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沈志华：俄国档案的利用与历史研究
然而，档案文献本身并不等于历史，完全依赖于目前所看到的俄国档案资料，更无法了解和撰写一部全面而真实的苏联历史或相关历史事件。
历史没有终点，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历史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所以，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案例说明俄国新档案文献的问世如何改变了历史学家对苏联历史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看法，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轻易使用这些档案文献可能给人们理解过去所造成的迷惑、困境和陷阱。
尽管如英国档案学家詹金斯所强调的，档案的作用在于它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但实际上俄国档案文献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尚受到相当限制的解密和开放方式，要求历史学家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说到档案文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
“文件就是事实这座圣殿里那个装着摩西十戒的大柜。虔诚的历史学家低着头走近它们，用敬畏的音调谈论它们。只要你在文件中发现是如此，那无疑便是如此。然而，只要好好加以研究，这些文件——法令、条约、地租帐簿、政府或议会的报告书、公文、私人信件和日记——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没有一个文件能告诉我们比文件的作者想到的更多的东西——他想象中的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他认为应该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已认为他想到了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在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加工、做出解释以前，是毫无意义的。”
档案文献没有记载的未必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这是常识，而在苏联历史中这样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30年代苏联党内进行大清洗时，很多“判决”都是通过电话做出的；战后斯大林与他的政治局委员们经常在深夜别墅宴会上做出许多重大决定，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斯大林晚年与外国领导人进行私人会谈时，根本就不允许作记录，如此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情况，而谁又能说苏联历史上的某些重要决策不是在这些电话、宴会和会谈中做出的呢？
斯大林的确没有在档案中留下暗杀托洛茨基的指示和命令，但历史学家根据种种事实认定，没有斯大林的授意和首肯，梅尔卡德尔就不可能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参与下（这一点是有档案依据的）对托洛茨基进行千里迢迢的追杀。正如人们不能因为历史学家没有发现希特勒签署的屠杀犹太人的命令，就认为这位独裁者不应对这场历史浩劫承担责任一样，苏联历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也不是单纯依靠档案文献做出的。
当然，人们都知道回忆和口述资料有时是不可靠的，其误差足以导致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过去各国学者都依据师哲的回忆，把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间认定为1949年7月2日以后，而俄国档案文件显示，实际上刘少奇在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即6月27日，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举行会谈了。但另一方面，回忆录和口述材料也往往能够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或纠正其谬误。
无论在中国档案还是在俄国档案中，至少到今天都没有发现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会谈的记录，研究者不得不谨慎地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尽管师哲、康一民和费德林的回忆各不相同——来恢复过去的史实，否则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就必然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档案文献与口述、回忆材料可以相互印证，相映成辉。
在利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这就是，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往往容易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尽量利用这些文件，而忽略了追本穷源。其实他不应该忘记，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确如卡尔所说，有些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
近几年披露的档案材料显示，在1947年苏南冲突期间，苏联党和政府致南斯拉夫的信件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中，充满了对铁托和南斯拉夫背叛社会主义道路的指责。如果历史学家根据这些档案文献认为苏南冲突的起源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就会做出违背历史事实的结论。因为更多的历史文献和资料表明，在当时所有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制定和执行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是最接近苏联模式的。而要探寻苏南分歧的真正原因，就必须冷静而耐心地在这些文件之外和这些文件所隐含的内容之中去发现更有价值的材料，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另外，有些档案材料是相互矛盾的，或许它们都是真实的，但毕竟在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才使人们陷入了迷宫，这就需要通过考证、分析来辨明真伪或探明原因。不久前人们发现，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两份内容正好相反的档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有关文献公布的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国志愿军援助朝鲜，而俄国档案馆出示的同一天的电报则显示，毛泽东提出了众多理由拒绝出兵朝鲜。
这件事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争论。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多数人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恰恰是这样深入的研究，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对史实的认知中，即使是同一件档案文献，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是因为历史事件本身发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而反映这一事件的某个和某些档案只是表达了当事人和文件拟定者对问题的主观认识，历史学家在使用档案时又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例如，对1949年初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讨论是否应该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往来电报，就有很不相同的理解。
俄国学者发表这些文件是想说明，斯大林同意充当国共和谈调解人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并没有企图阻止中国继续革命的动机。但也有一些学者在国民党的档案中发现了此前苏联驻华使馆为苏联参与调解国共关系而频繁活动的证据，如果在这种背景下再来品味斯大林的电报，就会看出斯大林最初的本意是要排挤美国而希望由苏联单独充当国共和谈的调停人，只是在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后，才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必须把这些档案文献放到当时的复杂背景中去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凡此种种说明，俄国档案开放本身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人们解开以往的历史谜团，这里需要历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努力。这样说丝毫不是否认档案本身的重要性，而只是强调谨慎使用档案的必要性。如果在苏联封闭档案文献的昨天，人们侧重于呼吁开放档案和利用档案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俄国档案已经大量面世的今天，人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如何使用档案的问题了。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还没有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发表于《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然而，档案文献本身并不等于历史，完全依赖于目前所看到的俄国档案资料，更无法了解和撰写一部全面而真实的苏联历史或相关历史事件。
