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跟邓小平和陈云背后议论华国锋

胡耀邦跟邓小平和陈云背后议论华国锋


也许是30年代中共党内残酷斗争使然，邓小平远没有像胡耀邦那样政治理想化，他对子女舔犊之情和拍板镇压64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胡耀邦则一直保持他的政治理想情操以至于在挫折前大哭，清廉而对子女几不尽情。他是个好人清官，为官一方可造福百姓，但理想者万万不可治国，王莽就是胡耀邦之鉴。

师东兵在一篇回忆和胡耀邦1988年的谈话文章描写了胡耀邦跟邓小平和陈云背后议论华国锋：“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别看他表面上老实，其实一点也不老实，他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王莽，谦恭在外奸诈在心，是一个转面就把良心丧的家伙。” 且不说华国锋是不是象他说的那样（实际上华主席和胡书记都是政治菜鸟），耀邦把王莽视为外谦内诈的奸人实际上不懂历史，用现代语言说：王莽后来的形象实际上是后来儒生妖魔化的结果。历史上的王莽实际上不是一个伪君子，而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我在1997年读到葛剑雄《我看王莽》后，感慨道：好一个古代胡耀邦！所幸80年代中国未蹈西汉王莽新朝覆辙。

“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 王莽之理想和胡耀邦之理想不谓不高矣！王莽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和胡耀邦之比不分高下吧？但历史却给他开了大玩笑：身败名裂。胡耀邦比王莽幸运多了，却在无知中视王莽为奸人。

附：葛剑雄《我看王莽》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

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他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

初元四年（公元前四十五年）王莽出生在一个煌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

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己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名列九卿之首，按惯例应继任大司马。淳于长曾为成帝立赵飞燕为后出力，成帝感激他，封为定陵侯，大加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淳于长的妾许mi（

女靡）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氏想求皇帝给她复位，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mi（女靡）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此事让王莽打听清楚，就利用探病的机会报告王根，还说：“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接受了淳于长通过儿子王融送来的大批珍宝后为他在成帝前说情。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他们间有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的罪行，在狱中杀死。王莽主动揭发表兄，大义灭亲，顺理成章，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三十八岁。王莽执政后更加克己奉公，聘任贤良担任下属，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都分送给士人，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士出来迎授，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继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侄儿原定陶王刘欣。哀帝继位后，他的母家就成了新的外戚，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革职。王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一直闭门不出，对地方官极其恭敬，丝毫没有侯爷的架子。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

元寿元年，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家。

一年多后，哀帝病死，太皇太后急召王莽进宫。哀帝的嬖臣、大司马董贤被免职自杀，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太皇太后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fen1、涿郡崔发、南阳陈祟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元始元年（公元一年）正月，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不能让百官和百姓失望。于是太后下诏：王莽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深感惶恐，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最后朝廷下令：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三十六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平帝从中山国到长安途经各地的大小官吏都有赏；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可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宗室担任官吏被举为“廉佐史”的，可以补为四百石级别的官员；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

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九百零二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主太平盛世。

当年底，十四岁的平帝死了，当时元帝已经绝后，宣帝的曾孙辈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所以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二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是“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

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祟，但只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进攻宛城，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浩》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动大军镇压，攻灭翟义的部队。

赵明等本来就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令样瑞纷至沓来。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于脆做了个铜匾，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匾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匾里放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十一人写上，每人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捧着匾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匾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从阳朔三年（前二十二年）步人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三十一年时间。在《汉书·王莽传》中除了上回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这三十一年间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也就是说前面二十七年间王莽没有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

让他执掌朝政。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败。

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侈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四十三万万。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在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

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贵戚高官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

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往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各地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作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了，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来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咒诅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颐。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抑制谁，王莽却不明白。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侥幸分到土地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因为这是“王田”，不属于自己。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绘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来源：大耳博客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下诏实行五均六。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营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人，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切都要符合古义，惭复古代的面貌。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可以想像，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能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

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攻至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的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支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