，供职的报纸销路因此大增。但他马上就发现，“一份报纸真的犹如一位女性或政客，当它年轻、诚实、充满理想的时候，它迷人、可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影响的人们看到这一点，看到它的用处，就试图占有它。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获得并保有它，进而利用它，滥用它，最后毁灭了它。”他感到，如果真想做一番事业，一定要有自主的舞台。几经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麦克卢尔》杂志的老版麦克卢尔的诚心之邀，出任该刊编辑部主任。以此为平台，他真正开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他首先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其腐败情况。他发现，他调查的这些城市全都腐败透顶，存在着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组织的腐败。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资源。这些结果使他相信，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随机抽取了几个城市作调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市全都完全一样。

　　他认为，“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个人的结果，而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说，主要是制度、体制上的原因。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城市的耻辱》，引起轰动。但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无法与州政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尽管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所以，州才是趋善或趋恶的单位。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法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这是一个过程，也的确是一种体制，很显然是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州际商业体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民主政府。”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无论是市还是州，都不乏决心清除腐败的有志之士，但他们都不能当政。因为长期的腐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构紧密坚硬，外人难以插进。这种情况甚至造成了一种荒诞的“悲剧”，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等。一个想“做事”的人，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由来已久的腐败性“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此。《为自治而斗争》一书，是他对各州腐败调查研究的成果。

　　“他们的领袖在大处腐败，而他们在小处腐败”

　　腐败的主要特点就是官商结合，但原因何在?他提出，主要不应问是“谁”、而应追问是“什么”造成了腐败。政治家和不少民众往往把腐败归咎于商人，“商业”成为所有政治和经济上罪恶的根源。但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许经营权和特别立法，这些都是以立法腐败为前提的；保护性关税、保障其特殊利益的法律解释、法律实施中的放宽或‘保护’要求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提携’。……‘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写道：“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特权”来自于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减小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当然，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并不否定“人”的因素、否定道德因素。长期、普遍的腐败导致了道德的普遍堕落，只要有机会，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都有不捞白不捞的想法，谁有机会都会“捞一把”，连最起码的罪恶感都不存在了。最常见的是许多选民将自己的选票卖给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镇上，贿赂已经公开化了，而且不再称为贿赂。付给选民的钱，不管是2美元、5美元还是20美元，都被称作是对选民‘计时付酬’。”因此，他希望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领袖在大处腐败，而他们在小处腐败。”公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反对腐败的重要基础。从市到州都如此腐败，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联邦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姑且不论政府的实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总统、国会和政府部门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带着这些疑问，他来到华盛顿拜访了西奥多·罗斯福即“老罗斯福”总统。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交锋”，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罗斯福本人为官可谓清廉，深信自己代表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确实为之努力。但当谈话深入到他的某些具体法令法案时，罗斯福总统坦言，为了通过某些利国利民的条款，有时他不得不与参议院和众议院做某种交易，对此自己也时有忐忑，因为参众两院并非代表共同的利益。斯蒂芬斯立即抓住此点，尖锐地指出这实际也是一种贿赂。他一针见血指出：“总统先生，甚至是你本人都能察觉到为了推行你的利民政策，你得在参众两院收买选票，以求得到人民选举的那些代表的支持。”当斯蒂芬斯把这些报道出去之后，引起轩然大波，罗斯福又将他召到白宫。怒气冲冲的罗斯福指责他滥用文字，居然公开说它是贿赂和腐败。

　　不久，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满地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班扬的《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这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虽然官方反对，但“扒粪”仍在继续，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平心而论，作为政治家，罗斯福总统有时确实不得不与一些议员妥协，才能实施自己的计划。政治，不仅要考虑是与非，还要考虑行与否，总是要看时机，总会有妥协，以“书生之见”衡量，确实不那么“干净”，但正因此一些良好的政见才得以实行。但媒体毕竟不是政治的工具，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公众的知情权、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政洽与媒体，各有各的“规则”。从总体上说，媒体的监督与批评，恰恰是为正直的政治家减少来自腐败势力的压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协。

　　揭开黑幕：阻力采自媒体自身

　　调查各种腐败现象，揭开重重黑幕，其难度之大自可想象，不少情节令人惊心动魄。但严峻的挑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媒体自身。由于经常刊登重要反腐文章，《麦克卢尔》杂志名声大振，销量猛增。但斯蒂芬斯发现，随着广告收入的增加，他发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先是广告部向他提出警告，他揭露的某公司是它们重要的广告客户。后来有几次，杂志主编反复劝他撤下揭发某些大商业集团内幕的文章，有时甚至不顾他的强烈反对强行撤下他的文章。他震惊了：“这位当家的主编不得不被别人当家”，“在我自己的办公室竟然有政治的干预!我抵制了，我不能像初出茅庐的记者一样被老板牵着鼻子走。”。

　　由于屡受掣肘，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终于集体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美国杂志》。《美国杂志》很快就打开局面，影响力与销售量齐头并进。因为这是他们买下的杂志，所以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人都有可观的收入。这时，当初的志同道合者开始提醒他“悠着点儿”，“因为我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还是需要朋友的时候。这一点我却没能做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我就会陷入我过去曾嗤之以鼻的经济的操纵之中了。”由于文笔依旧犀利如常，他的同事也不好再提醒他注意，只是不时给他送来进度报告，告诉他发行量增加多少，广告增加多少，利润增加多少……“用不着多说，我心里很清楚《美国杂志》碰上了难得的成功机会了，而且我们每个人没准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但这却使他内心痛苦不堪：“我带着几分痛苦和羞耻注意到，尽管我对自己撒谎，但我实在是很悠然自得。一切都是自己所为，不受任何外界影响，我被我自己的钱收买了，被挣钱的前景收买了。”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他决定离开自己参与创办的《美国杂志》，成为自由撰稿人。此时美国的报刊业早已完成大众化过程，各种类型的报刊此起彼伏，种类与发行量每年几乎都成几何倍数增长，在众声喧哗、杂乱无章中蓬勃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当斯蒂芬斯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同时为全国大约100家报纸撰稿!或许，其中一些报纸老板确是出于职业道德，但更多的无疑是为了扩大销量。大众总是对公众人物的方方面面深感兴趣，对各种内幕津津乐道。但不管媒体主观动机是纯正还是迎合市场，客观效果却是使媒体充当了反对腐败的重要工具。其实，媒体靠揭露腐败谋利不仅正常，而且这可能是一种更持久、更普遍、更强大的反腐动力，因为道德高尚、有强烈正义感、甘冒种种风险而不计得失反对腐败的毕竟是少数。事实说明，媒体实际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成本极低的反腐资源，倘不充分利用，至为可惜。

　　“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其中，“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是促其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从而更加稳定。推而广之，任何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都不能没有大众传媒一一所谓“天下之公器”强有力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