历史没有终点，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历史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所以，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案例说明俄国新档案文献的问世如何改变了历史学家对苏联历史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看法，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轻易使用这些档案文献可能给人们理解过去所造成的迷惑、困境和陷阱。
尽管如英国档案学家詹金斯所强调的，档案的作用在于它的“公正性”和“真实性”，但实际上俄国档案文献形成本身及其目前尚受到相当限制的解密和开放方式，要求历史学家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这种“公正性”和“真实性”。说到档案文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
“文件就是事实这座圣殿里那个装着摩西十戒的大柜。虔诚的历史学家低着头走近它们，用敬畏的音调谈论它们。只要你在文件中发现是如此，那无疑便是如此。然而，只要好好加以研究，这些文件——法令、条约、地租帐簿、政府或议会的报告书、公文、私人信件和日记——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没有一个文件能告诉我们比文件的作者想到的更多的东西——他想象中的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他认为应该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只是他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甚至只是他自已认为他想到了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在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加工、做出解释以前，是毫无意义的。”
档案文献没有记载的未必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这是常识，而在苏联历史中这样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30年代苏联党内进行大清洗时，很多“判决”都是通过电话做出的；战后斯大林与他的政治局委员们经常在深夜别墅宴会上做出许多重大决定，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斯大林晚年与外国领导人进行私人会谈时，根本就不允许作记录，如此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情况，而谁又能说苏联历史上的某些重要决策不是在这些电话、宴会和会谈中做出的呢？
斯大林的确没有在档案中留下暗杀托洛茨基的指示和命令，但历史学家根据种种事实认定，没有斯大林的授意和首肯，梅尔卡德尔就不可能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参与下（这一点是有档案依据的）对托洛茨基进行千里迢迢的追杀。正如人们不能因为历史学家没有发现希特勒签署的屠杀犹太人的命令，就认为这位独裁者不应对这场历史浩劫承担责任一样，苏联历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也不是单纯依靠档案文献做出的。
当然，人们都知道回忆和口述资料有时是不可靠的，其误差足以导致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过去各国学者都依据师哲的回忆，把刘少奇访问苏联的时间认定为1949年7月2日以后，而俄国档案文件显示，实际上刘少奇在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即6月27日，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举行会谈了。但另一方面，回忆录和口述材料也往往能够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或纠正其谬误。
无论在中国档案还是在俄国档案中，至少到今天都没有发现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边会谈的记录，研究者不得不谨慎地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尽管师哲、康一民和费德林的回忆各不相同——来恢复过去的史实，否则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就必然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档案文献与口述、回忆材料可以相互印证，相映成辉。
在利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这就是，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往往容易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尽量利用这些文件，而忽略了追本穷源。其实他不应该忘记，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确如卡尔所说，有些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
近几年披露的档案材料显示，在1947年苏南冲突期间，苏联党和政府致南斯拉夫的信件以及共产党情报局的决议中，充满了对铁托和南斯拉夫背叛社会主义道路的指责。如果历史学家根据这些档案文献认为苏南冲突的起源在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就会做出违背历史事实的结论。因为更多的历史文献和资料表明，在当时所有东欧国家中，南斯拉夫制定和执行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是最接近苏联模式的。而要探寻苏南分歧的真正原因，就必须冷静而耐心地在这些文件之外和这些文件所隐含的内容之中去发现更有价值的材料，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另外，有些档案材料是相互矛盾的，或许它们都是真实的，但毕竟在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才使人们陷入了迷宫，这就需要通过考证、分析来辨明真伪或探明原因。不久前人们发现，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两份内容正好相反的档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有关文献公布的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表示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出中国志愿军援助朝鲜，而俄国档案馆出示的同一天的电报则显示，毛泽东提出了众多理由拒绝出兵朝鲜。
这件事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争论。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多数人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恰恰是这样深入的研究，才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两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对史实的认知中，即使是同一件档案文献，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做出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是因为历史事件本身发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而反映这一事件的某个和某些档案只是表达了当事人和文件拟定者对问题的主观认识，历史学家在使用档案时又往往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例如，对1949年初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讨论是否应该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往来电报，就有很不相同的理解。
俄国学者发表这些文件是想说明，斯大林同意充当国共和谈调解人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并没有企图阻止中国继续革命的动机。但也有一些学者在国民党的档案中发现了此前苏联驻华使馆为苏联参与调解国共关系而频繁活动的证据，如果在这种背景下再来品味斯大林的电报，就会看出斯大林最初的本意是要排挤美国而希望由苏联单独充当国共和谈的调停人，只是在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后，才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所以，后来的研究者必须把这些档案文献放到当时的复杂背景中去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凡此种种说明，俄国档案开放本身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人们解开以往的历史谜团，这里需要历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努力。这样说丝毫不是否认档案本身的重要性，而只是强调谨慎使用档案的必要性。如果在苏联封闭档案文献的昨天，人们侧重于呼吁开放档案和利用档案的重要作用，那么在俄国档案已经大量面世的今天，人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如何使用档案的问题了。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还没有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发表于《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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